这个标题是我在博客中国一篇文章里看到的，那篇文章虽然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我的思索，当然我知道，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先前虽然已经在多篇文章里谈到在民主到来之前，我们应该如何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促进民主早点到来（例如《以和谐的心推动中国进步》），但是，那与指手划脚、八卦到教人家如何去“生活”，完全是两回事。

“生活”应该是高于政治，高于“民主”的。民主政治在地球上扎根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之前，人类也一直在“生活”。所以，民主虽然可以部分改变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更美好，可民主未到来之前，我们还得生活，而且，对于大多数人，还得过“不民主的生活”。

博客中国有网友写文章指责传播民主、推广普世价值的人（也就是他所说的启蒙者）要对上海杨佳之死负责。他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宣扬那些个人主义和人权至上，教唆民众敌视政府的价值观，杨佳会那么生气，继而杀人吗？

他举的例子有些极端，但却有他的那套道理。确实，如果那杨姓兄弟是一位逆来顺受的臣民，他就不会那么激动，也就不会杀人，自然也不会被杀了。进一步推论：如果我们不提民主，鼓吹什么普世价值，弄得大家都心里痒痒的，甚至误导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自以为已经是公民了，甚至是主人了，从而没大没小，要行使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公民的权力，动不动就要挑战权威，监督政府，揭露腐败，要上访等等，这个社会会不会真的更加“和谐”呢？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生气的人，即便人家把我们当屁民，我们也感激地笑着翘起屁股。

按照这位朋友的逻辑，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推论：在强奸案发生后，不去追究强奸犯，而是和声细语地告诉被强奸的妇女如何在遭受强奸的时候，摆正自己的姿势，让强奸来得更顺滑一些……

对于这件事，我想用一个治病救人的例子来谈谈我的看法。如果有一个人病了，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么，我们应不应该告诉他？

我认为，应不应该告诉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认为告诉他对他及早治病有好处，因为他得的那种病可以治愈，早动手术早好，拖下去的话，就小命难保；第二种情况则是病人得了无法治愈的癌症，我告不告诉他，他都会死。这种情况下，我和大多数医生一样会选择不告诉他，否则，只会让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那其实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

说到中国的前途，说到民主、自由和法治，情况大体相同：到底中国有没有希望？到底我们这个社会能否进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公民社会？法治、自由和民主会降临中国吗？如果不能，那么，我现在整天在这里鼓噪，把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法治、自由和民主说得天花乱坠，弄得年轻人都不想生活在当下了，我这不是害人吗？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没救了。我认为民主、自由和法治一定会到来。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是理解我的博文的，他们从我博客里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并更积极和乐观地生活着……

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确实在读了我的文章后，有些被“误导”，在他们自以为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之时，产生了迷茫，甚至对现在的生活也失去了乐趣。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两个小时前，我打开了和讯博客的私信，其中一封信这样写道：“我所有的垃圾思想都来自您的博客。原来我是一个思想单纯而快乐的人，而现在心中总有那么多的不平和烦恼，而这一切都拜您所赐。这样的遭遇不知能否成为加您为好友的理由？”

如果只是今天收到这样一封信，我不会写这篇文章，然而，这种来自年轻人的信，我不是收到一封，也不是一百封，电子邮件和博客信箱里应该已经存有上千封了。就在昨天打开邮件时，还有两位年轻人写来了几乎一摸一样的信：杨老师，一直阅读你的文章，民主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真觉得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你能告诉我如何出国？你能帮助我吗？

还有更极端的，追看我的文章一年两年了，终于审美疲劳，终于顶不住了，大喊一声：你让我每天都想着民主自由，可我又得生活在这个G8现实里，你不赶快把民主自由弄过来，你这不是毁我吗？我现在都失去了生活的乐趣，都快阳痿了……

说实话，如果我们不摆正理想、思想和现实的位置的话，不把政治和生活适度分开的话，很可能还真有大问题。也许有人要指责我，说我写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或者言行不一。是的，在对待我的年轻读者时，我确实是有所顾忌的。我想送给我大多数读者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像伟人一样思考，也可以像思想家一样写作，但你最好像一名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生活”。

那么，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举个例子，我和我的读者是坚决反对腐败的，我以前也号召过大家一起反腐败，可我却同时深深的认识到，如果按照现代文明界定“腐败”的概念，那么，这种腐败已经深入到我们政治、社会和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你自己的肌体和大脑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真要求受我影响的读者不但要揭露他们单位领导的腐败，而且要以身作则，不能涉入任何腐败和不正之风，说实话，以我对中国的了解，读者们迟早都会背着背包，到我家门口来，要求我养活他们的。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当然，我不能指导年轻人选择某种生活，更不能阻止他们选择某种他们自愿选择的生活。如果你真要在一个远非公民社会里生活得像一位“公民”，在远非民主的社会里先过上“民主”的生活，在一个主人管着你的社会里却把自己当成主人，我不但不会反对，而且会尊重你，为你喝彩，并被你感动。但你知道那条路有多艰难吗？你知道自己会因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我知道其中的滋味，特别是对亲人的歉疚，你一辈子都还不清。所以，在任何时候，当年轻人问我该如何生活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过中国“特色”的生活吧。我真的不愿意误导年轻人，让他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牺牲现在的生活，甚至提前过那种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的“极端”生活——虽然，我知道，真正“极端”的其实不是他们，而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今天的话题有点沉重，我也不愿意继续深入下去，最后，来点轻松的吧——

民主到来之前，我知道怎么生活，除了继续为一日三餐奔波之外，尽量把业余时间都用来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而且不求他人，只要求自己，尽量做到“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倒是有点担心，民主到来之后，我老杨头怎么生活呢？到那时，我这些冒着风险，让那么多网友深夜阅读并热泪盈眶的文章成了真正的“垃圾”，连小学生都知道了，我还能写啥？民主小贩还能贩卖些什么？

我琢磨着，如果有钱，我会去开一个小商店，或者小书屋，没钱的话，就到路边摆小摊——希望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还不至于老到摆不动小摊。也希望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路过老杨头的小摊时，能够稍微停留一会，和我一起回顾那段我写博客你看博客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

杨恒均 2009/11/26

岁末年初的两个月是我休假兼读书的时间，一般都远离喧闹的大陆，远走他乡，两耳不闻中国事，一心只读我想读的书。连每天的上网时间也限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当然，电子邮件是不能不打开的，这毕竟是我同外界最常用的联系渠道。

仅仅这两天，就有十几位读者通过邮件发来了“命题作文”：某某地方被强制拆迁、机场滞留而不能回来的同胞、深圳颁布了如此荒唐的访民规则，还有福建三位因言获罪的朋友身陷大牢，当然，更多的是关于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厂……

出国前到将要受到垃圾焚烧厂影响的丽江花园去看朋友，问一位房产公司的代理如何看垃圾焚烧厂，他无奈地说，政府说没有毒，只不过夏天会有垃圾臭味吹过来，不过，别担心，不只是丽江花园的居民闻得到，估计有三十万人的居民都受到影响。

我大吃一惊，广州闷热的夏天已经够呛了，再加上垃圾的味道？这是二十一世纪正在崛起的中国南方最大城市的体味？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区建立垃圾焚烧厂？我走过世界上那么多城市，有哪一个现代化城市里的三十万——或者说三万居民，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会和焚烧垃圾的味道共处？做出此项决策的官员们，你们的嗅觉是不是有毛病？

单单嗅觉出毛病还关系不大，但很显然，他们的眼光也出了问题。就我在广州买房后的短短十年经验来判断，不到十年，番禺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区域将会成为另一个人口集中的繁华区域，到时受到垃圾臭味袭击的人口就不是三十万或者四十万了。可为什么官员们做决策时如此的鼠目寸光？

有人说了，人家眼睛盯着钱袋，不用看到更远。再说，现在建，到时可以再搬迁嘛。是啊，正如我对中国城市的观察，马路上施工过的新土还没有干，就又被扒开了，不停地埋管子，换设备，都是垄断企业一声令下，你不更新设备，断你的气！结果，水泥地和柏油马路几乎被翻熟了，当然，据经济学家说，每“翻”一次马路，GDP也会跟着翻滴。只是可惜了纳税人的血汗钱。

不过，对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厂，我一直不太介意。原因很简单，在这么近居民区的市区范围内建立垃圾焚烧厂，不可能不触犯众怒，到时民意难违，有好戏看，我就打酱油路过，或者围观一下，最多做两个俯卧撑。果然，昨天广州就出现了大批居民上访的情况。我想这一下领导应该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吧？

据说昨天上访过程中出现一个很牛的现象，一名警察走进举着各种标语牌的静坐的人群中，要求上访的群众推选五位代表进去见领导。结果，群众异口同声地喊道：你们选五位领导出来见我们！

在邮件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简直被彻底雷倒了，几乎是目瞪口呆，多牛逼的主人翁精神啊，多牛逼的二十一世纪的广州啊，多牛逼的公民啊——这种公民，怎么能够咽得下垃圾的臭味？

不过，当晚看到的消息和邮件却令人沮丧，公仆们没有出来见“主人”，口气反而越来越强硬。同时，一封老友的电子邮件证实缺乏政治嗅觉的不是那些领导，而是我杨恒均，“目光短浅”的也不是决策者，而是我老杨头。

朋友在信里告诉我，垃圾焚烧厂涉及到一些大人物的利益，大到能够让广州当局挺起腰板，大到连汪洋都不能挺起腰杆；和厦门PX不同的是，厦门民众有开发商的支持，而番禺这里，本来就是广州比较没有地位的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以前都是农民的地方，更不用说背景了。

朋友说，这次估计没有办法扭转他们的决定了，有钱的想办法搬家吧，没有钱的可以买口罩，或者适应几年，鼻子也就习惯了。至于说是否有毒，也只有政府说了算，对于我们这些和屁民一个级别的垃圾民来说，只有等到能够“开胸验肺”，或者毒死几个给他们看看，估计才会有效果，不过到那时，现在的决策者早就赚得满满当当地退休了，新上任的也正好想建新的垃圾场，从而从新分配利益……

朋友的来信话锋一转，大有推不倒政府决策就向我老杨头撒气的架势：你小子，整天鼓捣什么民主自由和法治啊，这么重要的有关民生的事，你躲得远远的，你即便不回来和我们一起上访，也应该写点什么吧？你真让人失望……

各位，朋友说到这个份上，还让我如何静下心来读书？其实，你知道我每个月收到要求我关注的上访，希望我写文章呼与鼓的信件有多少吗？我就是每天去一个地方，每天写一篇博文，都远远不够。而且，说心里话，我那些博文真有什么作用吗？真能够帮助到上访者吗？

我知道看我文章的大多是和我一样的无权无势的人。我写博客，他们留言，通过这个方式，展示我们这些无权者的权力。仅此而已。

再说，经过对全国各地上访的观察，我感觉到上访的作用实在是很微弱的。这么多年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上访，掌握权力的人真正解决了几个问题？而更可悲的是，那少有的几个被解决的问题，上访者最后得到的，远远少于他们付出的。更不用说，能有几个上访的案子真正推进了规则、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可是，上访却是我们这个神奇国度里民众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也是一种和写博客一样的“无权者的权力”。盼望开明的皇帝，祈求大公无私的包青天，跪求良心发现的“父母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写这个问题，我不是不去上访，而是想找到更加有效的“上访”办法。我甚至不忍心多看中国目前的那些上访案子——它们只让我看到了以眼泪和血汗铺成的上访路，以及掌握了权力者的傲慢和无耻。

在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除了和你一样，跪下来祈求，否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唯有继续写博客，继续看书，继续走我的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看到上访的希望，或者其他的希望——所以，对不起了，各位，今夜，我继续读我的书……

今天晚上我读的书中除了两本世界哲学，一本小说之外，还有一本是长达1000页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很吸引人，一直看到深夜两点多钟，仍然不想睡觉，正准备放下书时，被一句熟悉的话吸引了——

在克林顿竞选胜利在握的时候，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司机看到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好像要上访的民众。当时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

就在接近那堆人群时，克林顿看到了那队人，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来，然后，他领着夫人希拉里走下车，后面跟着自己的竞选团队，来到几十个美国市民中和他们讨论自己的经济政策和环保、医疗改革，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他看到了什么？那些美国民众给他下跪了？写了肉麻的欢迎标语？还是他需要在这里拍下亲民的镜头？都不是，当时那稀稀落落的民众挺胸抬头，趾高气扬，歪歪斜斜地站在路边，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标语——不，他们写了一个牌子，就像昨天广州上街的市民举的那种牌子，只是美国市民举的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

克林顿看到的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触动了掌权者的神经，于是，他谦卑地走下了竞选大巴，像一个仆人走向自己的主人那样。是的，那些人不是来请求和他见面的“访民”，而是要给他下指示，听他解释自己的政策的“选民”；他们不是来恳求他如何制定政策，惠及民生的，他们是来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管你多忙，你都应该停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说说你的政策，他们满意了，他们将选你当总统，将把权力交给你，将让你未来八年住在白宫里！

这个故事我其实早就听说过，但第一次看到克林顿讲述，并且是在我的朋友们在广州上访了一天无果，在我想为中国的访民们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在我准备用自己的博客“上访”的深夜里……

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了几千年的权力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背后，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解决腐败的绝对权力的唯一办法是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只要不是你手里的选票把他们推到权力的宝座上，即便你已经把自己当公民，把自己当主人了，喊出了连美国公民都喊不出的“你们选五个领导出来见我们”的无与伦比的名句，又能怎么样？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主人啊？

杨恒均 2009/11/23

好几位朋友写信给我，督促我就国企兼并山西私人煤矿的事写两句，按说，这是典型的“国进民退”，实在是逆历史潮流的搞法，写写也是应该的。可是，由于最近比较累，已经提前进入圣诞和新年假期状态，加上和儿子一起有点乐不思蜀，所以，就迟迟不愿下笔。当然，文思迟滞也是一个原因，造成这个原因的原因则是我有了点情绪。

上次到墨尔本，朋友告诉我那里有一位大陆来的煤矿老板的儿子，来到澳洲不到半年，先是用现金买了宝马，随即又换了崭新的奔驰，据说还要换比奔驰更酷的跑车，当然，这速度与他换女朋友相比，实在算是慢的。不停换女朋友的结果是，他无法过语言关，也就换不成学校。这位煤炭老板的儿子最近有点不高兴，可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无法上学，他不高兴的原因正如他对同学讲的：最近中国生意不太好做，我爸现在一天才赚75万……

这次到悉尼，又听到一个煤老板儿子的故事，据说这位不换女朋友，租了五六个地方，一个地方放了一个女朋友，一个也舍不得换掉。有意思的是这些女朋友还都是大陆来的官员们的千金。只是最近他老爸突然给他打电话，说煤炭生意可能要被当官的抢走了，他问儿子手里现在有多少钱。那儿子说，还有几十万啊，老爸一听就摔电话了：老子不是给了你一千多万，才两年不到，只有几十万了？

听了这两个真实的故事，我平时如泉涌的文思就迟滞了。毕竟，我也是有感情的，既然有感情，有时就会感情用事滴。我杨恒均总不能每天都高谈阔论，政治正确吧？有些事情的内在逻辑挺逗的，不是大道理就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例如，这煤老板本来是与官府勾结才能够发财的，发财了，却去玩弄官府那些尚无法贪污到大富大贵的官员千金；可是转眼之间，这官员又要开始没收煤老板的财产了……你说，这不正是中国朴素哲学思想中的因果报应？

再说，你什么时候听说腰缠万贯的煤老板对个人的权利有过兴趣？更不用说他们拿出九牛一毛来维权了，我倒是听说过穷得叮当响的北京律师千里迢迢去为山西的煤老板维权。

我以前就经常对父辈那代人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你们当土豪很久了，霸占田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能告诉我，你们有田有地的时候，想到给这个国家和普罗大众做点有益的事吗？或者试图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的制度？

例如，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在大陆也好歹折腾了几十年，死活不肯设立这个地球上迄今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权益的宪政民主，最后不是被赶到台湾岛？再说，共产党中起来领导打土豪分田地的领袖们，不是地主富农，就是资本家的后代，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报应其实是中国历史无法走出的恶性循环。中国上下如果不思改革，这循环还会继续，而且可能循环得比以前都要快。不过，现在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和中国几千年历史不同的是，恶性循环无法打破，但我可以把子孙后代送到循环以外去——送他们出国！你再怎么循环，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吧？

最早是高干子弟出国的多，后来是富翁把孩子一个一个送出去，留了后路，再后来连要为一个美好中国奋斗的知识精英们也歇菜了，急不可耐地把独生子女送到海外与达官贵人的子女们一起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更让人震惊的是，最近有迹象显示，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的打工仔，也开始为襁褓中的独生子女攒钱留洋了……

其实，如果有其他的选择，谁愿意把子女送到一个文化和语言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中国人是最注重家庭的，我们不是因此常常嘲笑西方人家庭观念淡薄，父母不关心子女？可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西方父母忍心让未成年的子女到一个异域去学习和生活？

而且，你知道中国大陆出来的孩子们都在怎么生活吗？每一次到澳洲、新西兰和美国，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听到那些留学生的故事，我都很难受，也为他们父母觉得不值。我不排除这些孩子今后有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的精英，甚至还会继续出现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为整个中华民族争光，但代价是什么？是更多的孩子始终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或者在学生阶段就出事了，而那些看上去没有“出事的”，又有多少心理和性格受到了伤害，谁知道呢？

可我不能告诉中国的家长们，不要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因为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的悲剧相比，把孩子“流放”一样送到海外，至少是一个保险的做法……

说了这么多尖酸刻薄的话，我也想表示一下，对孩子们，我始终是关心的。例如去年一些留学生爱国爱到失控，在人家国家横冲直闯，我当时就凭自己的经验，旁敲侧击地提醒他们要注意后果——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但也差不多了。 

首先，由于部分留学生不照顾人家的“国情”而过早地暴露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实力，结果他们受到了所在国家政府的报复，目前在美国和澳洲，对于毕业后的中国留学生就业，特别是政府部门和高科技公司，都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有些是明文的，但更多是心照不宣的，也有内部掌握的。

其次，海外留学生去年澎湃的爱国热情是从大陆网民传过来的，他们作为中国愤青中唯一享受游行示威自由的群体，义无反顾地冲上了法国、美国和澳洲的街头。可是，他们不但过早地把力量暴露给了资本主义，也同时暴露在大陆那些爱国爱红了眼的愤青眼中。

国内情绪多变的愤青在利用了这些海外留学生之后，海内外“爱国者”们在“爱国”的大旗之下短暂地结盟之后，迥异的利益最终让他们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就在五星红旗遍布欧美之后不到两个月，大陆互联网上质疑之声四起：这些不用再喝大陆毒奶粉的年轻人是谁？他们的家庭都是什么背景？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在外国留学？他们毕业后有多少回国的？

进入2009年，我通过自己文章的跟贴明显地感觉到，当初那批对海外留学生上街叫好的国内“民族主义者们”，开始把“爱国”的长矛对准海外留学生。以致当这些海外留学生在当地受到欺负的时候，国内的网民不但不再是支持，甚至在有非常死亡事件发生在海外留学生之中时，国内互联网上的“活该”叫好声代替了同胞之间应有的同情（见我的多篇描写澳洲留学生的文章）。

第三，不过，和这些国内愤青的仇视相比，还有更让留学生的家长们恐惧的。我最近收到的信息显示，海外留学生的家长们感到大事不妙了，他们也是最早为海外留学的子女的“爱国热情”泼冷水的。

原因有这么两个，一个是部分家长认为孩子还年轻，不懂得国内的事，希望他们成熟点后，看问题更全面时才“参与政治”。但更重要的理由则是家长们感觉到国内互联网上的“民意”越来越对他们不利，例如经过海外留学生的折腾，大陆网络上一片呼声，要求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长们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尤其是那些官员背景的。

难怪，一位澳洲留学生向我描述这样的情景：当一些家长看到他们的子女出现在国内电视画面时，几乎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据我这些年涉内和涉外工作经验所知，中国目前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长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经得起“严查”：贪污腐败的当然并不占多数，但灰色收入，以及偷税漏税，足足可以让绝大多数家长们吃官司——

当然最让留学生和家长们恐惧的不是“民意”，而是“官意”，最近这几年，在胡温的领导下，“官意”也多多少少反映了一些“民意”，例如就从去年海外留学生像抗日战争时候的百团大战一样过早的暴露了实力之后，阳光法案虽然没有能够实行，但中纪委已经开始要求各地官员必须如实汇报子女在海外留学的情况……

今天就到此为止，顺便一起回复几位朋友的短信，三位朋友在前两天发来了几乎相同内容的问候：老杨头，冬天到了，寒潮来袭，又有流感，请注意保暖……

谢谢哥们姐们啊，我此刻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悉尼，这里的冬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正是盛夏，最近几年我每年都过两个夏天……俗话说，冬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老杨头则说：既然一年可以过两个夏天，为啥一定要过冬天呢？

不过，这里的夏天也有让人郁闷的，例如圣诞节要到了，这里不但不会下雪，气温竟然高达三十度，加上又有流感来袭，结果我今天在大街上见到一位给孩子派糖果的圣诞老人——他热得竟然穿一条红色的大短裤，却带着一个大口罩子……

杨恒均 2009/11/23 悉尼

这是上一次回澳洲听到的故事，虽然感同身受，但毕竟不是亲身经历，所以也就放下了。然而，不知道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还是心灵感应，刚回到大陆才两天不到，电子信箱中竟然有三封来自残疾人写给我的信，其中一位还在Twitter 里给我留言了。他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癌症患者，经过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最近要毕业了，忙于找工作，可是一提起自己曾经是癌症患者，就没戏了。他给我写信，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否帮到他。我只能客气的回信劝慰他。我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也许我可以写一下澳洲的小故事？如果没有收到他们三位的来信，我本来可以写得很顺畅，可是，看了他们的信，我反而不知道是否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因为这个在澳洲根本不算什么事的故事，听在我同胞的耳中，不但对他们没有帮助，甚至会增加他们的伤感。我不想大伙像何院士那样喊出：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我也不想另外一批人冲我叫嚷：老杨头挟洋自重……

今天打开互联网，看到一则来自博客的新闻：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张在元病危期间遭校方解聘，将独自面对医疗和生活费用……网友们一如既往地义愤填膺。我打开信箱，果然，又有几位读者给我发来了“命题作文”：杨老师，你应该呼吁一下；老杨，你想见死不救？老杨头，你现在离民众越来越远了！……

回顾一下最近的博文，看上去确实有脱离民众之嫌，好像一直在高谈阔论民主、法治和自由，然而，自己不懂得追求民主、法治和自由的人，谁又能够真正帮到他们？算了，不讲大道理，我还是讲故事吧。

没想到，在澳洲当残疾人这么幸运

朋友是新移民澳洲的大陆人，刚到一澳洲公司上班不久。有一天说起她所在公司雇佣了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工作人员，我们谈了起来。我知道按照这些国家的一些规定（或者不成文的规定），雇用工作人员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聘用一些“身体不方便”（西方对“残疾人”的叫法）的人，政府会在税收等各方面给雇用这些人员的公司优惠。朋友说，国家对公司有什么优惠她不清楚，但公司雇佣这位智力有缺陷的澳洲人只需出一半工资是事实——

只出一半工资？那不是歧视？我打断她问。

另外一半由政府福利部门出。朋友告诉我。

这倒是我第一次听说，朋友又说，对于公司，损失并不大，反正我们公司也需要一位负责收发信件的专职人员，这位智力有问题的雇员虽然和常人不一样，但生活还可以自理，收发信件，以及交办的事情也基本可以完成。

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但并没有结束。朋友意犹未尽，对我说，一开始和一位“弱智”一起工作，以为会不习惯，可是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位需要照顾的人在公司工作，全体上下都对他小心呵护，弄得很温馨的，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士气。

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他工作能胜任吗？总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

她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就是有大的区别，也被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填平了。不过，有一次，公司收到一个快递到楼下的箱子，他搬上来了。第二天他说腰有些疼，公司领导很紧张，问长问短，可能还给他父母打了电话。但他最后说没事了，大家也就不再议论。可当天下午，澳洲政府福利署就派了两个公务员到公司来，他们对那位雇员进行了简单的检查，随后交代公司老板：今后超过一定重量的箱子，不能让他搬！

朋友学社会福利署官员的口气，听得我心头一颤，因为这口气太霸道，在我的国家，只有警察才会用这种口气，而在这里，竟然是命令一个公司的老板如何善待一位残疾员工！

我正在想这事，朋友又说了一件事，这位智力有缺陷的员工毕竟还是脑袋里缺了一根弦，例如，他为了错开上班高峰期，竟然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公司。当然公司也有和他一样赶早上班的员工，但并不像他一样每天都提前一个小时。这件事又被公司知道了，报告了政府福利部门。结果政府竟然又派了两个公务员来到公司，两位公务员好像秘密警察一样，把公司检查了一遍（检查这里的环境和所有设备是否对一位孤身的残疾人造成威胁）。检查完毕，可能没发现什么隐患，于是开始做他的工作，循循善诱地告诉他，不用那么早上班，这里早上没有人，要是身体突然不舒服，没有人帮助你，怎么办？上班准时就可以了，如果真迟到了，请一个假就可以了……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可我却意犹未尽。其实，这只是一个在澳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事件，如果我把它当故事到处讲的话，人家一定会认为我是弱智。可就是这么一个“弱智”的故事，却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并莫名的感动。

当然，如果你细心的话，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关于澳洲公司如何雇用残疾人的，而是两个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如何就这样一个普通的故事进行交流，那表情、那语气，以及那种心情——才真正够得上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的高潮也不是出现在故事中，而是出现在故事结束后的几分钟，当那位讲故事的朋友突然叹息了一声，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在澳洲当残疾人这么幸运……

我在国外最屈辱的一次经历……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在美国很风光的一段日子（《我曾经是最牛逼的愤青 》），但我一定没有告诉你我遭受的种种曲折，甚至屈辱吧？现在告诉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小事。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底，我们有一个活动，到佛及利亚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参观最先经的航空母舰和洛杉矶型核子潜艇。参访后我和一位美国的律师（我一直怀疑他为中情局做事）以及日本防卫厅情报处的日本人一起聊天，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危机，黄金升值。我顺口说，真的啊，太好了，我有十几两黄金……

我的话音刚落，他们两位就同时住嘴，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又看向我，那眼神——就是再不敏感的人，也应该看出是混杂着惊讶、不解和鄙视的，何况是敏锐如我？

我能够感觉他们为什么听说我买了十几两黄金的时候面露鄙视，但直到后来，我和那位日本朋友更熟了之后，才得到了证实。作为一名爱国的愤青，我在其他方面都能够为中国据理力争，努力做到和这些比我年纪大不少的美国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但我却无法提高中国的人均GDP，也不能改变中国人在他们面前穷困潦倒的印象。这些是不争的事实。你穷了，再怎么吹牛，再怎么愤怒，人家还是看不起你。

所以，我的自尊心让我在他们面前时不能显出穷酸相，也是当时我认为自己爱国的一种表现。而这一点对于我却并不困难。和绝大多数大陆出来的中国人不同的是，在我到美国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被政府派到香港的中资公司工作，领导考虑到我年轻人花钱厉害，好像给我的工资标准一直是按照香港人给的。记得大陆工资只有几百元的时候，我就拿到一万多元一个月了（又不必像香港人一样买房子），所以，那些年下来，我就有了一些积蓄。这些积蓄让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可以“耀武扬威”，为国争光，例如那个日本防卫厅的情报官买什么车，我就买比他好一点的……

可是，我却没有意识到，在刚刚互相认识的前几个月，他们是对我有看法的，毕竟我比他们年轻很多，才三十出头，又是从人均GDP 和非洲大多国家例如安哥拉一个级别的中国大陆过来的公务员。在美国和日本，这个年纪和级别的公务员，生活是相对比较穷的。

他们的怀疑终于在黄金那件事上暴露出来，十几两黄金并没有多少钱，可是，买来作为备用的投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后来，当我多次和他们沟通后，他们总算明白了，原来我算是大陆公务员里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我拿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香港）的工资。

后来，那位日本情报官和一位台湾人都直言不讳的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向他们解释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是大陆出来的贪官污吏的。他们说，中国大陆的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说来惭愧，毕业之后我一直在涉外单位工作，仿佛是一个象牙塔，还真对中国的现实不太了解，他们口中的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竟然把我也误认为是贪官污吏，让我很吃惊。后来，当我不在总是自以为代表中国像一个好斗的公鸡向全世界叫板的时候，当我更多地关注中国民众的情况的时候，当我一想到那次人家鄙视我的眼光，我的脸，还会发烫发红……

其实，和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遇到过很多不愉快，例如歧视、不公，白手起家的艰难，以及不能习惯外国生活等等，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反而是那件不起眼的小事——那种蔑视我也顺带蔑视了我的国家的眼神，让我至今感觉到如此的屈辱。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有一种“富裕”，不但让你脸上无光，甚至会让你的国家蒙受屈辱。

致富光荣，但有一种“富裕”却让中国蒙羞！

两个故事都讲完了，我顺手写来，不知道你是否清楚我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故事为何放在同一篇文章里？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根本无法和澳大利亚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家讨论到中国的残疾人以及武大教授生病的事时，我讲澳洲残疾人如何得到妥善的照顾是不太恰当的，甚至像有些我的晚辈愤青们所指责的：老杨头别有用心。

可是，我们也确实看到或者感觉到：中国强大了。我们不但有核子武器，还有航天火箭，我们的军威无人能敌，我们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这都是好现象，但如果“好现象”始终无法显示在人均GDP上，或者普通老百姓只是在国家强大的光环下“被富裕”了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

每次回国和中国的一群精英在一起，都让我跌破眼镜，他们左看右看，总是觉得西方低估了我们的人均GDP，你看，我们生活得像非洲人吗？中国像安哥拉吗？他们却从来不从另外一个角度算一笔帐：当人均GDP不变的时候，你的富裕就是他人的穷困；国家的强大，就是老百姓的弱小。

前一段时间武汉大学还出了一个新闻，副校长等一帮人贪污腐败、收受贿赂，据说金额巨大，所以不能不动了。我倒想请大家算一笔帐：那次贪污腐败中流失的纳税人的钱能否维持一个垂死教授的医疗费用？

显然是绰绰有余的。那么，我再问你：武汉大学有几个教授得了这种张在元先生那种怪病，需要那么多钱维系生命？当然不会太多，应该不会有第二个吧。而如果我再追问一句：武汉大学只有被抓的副校长是贪污犯吗？只有他贪污了纳税人和国家的钱吗？我想，你都不屑于回答我的问题吧，你笑了。因为我们谁都清楚一个真理：现在几乎是无官不贪！

举上面的例子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武汉大学按照合同解雇那位生病的教授也许不违反法律，但当我们民众心里都知道国家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却一再被武大副校长这种人贪污腐败了，同时却眼睁睁地看着一位知名的老教授因为生病被解雇也许最终将落得无钱治疗的时候——网友们能不愤怒吗？

一个国家要强大，总要有人先富起来，可是总不能一直靠巧取豪夺、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吧？我们一直在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没有人情味，可是你到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澳洲去看一下，看一下人家的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看一下有多少人无钱看病？我们以前集中几亿人一起攻击的那些邪恶现象，想不到今天竟然一古脑地跑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这些年，一边是看不起病等死的人，残疾人在大街小巷乞讨，一边是国家的公务员们贪污的金额屡创新高；人民的公仆们腰缠万贯到世界各地旅游，一掷千金；世界各地最昂贵的豪宅都被一个人均GDP比人家少几十倍的国家的高干子弟和达官贵人们抢购了……这样的事总让我想起自己的那段经历，我心里就直犯嘀咕，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知道，有一种致富等同于犯罪，有一种富裕，是国家的耻辱？

杨恒均　2009-11-19

《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

《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这些天一直想写点东西回应王炼利大姐的文章，她的《奥巴马当选时写给杨恒均的一封信》感动了很多读者，自然也包括我。今天又看到李悔之兄写的一篇《时间开始了，王炼利们的梦破碎了》，更是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切，大概都是我那篇《我有一个梦！——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意义》惹的“祸”，按说我应该好好写一篇回应的文章，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思来想去，竟然直到昨天才想出了这么一个题目：我为什么写博客？

如果不写博客的话，我根本不会认识这些令我尊敬的哥们姐们。不管王炼利大姐是不是“最著名的下岗工人”，不管她独自一人承担的研究是否让她已经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在我的眼里，她和我一样，是一个“写博客的”；至于李悔之兄，也一样——“一个写博客的”。同样写博客的还有上次和我一起参加2009年中文网志年会的猛博们，以及中文互联网上6000多万的博主们！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写博客呢？

以我看来，肯定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追名逐利”，因为很简单，迄今为止，靠写博客发财的机率，应该比卖茶叶蛋或者搞传销发财的要低很多，至于出名——有几个名人是靠写博客出名的？如果每年写上百万字的博文可以出名，有人愿意试一下吗？同样，我想加几句，不排除一些朋友利用博客练笔，写好了，被编辑看重了，就登堂入室，到有稿费的平面媒体开专栏，当编辑，甚至进入体制内当老师、当学者，大展宏图，这些都无可非议。但对于我，以及还有和我有类似情结的博主们，写博客就是写博客，在这个国家，写博客本身就是很高的目的，就是有意义的，不必把写博客当成手段，当成垫脚石和桥梁。

对于我，如果你一定要继续追问为何要写博客的话，我还想引用今天奥巴马在上海和中国青年对话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但是我也应该很诚实的告诉各位，作为美国总统，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听到人们在批评我，我认为很自然的。”

奥巴马这段话无意中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我现在有点后悔没有到上海去亲耳听他讲这段话。在奥巴马到上海的四天前，美国政府方面打电话联系我，问我是否有时间到上海参加奥巴马和中国青年的对话活动，听完演讲后有提问的机会。我当时以已经买好机票，和儿子有个约会而推脱了。

当然这是事实，可还有一个更大的实情是：过去一两年，我一直在起劲地表扬奥巴马，推崇美国的价值观，引起他们注意也是正常的（不注意说明他们失职）。能够被美方邀请而不是被中方安排，应该是一种荣耀。然而，我无功不受禄——我写那些表扬美国的文章都是为了中国，而不是美国，我不想大家误会。而且，如果我去听奥巴马演讲，提的问题肯定会让他不那么舒服。再说，我是一名写博客的，不是活动家。所以，我没有去见奥巴马，而是见了我的儿子。

现在想一下，也许我真应该去，为啥？因为奥巴马回答的这个问题竟然是他指定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提出的，那洪大使装模作样地说自己的问题来自网友，其实，很可能是早就安排好的。13亿中国人啊？这不是欺我堂堂中华无英雌？复旦大学啊，我的母校啊——你们问的那都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把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够真正崛起的问题留给美国大使来问？

这是我唯一后悔没有到上海参加奥巴马演讲的，因为如果我去了，至少能为中国人挣回一个面子，别让美国人和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认为中国大学生连提问都是事先请示和安排好的。包括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祖国花朵们。还记得20多年前里根总统到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时，走进正在上课的国际政治系（我所在的系）课堂，然后我的学长们一个一个站起来，好像突然想起了某个问题，其实是把早就安排好的问题提出来，那时，我是低年级国政系学生，在对面教室里隔窗看他们表演，充满了向往……

奥巴马的回答实在太坦诚了，我虽然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如果给任何一个西方领导人和政府们自由的选择权，他们也许都会选择压制言论自由，反对舆论监督，甚至愿意到北朝鲜去当总统。可是，不愧为是奥巴马，只有他才会如此坦诚地说出了我早就反复重复了多少遍的道理。

大家只要想一下，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是用来对付谁和保护谁的？声名狼藉的尼克松总统喜欢言论自由吗？被拉链门折磨得遭到希拉里抽耳光的克林顿喜欢舆论监督吗？再想一下，上任时的民调比奥巴马任何时候都高的小布什总统后来如何被媒体修理并被讽刺得体无完肤？他能够是美国言论自由理念的捍卫者吗？

但他们都没有奥巴马这黑小子如此真诚，只有奥巴马一语中的：作为美国总统，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啊。可是，美国的信息是自由的，所以，奥巴马没有办法。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不是美国总统赋予民众的，而是民众用来监督政府和总统，用来保护自己的。换句话说，美国之所以有言论自由，有自由的信息流通，不是因为有奥巴马，而是有了宪法，有了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有了每一个都知道如何使用言论自由之权利的公民！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奥巴马无意中回答了我的问题吧？在一个媒体基本上都属于政府的地方，任何信息的自由流通都是打折扣的，更不用说真正的言论自由了，除非你们碰上的那些领导人都比奥巴马高尚几百倍，或者说早已经没有了“人性”——变成神了，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施舍你言论自由，让你享受信息自由流通的“权利”，或者，他们自己设立媒体，然后让他们领导的媒体来监督他们自己。

而在我们说到的那个神奇的地方，迄今为止，只有那么一两个虚拟空间里的精神家园，还没有被完全收归“国有”，还有相对的自由，如果你不是为了赚钱，不追求点击率，也不是把它当成今后登堂入室的垫脚石的话，它还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精神家园。——我说的就是博客！

所以，我写博客。

并在此向李悔之兄，向王炼利大姐，以及所有在自己的精神家园讲述真实的故事，流露真实的感情，传播真实的道理的博主们致敬！

借此机会向博客中国，以及各大博客表达一个博主的谢意，你们也许在开发技术，在做生意，在创造财富，但与此同时，你们也和成千上亿的博主和网友们一起，在创造历史。

杨恒均 2009/11/16

大陆的电视屏幕上活跃着一群来自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节目主持人和嘉宾。从央视到凤凰卫视的海峡两岸节目，都少不了他们带点台湾口音的大声言说。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对台湾历史、社会和政治制度如数家珍，无论说起台湾的哪一个方面，都更有说服力。而大陆的专家学者们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电视台请台湾嘉宾当然是谈论台湾问题和海峡两岸关系的，而他们最吸引大陆观众眼球的地方就是大胆批评台湾政府，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对台湾政治体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一开始，当这些来自台湾的同胞在大陆的电视上指名道姓批评台湾总统的时候，有些大陆同胞就犯迷糊了，老辈人甚至有了“这位台湾嘉宾大概是刚刚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吧”这类疑问。当然，新闻里好久没有报道有驾机起义的事了，虽然每一次林毅夫在电视上露面时，播音员还是不失时机地配以“他当年是靠两个篮球渡海叛逃到大陆”的画外音，可毕竟，大陆人更多的是从小道消息听到又有多少大陆偷渡客被台湾当局遣返的消息……

大陆这些年的新闻电视清谈节目也总算开始和国际接轨了，不再是清一色的新闻联播或者春晚式的歌功颂德，部分引进了西方和台湾等地政论节目的模式，注重争论和批评。当然，即便接轨了，也仍然保持着中国特色，例如，激烈是激烈了，批评是批评了，但激烈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外国和台湾等地的政府和当权者。即便如此，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这种进步光靠大陆人是力有不逮的，例如要想对美国深入批评，让人不认为你在无理取闹的反美，光靠中国人是没有说服力的，大陆人讲来讲去一个个就都像政府发言人了。于是，美国的一些社会批评家和左派们揭露美国政府和社会弊端的著作和言论就成了中国人对付美国的精神鸦片。而要批评台湾政府和政策，有什么人比台湾人亲口说出来更让人荡气回肠呢？

这种情况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尤其明显，事实上，一位朋友告诉我，大陆人民之所以能偶容忍陈水扁八年而没有爆炸，多亏了各大电视台特别是央视的海峡两岸节目。在那些节目里，来自台湾的嘉宾对陈水扁揭露得淋漓尽致，驳斥得体无完肤，这些节目给大陆民众消了气，也让大陆民众长长的缓了口气：原来我们北京说得没错，台湾人民在陈水扁的统治下，真是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啊。看起来，这民主制度就是不能搞，幸亏没有听杨恒均这位“民主小贩”的忽悠……

马英九当选为总统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有一次到北京做节目，一位来自台湾的嘉宾告诫我，目前两岸关系正在改善，批评马英九要注意一些。我听后大吃一惊，嘴巴很久没有合拢。后来观察了一些类似的节目，发现这些痛批台湾政府和总统长达八年之久的台湾嘉宾们果然有所收敛，但只要有政治学和传媒专业本科文凭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这些台湾嘉宾要批评谁和不批评谁，基本上和大陆新华社定的方向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他们都本着台湾的经验和经历，做到了连新华社都自叹弗如的地步。

鉴于大陆民众虽然不那么相信北京政府的宣传，但也没有几个人有机会到台湾去看看，而他们在大陆电视上看到的台湾人，总是那么几个熟悉的面孔，于是一个天大的悖论就出现了：如果说相信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好的，是自由的，那么怎么电视上的台湾人都在大陆批评台湾呢？另外一方面，如果台湾的制度不那么好，甚至比大陆无与伦比的制度都不如，那么，这些台湾人为啥又可以在大陆大肆攻击台湾的“党和领导人”呢？

对于普通的大陆民众，这个悖论是无解的。在万般无奈之下，我的很多朋友曾经希望那些台湾嘉宾成为宣扬台湾民主的活教材，他们甚至鼓励观众收看海峡两岸节目，在观众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台湾民众忧心忡忡的时候，他们试图加上一两句启蒙的画外音：啊，你们看，台湾就是这么自由，台湾民众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任意批评自己的政府和“总统”……

可惜，他们的画外音哪里有电视上那些台湾嘉宾的声音大？这些嘉宾又实在是太有才了，他们让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相信，台湾不再是自由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是误触“民主”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要不是陈水扁阻扰，台湾在五年前就被统一了。

针对这一现象，很多网友和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出手写一两篇文章，谈一下我的观点。说实话，我很少看那些电视节目，可每当无意中收看了一段或者一集的时候，我都会很激动很愤怒，有时真想一拳打碎电视机屏幕，然后自己跳进屏幕里，和那些台湾嘉宾争论一番。可是，我也知道，在大陆的电视上，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虽然我们都是以批评为武器的知识分子，我们其实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他们享受言论自由权但知道什么时候不去使用这个权利，我还没有多少言论自由权但却一直想使用。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政体，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宪法赋予民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和自由，所以，这个民主制政体的各种毛病都会在这种批评和监督中逐渐更正。这样说来，那些台湾嘉宾批评台湾政府不但没有错，反而是民主政体里最有公民意识的一批人。我这个大陆人凭什么对人家批评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那么义愤填膺？难道我自己不正是在一直这样努力，想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获得这种宪法保障的权利？我一直是以身作则的！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台北，我该批评北京就批评北京，该批评台湾就批评台湾，我批评北京的文章几乎都是在大陆写的，我好几篇批评台湾“总统”的文章是住在台北的便宜旅店里奋笔疾书的。

我也曾经多次访问台湾，记得每晚在酒店打开电视，就能找到十几个名嘴批评甚至攻击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节目，如果对照一下，在大陆电视上出现的台湾嘉宾们，他们批评台湾政府算是很有节制的一群。我想，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台湾，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出现过的民众公开批评政府和统治者的现象终于出现了。毕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批评了政府的人，要就是出不了国，要就是出了国不能回国。哪里有那些台湾的中国人那样自由自在啊？

有了台湾宪法的保护，即便台湾嘉宾在大陆的电视上带头高呼打倒台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这些台湾嘉宾也让我们看到，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例如，他们绝对不会，也不敢对中国大陆政府和领导人有任何哪怕一言半语的抱怨，因为他们享受的台湾的宪法，受到保护的是批评台湾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利……

想一下，我不但没有理由批评台湾嘉宾们，我甚至在他们的面前应该感到惭愧才对。台湾的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力的，在过去6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别说到大陆来批评台湾当局，即便在台湾岛上说一两句当政者的坏话，也许就要被抓起来，甚至会坐牢、枪毙。不是还发生了江南暗杀事件？作家江南在美国说了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的坏话，结果被台湾特务暗杀了。

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的台湾，从《自由中国》时期到党外政治活动，到美丽岛，到民进党，到开放报禁党禁，一路走来，从胡适、殷海光、到雷震等等，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无数人付出代价甚至牺牲换来的。其中就包括今天一些在北京享受着台湾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的嘉宾。所以，我真的不认为，我有权去批评他们。

但我想提醒台湾嘉宾朋友们，你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你们是北京目前唯一一群充分享受着言论自由的中国人——你们有自由批评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力，但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这块你们已经享受了“言论自由”的地方，还有十几亿中国人正在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在付出代价，甚至牺牲。他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你们伸出援手，但你们也应该意识到，不应该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行使你们那保持了“政治正确”的言论自由。如果你们没有更大的勇气践行真正的言论自由的话，那么保持沉默，也许更能够让大陆民众感受到“言论自由”的美丽……

杨恒均 2009-11-15

在我看来，龙应台女士的新书《大江大海1949》最大的特点是以平和得近似平淡的叙事手法与文字描画大江大海、波涛汹涌的时代。作者刻意让你对那个本该泪流满面的1949年代流不出眼泪，甚至在你期盼下一页就是高潮的时候，却嘎然而止。我很喜欢这个风格，她把感情和思考留给读者，也把高潮留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好故地重游，回了一趟我的第二故乡海南。

读着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让我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有些细节描写甚至让我感到曾经身临其境……我看到了书的高潮，只是我的高潮根本就不在这本书里的某一章某一页，甚至不在台湾，也不在1949年……我的大江大海出现在40年后的海南岛……

我的大江大海1989：让我们到海南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对北京的气候极端不适应，我主动要求到海南岛工作。当时海南刚刚建省，流言满天飞，出现了百万人才下海南的壮丽景观。从全国各地开往南方的车厢里，大家都在兴奋地谈论着最新的省份将会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新机遇和希望；在海口对岸的广东海安县码头上，日夜拥挤着蓬头垢面却整装待发，希望能挤上下一班前往海口轮渡的淘金者……我就是在那时，以23岁的健壮的身体背着一个大箱子——我的全部家当来到海口……

在海南建中国最大的特区，不但在经济上要特殊，在政治上也要特殊，是八十年代宽松的政治气候下自然形成的，符合小平“在内地建设几个香港”的指导方针，由当时的赵总书记亲自拍板。据说，如果海南模式成功，将会推广到全国，虽然什么是海南模式，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不过，当时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啊，结果，政策还没有下来，百万人才就先涌了过来……

当时整个小岛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码头，那是我这一辈子亲眼见到过的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和龙女士书中记载的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岛还真有些类似之处。

当时，能够弄到边防证从码头登陆的，都自豪地昂起头颅走下破旧的渡船，可是一见到早到的亲人时就憋不住了，有些甚至顾不上中国人含蓄的礼节，相拥而抱：啊啊，我拼了命才挤上船啊，是不是要封岛了？我终于过来了，怎么还不封？那边人山人海啊，准备渡海了……

要封岛的传闻像电流一样传遍每一个人的神经，刚刚上岛的喜极而泣，希望快点封；可一想到还有亲人没有赶过来，于是就到处打听是否可以预先买一个“边防证”。想一想，这里即将成为像香港一样的自由的小岛，拥有让你自由发展的政策，还有更加开放的受到民众监督的领导人，啊——你不必冒险偷渡罗湖桥了，更不必花两万美金像猪仔一样被运到美国去实现“美国梦”，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海南梦”，你只要渡过琼州海峡——你的命运就改变了……让我到海南去，让我们到海南去！

要封岛的传闻像雷击一样传到和海口一衣带水的广东海安县，没有办法弄到边防证的，或者排了几天几夜仍然无法挤上命运之船的，开始铤而走险。大概足足有两年的时间吧，琼州海峡的一些渔民们都不用再出海打渔了，他们把渔船当成了“偷渡船”，一船又一船的把这些北方佬送到海南岛。

这些渔民一开始都很迷惑，他们问这些给钱渡海的人，海南岛发现金矿了？那些他们口中的北方佬兴奋地说，没有，但比金子还管用。渔民很想知道什么东西比金子还精贵，得到的答案是“政策”……

海南岛发现了比金子还管用的宝藏：政策

乘坐渔民们的小船从岛屿北岸沿线上百公里的海岸线登陆的大陆人偷偷潜伏进入海口，那时老乡见面后打招呼一般是：你是从哪里登陆的？——后来据边防局的朋友告诉我，这次百万人才大军渡海登陆的地点，比海南地方人物志上记载的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时还多出了好几个，动员的渔船也更多。

要知道，在这之前的1931年，总理李鹏的亲生父亲李硕勋被共产党派到海南岛做秘密工作，结果一登上海南岛就被叛徒出卖，国民党把他的双腿打折，然后用箩筐抬到刑场执行死刑。李硕勋去世时年仅28岁。1989年以前，北京来的领导，一般都要我带他们去到李鹏父亲的墓地，站在烈士的雕像前合影，肃穆致敬……

1989年改变了海南岛，中国的人息政亡发挥了作用，中央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迟迟没有下来，有人说是因为李总理想起了父亲以及出卖父亲的海南叛徒，始终对这个小岛不太感冒。可是，那些冲着政策渡海登陆的人潮却依然延绵不绝，结果出现了人才严重过剩的现象。

登上海南岛的一些很有头脑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找不到工作，只好摆出一个又一个照相摊，招揽刚刚登陆的不明真相的人才们：赶快和老海南的一草一木合影留念吧，这里即将像香港一样高楼林立……快来啊，快来了，让我给你照一张相，留下这历史的镜头……

过剩的当然不只是“大脑”，还有美丽的躯体，记得我多次带北京来的领导来到海口宾馆，想让他们感受特区的气氛。一般都是我先跳下车，然后轻轻打开车门，当领导们伸出头的时候，我最喜欢看他们目瞪口呆的样子。因为，在他们面前，簇拥着数百个浓妆艳抹的艳冶的女子，他们正对车里的猎物搔首弄姿、挤眉弄眼……后来的二十年里，我几乎参观了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色情场所，但迄今为止，我可负责任地说，我尚未看到一个地方能够和二十年前的海南岛相比：几百位性工作者长年累月地等候在各大宾馆外面，看到一个小车来了，就像猫见到老鼠一样扑上去，那脸蛋那身材，都透出对金钱和未来的渴望……

Yes , We can! 是的，我们可以做到！如果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的话，我们的海南岛早在二十年前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当时的海口，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夸海口”。我们这些在政府工作的年轻精英们，像那些性工作者翘首以盼北京来客一样，也一直在等待北京许诺给我们的优惠政策。身为中国人，我们都清楚，只要给我们政策，我们将在五年内让海南岛赶上香港，十年的时间，超过夏威夷……只是登陆海南岛一年后我才发现，政策永远不会自己到来了。两年过去了，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海口街道上最繁华的路口装上了红绿灯，但在这个小岛上，那些红绿灯更像是霓虹灯……

我的海南岛，我的1989，我的大江大海，我几乎把自己最年轻的生命都留在了那里。海南岛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很多令我尊重的战友，我在那里找到了爱人，我的大儿子出生在那里的一所医院里，我一度认为我要在那里生活一辈子……正如我在三亚的天涯海角里发的那些海枯石烂的誓言：在这最南边的天涯海角，我要……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小岛的南边，还有一个大得多的岛屿——澳大利亚……后来我把最爱的人送到了更南边的那个大岛，说白了，还是在寻求更适合他们生存的一种——“政策”……

我的大江大海2009：梦回海南……

这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海南岛，专门抽出了两天时间，行走过当时走过的一条条街道，如果说没有什么变化，那是说不过去的，街道宽了，椰子树少了，房子多了，高速公路长了，而且，还有了火车站和火车路，可是，两天走下来，加上和一些亲戚朋友的接触，我却有了一些说不出的滋味——

码头不再繁华，火车站空空落落，林立的高房子十楼九空，人口增加了一百多万，可“大社会、小政府”在哪里？社会不见增大，政府却“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省设立的机构和上亿人口的大省一摸一样，省长、副省长和各级领导走马灯似的换了一波又一波，政府大楼也搬过两三次了……不变的是街道上我碰上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贩卖椰子的小推车还是那么肮脏和破旧；不变的是海口周边乡下人的精神风貌，以及更糟糕的是：正如20年前一样，政府官员们还在等北京那是种没有下达的“政策”，而民众则一直在等迟迟没有到来的有魄力的领导人…… 

至于我来说，2009年的重游，有如梦游，仿佛又回到了1989年。我不知道北京到底要给海南什么政策，但很显然，已经给了不少钱了。修建了火车路，却并没有多少游客，把世界各地旅游点的名字如“黄金海岸”、“夏威夷”等等几乎都套在可怜的小岛的海滩上，只是游客就是不多。现在据说又投入了200个亿在修东线轻轨——这些钱自然是国家的，不要白不要，每个城市不都分了一块？但从官员到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等轻轨修好后，游客也不一定会来，而海南岛内那些推着世界上最落后的小推车出卖世界上最原始产品的当地人，他们坐得起世界上最先进也最昂贵的轻轨？

其实海南岛并不大，人口也不多，如果不是一味等政策，如果不是一味把钱投在所谓改善旅游环境吸引游客上，而是扎扎实实以人为本——以海南当地六百多万人为本，改善民生——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高，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

再说，你们到底要等什么政策？那种所谓“国际旅游岛”的政策真对游客有吸引力？其实，最好的政策是北京不给任何“政策”，不要用所谓的“政策”搞一刀切，来束缚情况各异的地区的发展。海南岛有自己的优势，真心想做事的领导人，不是等政策，而是自己去创造“政策”。当然，海南岛人说了，那我们在等这样的领导人出现……

中国大陆的大江大海：从领导人、政策到党内民主……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凡是利国利民的政策几乎都不是“等”来的，而是最早出现在民间，稍后才由政府里的有识之士采纳和推广。有些政策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例如小岗村的血手印，以及孙志刚的被活活打死。

相比民间积极创造“政策”而言，中国最大的精英阶层——政府公务员和领导人——在这个方面几乎被动得让人以为他们完全不存在。他们凡事看上面的眼色，只对上面负责，重视执行上面的政策，哪怕这政策对下面的民众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情况应该改一改了，否则，老百姓苦不堪言！

我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朕兆，无论从温总理的普世价值论，还是胡总书记的党内民主，都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特别是党内民主，令人鼓舞，但从哪里入手？就应该从党和政府的人事制度入手，让那些真正为民着想，办实事、有创新精神、得到民众支持的领导能够上到更高的位置。选拔干部甚至最高领导人，都不能靠个人指定，或者小圈子搞利益平衡，而应该在党内民主的原则下，实行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

有人说我对重庆薄熙来打黑持否定态度，其实不然，在没有其它办法的情况下，或者那些掌权者不愿意采取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支持薄熙来用他认为可以深得民心的办法打击官商勾结，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当然，我更欣赏广东的做法，无论是汪洋停留在舆论上的思想解放，还是最近从深圳（权力制衡）、珠海（大部制改革等）、广州市（财务公开等诸多政策）传来的令人欣慰的一些做法，都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党内民主最基本的内容——没有各显神通的自由竞争，没有官员“迎合民意”的所作所为，每个官员都唯唯诺诺解读政策、溜须拍马，要党内民主干什么？

其实，除了重庆、广东等，广西也有新作为，上海领导也有新动作，包括中央的和各地的，是骡子是马，都应该拉出来溜溜。至于今后选择最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废除预先指定和培养接班人制度，更不能搞不看政绩和民意的内定，不妨把党内民主做到实处，把中国的党政改革向前推进一大步，由党代会选举，或者由政治委员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注意到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民意。只有这样，我们各省的领导包括海南岛的，才不会二十年如一日地在苦苦等“政策”，而各省的民众包括海南岛的，也不会几十年如一日的悲惨地等待上面派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下来为民做主……

龙应台写出了台湾的大江大海1949，中国大陆自然有更多的“大江大海”1949，还有大江大海1959（大饥荒）、大江大海1969（文革）、大江大海1979（改革开放）、1989、1999，以及此时此刻的2009年……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大陆来说，每一年都是“大江大海”，而不只是1949年，而如果我们细细追究那“大江大海”的背后，我们会发现，中国政治人物的理想和操守，政府的政策和决定始终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和生死存亡，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

我想，是写出我们自己的“大江大海”的时候了。

杨恒均 2009-10-30 海口

图片说明：

一，海口正在兴建的耗资200亿的轻轨

二，我曾经战斗过的海口宾馆，当时是性工作者的主要阵地。

三，20多年前在李硕勋烈士（李鹏父亲）墓前的合影，右边最高的就是现在老杨头。。。

四，海口火车站。。。

五，20年前我常常散步的海南师范大学林荫道，也是在那里“放飞”了我的希望，至今没有收回。。。O(∩_∩)O哈哈~

北京大学惊传教育改革新方案：北大“校长推荐制”将在13个省份试行。按照此方案，部分地区中学校长的一纸推荐信一旦通过北大校长和学校相关部门的审核，其推荐的学生便可以免考，直接进入面试阶段。北大校长和北大选定的中学的校长将决定哪位高中生能够在少30分的情况下上北大……

还记得我写教育的那篇文章吗？如果你看过了，你就知道我对一刀切的高考选制度是如何的深恶痛绝。而北大最新出台的这个政策，无论从任何一方面看，都是向打破僵化的高考制度，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个改革还符合扩大校长权力、校长管理学校、校长自治等原则。据我所知，国外很多大学和中学的校长都有类似的决定权，他们可以对学生平时的成绩打分，给学生的综合素质下评语，直接影响学生可以进入什么样子的大学，是否可以拿到奖学金。

按说，这下子我该高兴了，这些教育方面的重要尝试和改革，难道不是我们一直在鼓励和期盼的？可是，在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随后，我想到的却不是教育的进步，而是腐败的进一步蔓延……

我写过一篇文章《全民医保会不会让我们“国破人亡”》，当时我的感受和此时此刻差不多。中国公布的全面医保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离澳洲相差甚远，但毕竟走对了方向。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澳洲那个全民医保制度利国利民，可如果只要是“聪明的”中国人来运作，那么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我担心，不良的医生和不良的病人勾结起来，很快就会把国库掏空。看看现在比奸商还唯利是图的白大褂们，你会认为我是在杞人忧天吗？

在那篇文章里，我还讲到了一件真实的事。一位中国移民澳洲的家长试图行贿孩子的澳洲中学老师，希望老师能够给孩子的平时成绩打高一点。澳洲也有高考，但录取却看高考成绩与平时的成绩，平时的成绩主要由老师根据学生平时的考试决定。中国家长试图影响老师给自己的孩子打分，在中国应该很“正常”，在澳洲，送钱者却被澳洲老师告发了，遭到起诉。那位中国家长在法庭上辩称：他给老师钱并不是行贿，而是中澳文化差异，理解不同。

这件事震惊了澳洲，因为类似的事件几乎没有听说过。可在中国，大家却一笑置之，有人甚至认为我在小题大做。要知道，一旦这种“中国文化”渗透澳洲的话，那么澳洲的整个教育制度将会在一夜之间垮掉！为什么？因为澳洲的这种教育制度是建立在那些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会歧视某些学生，也不会拿另外一些学生家长的钱财而改变他们的成绩这个假定之上的。

好了，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对北大的“校长推荐制”改革笑不出了吧？从武汉大学校长受贿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大学早就不再是象牙塔，也不只是有学术腐败，其实那里早就成了一个浓缩的社会，只不过有时腐败得更优雅、更有“学术”味道而已。至于中学校长——如果你是家长，请你告诉我：你没有给学生的老师送过礼？

写到这里，我几乎写不下去了，说实话，北大校长担心僵化的高考把特殊人才漏掉了，于是锐意改革，说他一定会偏心、会腐败是不公道的；中学校长也不是个个都受贿的。他们没有错，我本不应该先下判断，错的是我们的“常识”和感觉，错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

更让我难过的是我突然想起了曾经的北大校长胡适，这位想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到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在经受了挫折后，突然不再鼓噪民主，而是专心于育了人了。

那时，中国民众民智未开，对民主自由的理念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公民”为何物。所以，即便当时的有识之士带头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却始终被军阀们玩得一塌糊涂。难怪胡适后来认为制度建设离不开人，再好的制度没有人也折腾不起来，于是他开始关心教育，要开启民智，要百年树人……

可是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啊，百年前的民主制度显然还不适合中国，即便小小地引进了还不那么健全的全民医保制度，搞了点教育改革，就让人如此担惊受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又是谁的错呢？

我那篇《火车站那让人心寒的温馨问候》里记录了全国各地火车站大喇叭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温馨”问候：各位旅客，欢迎你来到祖国美丽的XX市……请你不要相信陌生人，不要相信借手机给你的人，不要相信自称是亲友介绍来接你的人，不要相信所谓老乡，不要相信热心帮你提行李的“好心人”……

我真想打断这刺耳的高音喇叭，大喊一声：谁能告诉我，在没有制度保障，在一个缺乏了核心价值观，在一个是非判断的标准也模糊不清的社会里，北大和中学的校长们比火车站的陌生人更值得我们信任吗？

杨恒均 2009-11-11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2009年中文年会最后一场的讨论会，部分内容是会议期间和会友聊天内容。这场讨论会是由CoChina的两位香港学生阎靖靖和杜婷举办的。参加讨论的分别有香港亚洲博客年会现场的宋以朗和朱大可，以及在连州中文网志年会现场的胡泳、令狐补充、莫之许、杨恒均。讨论主题：对话是可能的吗？）

我想从这么三个方面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第一点：对抗需要勇气，对话需要智慧，两者缺一不可。

明天（11月9日）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二十年前的这一天，柏林墙被推倒，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还在今年一年之内两次到柏林墙沉思，我想，只要世界上还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墙需要推倒，这个日子就不会被人们遗忘。我今天要强调的是柏林墙是如何被推倒的。东西德的统一起始于西德发起的和东德的对话，而当东德开始和西德对话之后，东德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悄悄展开。这两个对话最终导致了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

其实，回顾这么多年来的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真正最后的解决几乎都是依赖对话的，对话取代对抗是过去半个世纪历史的主线，也是未来的趋势。可是，在我们欢呼对话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请不要肆意贬低“对抗”，说实话，没有寻求正义的有原则的对抗，也就没有可能出现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对话。拿东西德的统一来说，如果没有各持己见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抗，没有里根总统的向“邪恶帝国开战”，即便采取了对话，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在我们国内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祈求式的对话（甚至跪下来请求对话），还有居高临下的对话，还有精英心态的对话……

我是主张对话的，而且认为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对话，但我们不能否定那种基于道义和公理的对抗，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那是需要比主张对话的人多得多的勇气。当然有勇无谋是不行的，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对话是需要智慧的。

第二点，对话是应该的，不对话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对话需要智慧，那么知道什么时候对话，什么时候不对话，则需要更高的智慧。

不好意思，CoChina 设定的主题是众声喧哗的网络是否有真正的对话，我故意跑题了，算是借题发挥。我将以网络对话为例，进一步阐述我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对话是需要智慧的，知道什么时候不对话也同样需要智慧。

作为一名博客作者，自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写作博客的过程就是和网友对话的过程。一开始我很自负，认为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有什么不能对话的？只要我是“对”的，我就能够说服所有的人。理论上讲，这种观点没错。我也确实在网络对话中，不但和喜欢我的读者对话，也和大量批评我的读者沟通与对话，而且卓有成效。然而，我也碰上了挫折。例如，有一些年轻读者误入我的博客，看过几篇他们形容为“又臭又长”的博文后，忍无可忍地要和我对话：

对话者：你写这样的东西，没有水平，你脑残！

老杨头：不好意思，水平可能有限，我会提高。但我不脑残……

对话者：你就是脑残！

老杨头：我真的不脑残，我想和你对话，你能指出我文章的不对的地方吗？算是对我的帮助……

对话者：你脑残，我为什么要帮助你？

老杨头：可我不脑残啊……

对话者：你能证明你不脑残吗？

老杨头：……

我无话可说了，我知道有一个“开胸验肺”的事，总不能让我“开头验脑”吧？大家不要以为上面的对话是我编的，其实，类似的对话在我的聊天记录和信箱里不下100条。有段时间，我想寻求和所有批评我的朋友的对话，于是我放下了一天上百位和我正常对话的表扬者和批评者，专门寻求一两个恶意攻击甚至辱骂我的网友对话。你来我往的对话下来，我只认为他们说对了一句话：杨恒均还真就是一个脑残——如果不脑残，我凭什么认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对话的？都是值得对话的？我自以为是简直到了狂妄的地步，以为我可以说服一切人，这难道不是最典型的脑残表现？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回应一下主持人阎靖靖女士提问题时引用的那些例子，网络上确实有非常多狂热的“对话者”，他们不是要真对话，甚至也不是对抗，他们就是无理取闹。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一旦遭遇他们，感性的人很可能得忧郁症，理性的人也忍不住发出疑问：网络上真能够进行有效的对话？也许只不过是一个众声喧哗、自说自话的地方吧？

我自己认为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我的这一认识来自我的博客经历。在座各位博主可能有比我多的读者和表扬者，但估计没有几个像我一样，在网络上拥有那么多批评者和辱骂者。可是，就我三年写博客的经验，我感觉到，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你会因为一个人的辱骂而忽视了一百个对你的表扬和理性的批评者？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对话是应该的，有时不对话也是可以”的，这一点并不互相矛盾。大家知道，国际大趋势都是用对话解决国际纠纷和冲突，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但你看到中国在评论美国反恐时劝说过美国政府“应该和宾拉登对话”吗？

还有，对于索马里海盗，基于救人的原则，我们也许可以谈判甚至送赎金，但在救人之后，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撕破和海盗谈判时的任何承诺，联合一切国际上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持剑经商”的索马里海盗逮捕归案，或者击毙他们！这是对话的时代里，全球各大国家对付索马里海盗的无可争议的正义的做法。

第三点，谈谈对话的智慧。上面无论对话，还是不对话，我都是围绕“智慧”两字，对话需要智慧，知道什么时候从对抗走向对话更需要智慧，而如何分清什么时候必须关闭对话则更少不了智慧。

当然，在选择了对话之后，在对话的过程中，那就更加需要智慧了。对话有很多种形式，网络上的对话形式就更丰富多彩了。例如，写博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和读者的互动和对话。我也许不会和网友你一言我一句，但我会针对你的一言一语来构思博文，而你再对我的博文发表评论，这也是一种网络对话。

在对话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平等”观念，一定要消除“精英心态”——注意，这句话并不全是对“精英们”讲的，也包括普通网友，有些普通网友更要消除“精英心态”。例如，我的博文点击高了一点后，我发现和一些网友的对话出现了问题，不是我认为自己是“精英”，而恰恰是他们认为我是精英，造成了我们的对话不再是“哥们姐们之间的平等交流”。

对话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寻求他人对自己立场的理解，寻求支持者。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我认为，一个智慧的对话者，从一开始就应该抱着去理解对方的心态。只有当你真正理解了对方，你才知道如何让对方理解你，对话的目标就是达成互相理解，而不一定非要说服对方……

杨恒均 2009-11-10

一百多年前，当西方人带着坚船利炮突然来到东方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不堪一击，于是技不如人的亚洲被征服了，亚洲人开始反思：我们的文明有毛病？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否则，我们怎么会打不过人家啊？人家的文化没有我们的厚重，文明的历史也没有我们的源远流长……

那时虽然也有人想起了“制度”这个词，但最后几乎都是把“制度”完全放在文化之中来考虑——或者把无法建立起好的制度归咎于文化，于是就去彻底改造和改变文化，要把自己几千年的文明抛弃。

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显而易见：在过去一百年里，让亚洲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痛苦不堪的不是当了亡国奴，不是国家没有了，而是对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感到了绝望，认为我们都是被文明和文化注定了的一群，而文化和文明又无法改变，国家可以随便建一个新的，可文化坏了，咋办？……最后，一些人甚至对中国菜都生出了抱怨：太油腻了耶！

我先不做对错判断，但既然出现了这样普遍的观点，那么必然有一个反弹的过程。果不其然，到了上个世纪后半期，先是亚洲四小龙，随后是中国等亚洲各国的经济开始起飞，起飞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因为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化和制度，另外一部分则刚好相反，认为是我们部分没有被西方文化和制度同化，或者说，是因为我们坚守了自己的文化和制度，才突然崛起了。

这两部分人在中国平分秋色，第一部分认为要继续崛起，就要继续拥抱世界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和制度。这后一部分人则以说“不”的不高兴派为主，例如他们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因为儒家复兴，是因为我们无与伦比的制度，现在之所以能够怀揣美元坐波音747满世界飞，以及在家乡的小县城就可以吃到麦当劳和肯德基，恰恰是因为我们反对西方而不是融入西方造成的。

中国有这些争论并不出奇，其实在亚洲包括日本、新加坡早就有这样的争论。可迄今为止，只有一个日本彻底想通了，那就是把文化与制度做一个适当的切割，不要毫无原则的等同起来，文化是内核，制度是框架。不同的文化可以酝酿出不同的制度，但现代文明率先实验出来的先进的制度却可以适合大多数的文化。

有人曾经反复强调：中国人喜欢集体主义，中国人要团结一致，中国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中国人敬仰祖先等等，这就是东方和中国人的文化，也是我们几千年文明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是与以个人为主、自私自利的民主制度水火不容的。——果真如此吗？

你的集体主义在日本人面前只能用“一盘散沙”来形容，你比日本人更“服从命令”和“尊重祖先、权威”吗？可是，日本人都处理好了，当他们引进了西方制度的时候，却成为亚州迄今为止对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文明保持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你能够从畅销欧美的日本小车上看到什么？当然不仅仅是自由竞争的民主制度，还有勤劳和精益求精的东亚文化之精髓。

其实，二战后的日本人可不这样想，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深入反思日本的文化，一度痛不欲生。但在和美国接触深入之后，发现美国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更不用说与动辄几千年历史的东亚文明相提并论了——这个时候，人类的思维可以选择两条路径思考问题：一条是倾向认为让美国如此强大和美丽的正是它没有我们那种古老的文化与文明，从而认为我们的文化和文明阻止了我们建立民主制度。

还有另外一种倾向，也是大多数日本人的选择：天啊，这种民主制度连那么没有文化的美国都能够搞定，我们有何不可？所以，最早说“Yes , We can !”（是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不是奥巴马，而是日本人。后来当然还有迄今为止受儒教影响最深的台湾地区。

多少年后当我来到美国实地生活和考察后，我也有了相同想法。说实话，如果十几年前我到美国后，突然发现一个让我惊叹和流连忘返的文化，那么我将会和左派们一样哀叹：完蛋了，中国人永远不适合民主了。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是悲哀的，还有点对自己民族的歧视，鄙视我的同胞不配为自己做主，只能靠皇帝、救世主或者专制制度。

但我看到和感到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当我发现美国的文化甚至文明并不比我们的优越的时候，我几乎是喜极而泣的。因为如果是他们的文化比我们优越，那么，我们注定永远无法赶英超美。其实，他和我们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一个比较先进的制度。这个制度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来才摸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建国之初最显著的文化之一就是黑奴文化，现在，是制度让黑人奴隶的后代当上了总统。

我和日本人的理解是一样的，只要吸收那个制度的精华，只会发扬和光大我们的文化和文明。你不相信吗？那么现在你到日本去，你能够看到多少所谓的西方文化的痕迹？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日本文化啊。与此相反的是，由于没有制度的保障，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正在被西方本来并不比我们先进的文化侵蚀。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再啰嗦一句：你研究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没有？他们身上其实有比你我更重的中国文化的印记，而让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只不过是一个解放人性的教育制度和对科学的自由精神推崇备至的体制。这些虽然有人说是文化层面的，但其实是属于文明中唯一可以改变的制度层面。

杨恒均 2009-11-10

         （进入连州著名的地下河风景区，远远看到这次大会的会场布景。。。）

         （中午日程太紧张，大家一边在旁边吃盒饭，一边聆听会议主讲人慷慨陈词。。。）

我很高兴来到美丽的连州，更高兴是来参加2009年主题为“微动力，广天地”的“中文网志年会”。有人说，如果2009年网志年会无法举行的话，我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那也许是我在2008年“中文网志年会”上的最后那场演讲太猛，让一些人不舒服了。

现在我放心了，年会不但照常进行，而且还在如此美丽的风景点。一来到连州会议现场，我就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是我们在连州地下河上面举行会议，让我从“地下河”想到“地下活”、“活在地下”等等，你们看，今天我们的会议在阳光明媚的洞口和蓝天下举行，真希望从今年开始，这样的会议不再“地下活”，而是都能够堂堂正正的“活在地上”，希望明年政府能够赞助举行第六届网志年会，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贡献。

来到会场后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触景生情，这可是我第一次想起这句诗而没有生出对作者色心的嘲讽。仙人洞的魅力在“危险”，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猛博》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中国写博客，而且写成了猛博更危险的事儿。

不过，能够和这些猛博在一起，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是我的荣幸。是的，是我们的荣幸，但我却要说，这虽然是我们的荣幸，却是国家的不幸。据我所知，除了越南、埃及、土耳其以及中东和非洲其他一些不那么自由的国家有“猛博”之外，那些文明的发达的国家，是没有所谓“猛博”现象的，在那些地方，说点真话，谈点常识，不需要那么“猛”，更谈不上“勇敢”。

所以，此时此刻，在我得到了“中国猛博”的荣幸的时刻，我的愿望是看到中国“猛博”们尽快消失——今天“猛博”们需要鼓足勇气才敢说和敢做的，将会成为普普通通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与日常生活……

*        *         *          *         *         *            *

我五年前开始写小说，三年前开始写博客，当时其实是在国外从事一个课题研究，题目就叫“是互联网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政府改变互联网”，这些年过去了，他们显然都依然在互相改变着，只是还没有分出胜负。倒是我这个人，却被互联网和中国的现实给彻底改变了。

从三年前心随所欲写点东西，谈点在海内外的见闻，到去年每天上网写博客……自从老大哥搞了个“网瘾”标准后，我简直是提心吊胆，生怕半夜三更突然有人敲门——

等我打开门后，三个彪形大汉立在门外，墨镜，礼帽和黑色的风衣，就在我以为见到了传说中的克格勃的时候，那为首的脸上有麻点的阴森森地说：杨恒均博士，我们是戒网中心的，有人举报，你染上了网瘾，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要对你进行电击治疗……

我现在都不敢见老朋友了，生怕他们取笑我。仅仅五年前，我意气风发，那时已经离我的尽量多地收集世界各地驾驶证的理想不远了（只有到一个地方定居才能报考申请一个地方的驾驶证……），可是现在，我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写博客上了……

我说过，当初写博客只是顺手写一下见闻和感想，写点真话和真感情，没有想到，写了半年，就发现了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来信：杨老师，你为真理而写作和奋斗的精神感染了我耶……

真是雷到我了！各位，我写真话是真的，写一些故事，谈一些感想也没错，但我博文中说的那些道理，在我看来——对于我这位在香港和海外生活了十几年的人看来只不过是“常识”而已——到了中国怎么就成了“真理”？我充其量算是一个“小贩”，贩卖一些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里家喻户晓的“常识”，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捍卫真理的杨老师”？

啥叫真理？我们一般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就是“真理”！为啥啊？因为，当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的时候，那就不叫真理，而叫常识了。你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以前就是“真理”，有人为此被活活烧死了。而现在，这个真理已经变成了“常识”，没有人再去为捍卫这个常识而牺牲了。

从这件事联想开来，就让人感到无限的郁闷了。我在写一些常识，却被那么多网友誉为“传播真理”，我只是复苏基本的人性和勇气，就被赞誉成“为真理而奋斗”，各位，还有比这更郁闷的吗！难道这块古老的土地如此需要真理？还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和常识在这里依然只是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真理部”和“真理报”制造出来的“真理”永远不可能成为“常识”，更不会被民众接受……

如果这是这样，我想提出今天想让“猛博”尽快消失这个愿望后的第二个愿望：我想用自己的博客尽一份力量，尽快在中国消灭“真理”——也就是让那些早就被世人接受了的“常识”不再像真理一样珍贵，珍贵得需要猛博们和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去为她付出代价！

谢谢各位。

杨恒均 2009-11-8 连州 （此文为2009年11月8日在广东连州召开的2009年“中文网志年会”上的发言与讨论内容，有增减）

                   （老杨头发言，旁边还有四位猛博：翟明磊、老虎庙、冉X云飞、长平）

我告诉朋友我一般好几天都不看报纸，也不看新闻，这几天就比较平静，可以看书，干活，写点和现实不那么密切的博文。我对新闻事件的评论，大多是缘于某一天逛街的时候，心血来潮地顺手买三、四份报纸，坐在路边扫一遍，从冒出十几个念头中挑选一个写成评论。但有时觉得没有啥意思，能够上报纸的事儿，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身边没有上报纸的事儿要荒唐得多，写不完的。但有时候又忍不住要对一些事评头论足，例如最近看到几条消息……

第一条，近期被“双规”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从研究院开始一点点爬到核工部当了大官，不久前突然爆出，康日新贪污了7000万欧元。全部是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的三楼上……

这消息让我想起欧洲人的一场争论！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制定和发行欧元的时候，为欧元应该设计哪几种面值的纸钞发生过争论。从那一次争论中，我才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国货币最大的一张面值一般都在一百美元左右（香港的稍微大一点，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样设计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和适应各国货币发行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防止贪污腐败。

西方各国金融制度完善，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号码或者社会安全号（又或者驾驶证号码），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等完全百分之百的实名制，一次性存款稍微多一些还需要登记来源，而税务部门更是有权力在全国的银行系统抽查那些户口进出异常的（例如现金突然增加流入或者流出）。唯一无法防止的就是现金贿赂和贪污。可是，如果把货币的最大面值限制住，现金贪污就很有限了。例如，五万美金要五捆钱，对于西方人来说，还真不那么方便。

中国的货币面额更少，才一百元人民币，所以，实行实名制后，很是愁煞了一帮贪官污吏，据说发生过贪官把一百元一捆的人民币塞在阁楼上，结果把楼顶都压塌了的。这些贪官是土包子，如果他们能够换到真美元的话，就会把贪污所得的体积缩小七倍，价值不变。如果换成一千元一张的港币，十万的体积就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

也难怪，当时欧洲在发行欧元的时候，有人就说了，天啊，你要设计五百欧元面值的钞票？那样的话，行贿受贿的官员干一次坏事，只要收几张五百的欧元就可以了，我们怎么发现得了啊？当时有人发话了，傻帽，我们欧洲早现代化了，难道还要用限制钞票面值的办法来限制贪污腐败？我们用制度……

于是乎，五百欧元的超大面值的钞票诞生了，仅仅一张五百欧元的钞票就相当于五千多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五十张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加上欧元比较轻薄，所以……这事在中国没有报道，我也忘记了，或者大家心里明白，不要提醒贪官污吏们，否则，他们都把“外汇储备”变成欧元，收受现金的人就大胆多了。

算了，这个秘密已经暴露了，我不算泄密，虽然我知道一定要危害“国家安全”滴。你算一下，7000万欧元是多少人民币？七个亿啊，要是把五百欧元的面值换成百元面值的人民币，那不得把他的别墅都堆满？

第二条，报考公务员又爆大新闻，虽然年轻人趋之若鹜，几十几百个人争抢一个岗位，但也出现了两级分化，例如，有些岗位大热，有些岗位乏人问津。广东大热的岗位考录比2000：1。什么岗位呢？嘿嘿，海关啊。

你别天真地告诉我年轻人都想献身祖国的海关事业，其实，如果中纪委反贪污腐败缺乏线索的话，下一个目标自动对准海关就可以了，保你百发百中。千万别小看小老百姓，他们的眼睛比雪还亮。

第三条，报价低却未能中标的格力空调状告广州市财政局，原来是广州财政局政府采购竟然批准了一个比格力报价贵了400多万的。我现在头顶上正吹的空调就是格力的，谁都知道这个牌子是国内比较好的，所以他才敢告广州市财政局。

于是大家都在讨论，要阳光监督，要如何如何，其实，谁都不是傻瓜，政府采购一直是最大的硕鼠，你不相信，要不要我们较劲一下？十个政府采购，八个拿回扣或者贪污腐败，如果你不服气，我们任意抽查政府十个采购，然后把牵涉人的身份证和他们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全部拿出来，一查到底，国外的账户由国安部负责追查，看一看，那些负责采购的同志和他们的领导，能不能经得起查？实名制了，兄弟，真要查，一个也跑不了！

但人家不会查，还天真的辩解道，哦，我们知错就改……放你X的屁！一个农民工盗窃了几百块钱的“公物”就要被你们抓起来，你们以渎职的名义贪污腐败了400万却“知错就改”？你知道四百万的差价能够帮助多少穷人活下去？给多少无法医治的人带来希望？

虽然我是右派，但有时候，我希望这事先交给左派领袖薄熙来处理，把他们先抓起来，折磨一番，等到他们透露了贪污腐败事实，判死刑了，我们再来谈民主监督和制度设置，否则，你这帮人在那里“采购”，他们会采购“民主监督和阳光透明”？

杨恒均 2009-11-4

哎，正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记得三年前有一位姓焦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向灭了独裁萨达姆的美军致敬，结果敬礼的手还没有抬起来，文章就被灭了，从此落下“汉奸”的骂名。

老杨头我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你真不识时务啊，这美国人兴师动众，不就是冲着伊拉克的石油去的？你还致敬呢……

不过三年后的今天，我忍不住要第一个跳出来，向美军驻扎伊拉克的士兵致敬。此时此刻，我觉得如果不表达一下对美军的敬意，我简直就是汉奸了……

最新新闻：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一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而这号角竟然把美军的号角声都压下去了。我搜索了一下英文新闻，发现美国一些超级石油公司其实也是打了主意，然而败下阵来了。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美国人说这话，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占有一定的优势，例如，美军由于是占领军，和当地的关系紧张，而一些恐怖分子到处猎杀美国人，这使得美国石油公司到伊拉克做生意的成本过高。加上一些美国石油公司对美军维持伊拉克稳定没有信心，犹豫不绝。中国石油公司无论从安全方面的保费，还是生产成本上，都有相当的优势。而很显然，中国人对美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还是挺有信心的，否则，不会轻易投资百多亿的国有资产到战区。而伊拉克的石油是目前世界上储存最大的一个地区，中国又是最需要石油的，前景让人惊喜。

当然，中石油进军伊拉克也有一些问题，毕竟伊拉克目前还很不稳定，恐怖分子到处制造事端，甚至想复辟独裁专制制度，而更让我的一些朋友不安的是，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声称要很快从伊拉克撤军，要撂挑子了……

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外国公司，其中中国公司将会越来越多。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当然，我也认为，西方媒体没必要那么酸溜溜的，今天的这种情况，更加证明了美军当初出兵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反恐，以及比反恐意义大得多的远大目标：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

我向到伊拉克推广民主的美国士兵致敬是不是会落得汉奸的下场？我认为不会，大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搞民主关系不大，但我们应该支持美国人到处搞民主。你知道吗，民主之前的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所有油田都归他的那个国家所有，外国公司一个也不允许进入……

杨恒均 2009-11-7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六

西方不亮东方亮：从哈瑞李到李光耀

李光耀近日发言希望美国能够多介入亚洲事务以及制衡中国，引起中国网民哗然。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学者也表示吃惊。网民就事论事，无可非议，学者们难道不应该更多了解一些背景知识？

李光耀被中国年轻人所认识主要是他的亚洲价值观和对儒家的推崇，而且常常为中国的发展和特色辩护，有时甚至看上去是相对于普世价值的亚洲价值和中国儒家的代言人。给大家造成这一印象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媒体一向喜欢引用能够为我所用的言论，特别是这言论出自于外国人之口，就更是身价百倍了。以致我们一听到人家为所谓亚洲价值观和特殊性辩护就喜不自禁，竟然忘记进一步追问，他指的亚洲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体现在新加坡什么地方？新加坡又是如何用“儒家”治国的？

李光耀是第四代华人移民后代，出生于新加坡，在英国学习，不会中文，没有中文名字。他以前的名字叫哈瑞李。英国一位议员曾经说过，“（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我想，英国议员定义一个亚洲人是否英国人的标准应该是价值观而不只是靠满嘴的英语和东方人的长相吧？他曾经和台湾的李登辉争论过民主和亚洲价值，如果说李登辉20岁以前是日本人，那么李光耀20岁以前绝对是一名“英国人”。

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领导独立的领袖都是西方培养的，为了回国领导东方的人民争取独立，他们一夜之间改变了名字，甚至连信仰也改变了。但骨子里是否真改了，就不能只听他们口头表达了。例如，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当政的前几十年里，对中国文化包括中文学校进行了无情的打压，他在新加坡提倡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和制度，有人可能对价值观没有异议，但对“制度”有异议。其实，制度不只是选举那一个环节。除了选举之外，无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新加坡是迄今为止最西化的亚洲国家之一。

李光耀带领独立后的新加坡人逐渐摆脱了西方英国的统治，但这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甚至不是一个文化的选择（例如在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英语是第一官方语言），还因为一转身之间，新加坡就投入了更加西化，也是西方最大的代表的美国人的怀抱，可见，那次转变只是出于从一个衰弱的靠山投向另一个强大的靠山的战略考量。

从新加坡独立到现在，它始终是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与美国的关系最密切的国家，这个小国的所有海空军基地美国都可以使用（也是美军在亚洲的重要桥头堡，从这里可以牵制整个东南亚），新加坡积极参加美国在当地所有的军事活动。早期作为新加坡领导人的李光耀不但反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而且也是亚洲最“反华”的国家之一。

这一情况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改善，李光耀拼命学习中文，中文名字李光耀也才在亚洲慢慢响起来，让人从他的名字“光耀”想到了“光宗耀祖”这个成语。

那么，从西方回到东方，也把西方那一套带到东方的李光耀，又是如何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要回归亚洲价值观，要儒家治国呢？或者说，什么是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用了那些儒家思想来治理这个小国家？

李光耀为什么提亚洲价值？

李光耀当时突然要回归亚洲价值观当然是有各种考量的。但回归了这么久，新加坡到底拥有什么其他亚洲国家没有的亚洲价值？如果你现在到新加坡，你会知道，无论从社会文化，还是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新加坡都是离亚洲最远，离西方最近的。可是李光耀为啥要提倡亚洲价值观？我认为，只不过是从国家安全和他个人利益出发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表现而已。

首先，他要在亚洲国家中，特别是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这些国家中造成印象，新加坡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是崇尚亚洲价值的。不会跟随美国的价值观，而美国的价值观使得美国与上述亚洲国家的主要分歧在于人权、自由和民主。

新加坡作为亚洲一个小国，处于一直以来并不怎么稳定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大国之间的夹缝中，要想保护自己，只能选边站，要想玩所谓大国平衡，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本和能力。新加坡选了哪一边？毫无疑问是美国，新加坡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可选择了美国，却要在口头上消除周边亚洲国家的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如果真有一个与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相对立的亚洲价值的话，那新加坡一定是离亚洲价值最远的国家。而如果所谓孝顺、勤劳、和谐是所谓亚洲价值观的话，全世界都会接受的，没有必要提出来。

其次，李光耀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亚洲的崛起弄得眼花缭乱，对中国的发展模式生出了真正的欣赏。而这种欣赏除了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很快之外，更大的原因是他并不完全理解中国。后来李光耀到苏杭一带投资并受到挫折，我想，即便得到了高层的支持，他也一定感受到了他理解的那种亚洲价值和中国等各亚洲国家的“亚洲价值“的天壤之别。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光耀一方面接受了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却也看到了美国价值观的无情，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李光耀看到自己老了，必须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对亚洲价值、中国模式和儒家大感兴趣。而如果你仔细研究新加坡政治模式和经济、社会运作的话，你会发现，除了竭力保持“一党独大”，保持政治权威（孝顺），甚至最终弄出了儿子李显龙隔代接老子李光耀的班成为新加坡人民敬爱的领袖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标上“亚洲价值”和“儒家文化”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

关于这件事，我早在几年前就做过探讨，当时我引用了英国议员的那句话，而美国人告诉我，那句话没有错，因为到今天（当时）为止，所有的亚洲最高领导人中，最西化的人始终是李光耀。原则上，在西方人眼里，除了他想搞“一党独大”和最终让自己的儿子可以“卷土重来”之外，其他所有的运作更接近西方的那一套，而和亚洲国家格格不入。李光耀比在制度上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的任何一位首相都更加西化。

而他的西化却被他的国际和国内战略思想弄得模糊不清。每当李光耀因为新加坡的战略考量和他个人的考虑而提出对国际格局的看法的时候，外界就糊涂了。当初他排华，被中国一些学者说成是为了向马来西亚和印尼示好，后来他亲华，又说成是要搞亚洲价值观，要回归儒家文化。这都是很可笑的。

现在很清楚了，不管李光耀口中在说西方价值观，还是亚洲价值，甚至中国的儒教，他是一个处处以新加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为考量的实用主义者。他看到中国崛起，知道在经济发展上新加坡离不开中国，而且他个人也有意要到中国投资，分一杯羹的时候，他开始大肆赞扬中国模式。而且，他也确实欣赏中国的“一党独大”和世界上最能够保障统治者的后代继续从政的无与伦比的政治体制。

可是，当他看到中国的崛起不光是在经济上，而且即将发展到军事上；看到中国和美国越来越热乎的时候，他这才突然意识到，新加坡是美国保护的，新加坡即便在用藤条抽打了美国青年人的屁股后仍然不被美国人抛弃，是因为新加坡其实受到了美国人推崇的价值观的保护，虽然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还存在问题，但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里，有哪一个国家比新加坡更讲究法治、舆论监督、惩治贪污腐败和言论自由？

当代表了最有特色的“亚洲价值”和“儒教”国家的代表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李光耀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其实，他心里很明白，要保护新加坡的利益，和他自己的利益，不是哪一个大国，甚至不是几个大国的互相制衡，而是…

什么才能够真正保护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独立后在美国的保护下，基本没有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他靠的是什么？李光耀中西结合的内政管理和纵横捭阖的外交术当然有一定的作用。

正如前面所说，新加坡的经济制度，包括政治制度中除了西方的民主选举之外，其他各方面几乎都是完全西方的，和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相同。例如，媒体监督，民众对政府和政党的监督，法治等等。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党独大。可是，即便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也不是任何亚洲其他意义上的“一党独大”，新加坡李光耀并没有把自己的那个独大的党置于新加坡人民之上，它们只是用合法、不合法甚至下三滥的手法把其它竞争的党派压在下面（或者用“打压”），只是，这个唯一的没有被挑战的党却不敢把自己放在新加坡民众之上。无论从事实还是原则上说，新加坡的选民仍然是最大的，如果你真有实力参加竞选，能够让民众选你，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的改变并不困难。只是新加坡人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他们目前并不讨厌这个“一党独大”——因为这个独大的党并没有把自己驾凌于民众之上。

这些年，中国很多人鼓噪要实行新加坡模式，其实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异曲同工：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但从自由、法治、舆论监督（甚至包括言论自由）等等方面，早就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和在西方率先实行起来的模式。中国要实行新加坡模式要越过最大一个障碍：解决“人民最大”的问题。你可以让执政党在“各大党派”中一党独大，但千万别在人民面前也“一党独大”！

还是回到正题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李光耀和基辛格这种“政治家”充当主角。他们长袖善舞，一会地缘政治，一会秘密外交，一会大国平衡，一会又靠人格魅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给人感觉他们模糊了意识形态，甚至没有了核心价值观，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利益平衡和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搞出来的。

这恰恰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症结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包括中国）坐到一起，除了例行的瓜分世界之外，他们不是签订和平协定，也不是忙于制定各国之间和平交往的规则，而是签订了两个看上去和国际交往毫无关系的两个人权协定【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产生了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为核心的“国际人权宪章”】。正是这两个有关人而不是国家的公约，才确立了战后国际间交往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权为主轴的，而不是以“国权”和“特色”为主（下一篇再细谈这个问题）。

基辛格忙着赚钱，李光耀也没有那么活跃了。不是他们后继无人，而是他们那种以小聪明玩大平衡的时代结束了。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来制衡西方，为的是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不被西方干涉；现在他又要拉美国抗衡中国，为的是他们崇尚的价值观不被侵蚀。但李光耀显然是本末倒置了，真要制衡这些大国，新加坡这种小国需要选择的是符合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用普世的和平的价值理念去制衡大国，而不是为了制衡大国而玩弄价值理念！

李光耀的新加坡迟早需要做出选择，不是在大国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价值观和价值理念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李光耀真有什么亚洲价值与儒家思想，他不妨说出来，看看目前是不是以中国为代表，如果是，他应该站在中国一边，来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

新加坡这种小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搞大国制衡，再说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也没有强人了。以前在国际政治舞台，李光耀的名字要比新加坡响亮，李光耀先生被誉为“最了解西方的东方人，最了解东方的西方人”，可时代变了，当东方（中国）和西方（美国）已经逐渐互相了解并越来越深入交往的时候，作为李光耀和新加坡，最好是先了解自己：你们崇尚的到底是什么价值观？是亚洲价值观？普世价值观？还是新加坡价值观？

杨恒均 2009-11-5

《外交杨皮书之一：索马里海盗“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二：谈谈美国的霸权与“持剑经商”》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产党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党，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温家宝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温家宝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温家宝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温家宝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温家宝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国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权，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

杨恒均 2009-11-1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五

在上一篇杨皮书里，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如果冷战不是西方赢了，而是美国四分五裂、自顾不暇，苏联成为一国独大，那么，世界会如何？中国又怎样？

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来制约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苏联社会主义集团？按照以前苏联对付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以及他在东欧的劣迹，我想，大家都会和我得出同一个结论：扩军备战，让人民解放军准备好，制造更多的核子武器用来威慑北极熊……

冷战就是这样形成的，而“热战”则是在军事平衡被打破后的必然结果。尤其发生在新崛起的国家和现有的强权之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新崛起的国家挑战已有的强权，而冷战则是两个强权相持不下时的“和平”。按照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和军事著作：国家之间的互相制衡——或者说恐怖的军事平衡——是世界和平的最好途径。

而如果你相信了这一理论，那么你就不能不悲观地相信人类的宿命：由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消长永远不会停止，此起彼落，所以，国家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将会持续到人类灭亡为止，和平只是在战争之间偶尔爆发而已。

所以，中国在持续经济高速发展30年的过程中，不停有外国政府和民众感受到了“中国威胁”，所以，中国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美国的谈话中表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紧接着反问一句：我们为啥不能挑战美国？或者说，我们凭什么要向美国保证我们不挑战他？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抛出几个“假如”：假如美国侵略他国？假如美国人突然选了一个希特勒上台？假如美国种族主义开始泛滥，美国政府公然欺负国内三百万左右的华人华侨？……难懂这些情况出现，我们也不能、不去挑战美国？

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以为我脑子进水了，以为我又从右愤变成了左愤，要小骂大帮忙。其实，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上面说的那几个“假如”成立的话，我们当然要愤怒，甚至要有“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的一颗红心两国准备。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不但是我们大多普通人，就连中国政府也相信，美国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军委副主席才会向人家表示，崛起的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可让人气愤的是，即便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军事首长多次这样表示，不但美国人，就连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极大的疑虑甚至恐惧。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上一节《以夷制夷：用美国人的价值观制约美国》一文里，我提到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的价值理念来制约美国人的强权。大家知道，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俄国、欧洲和中国对美国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毕竟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在当今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个唯一的超级强国竟然左右开弓同时打两场战争。可是，我们却并没有很大的担心，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要求美国政府向我们保证什么，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保证过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民众的价值理念比飞机大炮更能有效制约一个国家

原因我上一次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对美国的强权的最大制约已经不是来自其他国家，而是这个国家内部的——来自它的民众，来自拥抱了那些价值观念的美国人。

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后，随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大幅提高，制约国家对外的权力同时出现了一个很强的新因素——国内民众。这种“人”的因素已经重要到取代“国”（也就是所谓政权或者统治者）的因素。

什么是人的因素？什么是政权的因素？我举个台湾的例子，在蒋介石时代，老蒋一人独大，他就是政权。他不搞台独，谁也不敢搞台独，所以北京不用担心。但后来蒋介石没有了，台湾民主了，陈水扁开始搞台独。按照我们对台湾蒋介石时代的理解，台湾肯定就要台独了。可是，且慢，北京领导人发话了，什么话？“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就是“人”的因素，果然，是台湾人民制约了陈水扁的台独，他们选择了马英九取代民进党。战争就这样避免了。

同样的道理，美国民众的民意早就强大到左右白宫的对外政策，只要民众不被忽悠，只要美国不设德国希特勒时期的宣传部，控制舆论，控制民意，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众是不喜欢战争的，因为历史上的战争很少真正是由民众的意志来发动的，绝大多数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或者一党之利。

有鉴于此，上个世纪西方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个理论，好像是说因为民主国家们拥有相同的理念，所以不打仗了。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为啥独裁者还要互相打仗，他们不也是拥有共同的（独裁的）理念？

我对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有另外的认识，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早就讲过了（因为没有去搜索资料）。从人类历史上看，战争的权力毫无例外控制在国家统治者手里，而要想统治者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打仗，去牺牲民众争权夺利几乎比消灭国家还要困难。可自从民主政体出现后，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逐渐落到了公民素质日益提高的选民手里。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统治者要想违背民意发动不公正的战争几乎成为不可能。

大家可以想一想，是谁最终让美国人反思伊拉克战争的？又是谁迫使美国政府深入调查虐囚事件的？不是俄国，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人痛定思痛，回归到自己的价值理念，然后迫使自己的政府回归正途。没有这些被我们一些人讽刺为虚伪和虚假的民主和自由理念，我们能把美国怎么样？只有等五十年后我们拥有和他一样数量和质量的核弹头、航空母舰了，再来和他叫板？

应该是我们（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外国政府）来制约崛起的中国

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已经看出为什么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和平的，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甚至都是处在被欺负和被侮辱的地位，可我们现在稍微强大一点（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强大”的），整个世界都不安了，即便我们如何承诺，如何解释，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恐惧……

不错，他们搞不清我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们的人民到底相信什么！有人说，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互不干涉内政的指导方针吗？那是我们的政策，甚至是国策，但不是国家的立国理念，更不是深入民众心里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中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一个国家受到广泛的欢迎，受到排挤，让自己的崛起成为可能，或者功亏一篑……

最近我国也在大力提倡软实力，把加大外宣作为提高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在海外设立新华社的网络电视等等，要学习美国人把宣传融入各种娱乐，向世界推销——推销什么？推销美国？还是他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是他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十几倍的富裕？还是垃圾快餐麦当劳汉堡包？都不是的，如果推销这些，会让全世界人民都反感的。

如果你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CNN新闻坚守的底线，又或者领导人到处的煽风点火，他们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宣扬和推销的几乎都是美国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我们要向世界推销什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拿出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我们绝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价值观念，你花再多钱搞宣传，告诉人家你干了什么，不会干什么，你制造了多么便宜的皮鞋，你盖了多少栋大楼，多少穷人有饭吃了、民众如何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等等，你这样推销给世界的中国，能够让人对你刮目相看，对你尊重吗？如果你一定要我行我素，我想所有的宣传都将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无论你怎么宣传，全世界仍然疑惑不解：啊，这群人到底有什么信仰？他们相信什么？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期盼崛起的中国不用向世界各国承诺“我们不挑战你”，我期盼崛起后的中国更不是在人家的核子武器和航空母舰的威慑下“承诺和平发展”……

好了，回到我的题目，我最大的愿望是崛起的中国不用像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那样，需要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制约他，我希望是中国人——他们拥有的价值观念真正能够制约崛起的中国，让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的繁荣富强的国家……

杨恒均 2009-10-29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四

在第一节里，我就谈到，中国的外交很成功，那么我下面谈谈中国对美外交成功在哪里。前面说了美国对华外交“唯利是图”，以及它陷入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的陷阱而无法自拔，那么，很多人一定会说，我们对美国的外交也一定是“唯利是图”吧，总体上没错，利用永远是第一的。但如果没有任何理念的话，利用有时是无法调和的冲突。如果我告诉你，在中美关系中，中方反而是比美方更加意识到美国的价值理念并常常加以利用的，你一定以为我脑袋进水了吧？^_^…^_^

我也不讳言，我的前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共和国找到对付美国的方法，让美国的霸权不至于过度膨胀到危害他国的利益。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

冷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铁幕落下，欧洲的柏林墙倒了，所以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今后世界将会和谐得让人感到很无聊。其实这只能说，这些西方人太目中无人了，充其量，历史在欧洲结束了，在亚洲，历史的大幕才刚刚拉开。从中美必有一战到和平崛起，世界都在等待中美——最强大的国家和崛起最快的国家如何相处？冲突什么时候到来？而我，就是在中美差点要为台湾打起来时候来到美国的。

冷战结束后，俄国人自顾不暇，美国人一极独大。这种情况，不但中国人害怕，甚至连欧洲人也有些担心。就拿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大家设想一下，不要说美国人走向法西斯，即便他稍微行差踏错一步半步，世界局势又将如何？

或者，我不如这样描述一下。假如美国正如我们中国大陆那些“说不”和“不高兴”的人描述的那样，真正做到唯利是图，把美国的建国理念和价值观完全抛到一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么，他只要简单的把黄金运输线切断，把中东的石油运回美国，首先违反他自己崇尚的“自由”理念（包括自由贸易，并保护自由贸易），请问当今这个地球上，谁还真能对他说“不”？你“不高兴”又能如何？

这不是说美国不能批评，要对他唯唯诺诺，而是说，我们要想限制和制约美国人的霸权，必须找到他的“致命弱点”，不能无的放矢，必须找到可以制约它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必须是我们看清楚了的，而又能够真正制约美国霸权，不至于让他真正变成希特勒，或者变成中国那些愤青们描述的丑陋的美国。

这个切入点就是美国的建国理念，就是美国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我深入美国后发现的美国的“致命弱点”——也是它最大的优点——只要它紧紧拥抱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就不用担心美国会变成法西斯，只要他继续完善这一理念，而不是渐渐背弃它，我们就不用担心美国会完全变成不顾他国的霸权主义。

可是，我们中国那些想要遏制美国的愤青们却恰恰拿这些能够制约美国的价值观来攻击，说什么美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包容全是虚伪的，是假的，那么如果这些是假的，是什么在约束他们没有切断运输线？没有把被美军占领的伊拉克的石油全部运回美国，以致现在在伊拉克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中石油进军伊拉克并不比几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困难？如果美国的价值观是假的，那么你想它现在的价值观变成前苏联那样的？还是变成当今北朝鲜那样的？又或者，你希望美国和我们中国持相同的价值理念，甚至一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去年在美国游行的中国学生还能在美国继续学习吗？和我们有相同制度的国家包括北朝鲜是如何对待在他们国土上游行的外国人的？

中国这些年的外交之所以成功，也就在于北京有一帮人真正理解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抱的价值理念，并学会了如何应对他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所有这些拥抱了西方那套价值理念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平当时决定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最想的是吸引外资（包括港澳台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资金），最担心的也是外资不来。

说到这里，大家也都猜到了，不错，在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进来投资的个体都来自拥抱了自由理念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中国和那些国家和地区处于敌对状态时，那里的商人也因为拥有了个人“自由”而得以到中国来投资。如果当时地球上都是和我们有类似制度的连公民出国都需要政审的国家，有华人华侨敢回到红色中国投资吗？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每一年都搞什么世界各国的人权和宗教白皮书之类的，每一次都会得罪北京当局。然后我们的外交部就严词驳斥，甚至马上发一个相对应的报告，指责美国的人权状况。但大家注意到没有，每一次当我们搞这些报告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人权标准竟然和美国的一模一样。我们只是指责美国的人权也没有达到他们自己制定的标准，我们并没有试图发明一套我们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他们，批评他们。

还举一个例子，美国士兵在伊拉克误杀平民了，我们要指责他，但用什么标准呢？肯定不能用北朝鲜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按照那里的标准，征服、屠杀可能是为了维护稳定，为了你好），我们依然使用的是美国的标准。我们说，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做得不一样，两套标准等等。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在和美国展开唇枪舌剑的外交战中，依然在用美国人制定的标准（或者游戏规则）。我们知道，只有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夷制夷，才能够有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对华关系基本上是基于“唯利是图”的这个外交支柱，但也常常因此遭受一些挫折，于是他们就有人在反思价值观念，他们一反思，我们就紧张了，开始用“反华”的词儿先堵住他们的嘴巴。

而我们自己虽然号召大家不干涉内政，并常常在国内攻击一下美国的价值观，可当美国人真要在国际上不顾价值理念而“唯利是图”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最紧张的，于是又要开动宣传机器指责他们在国内和国外两面三刀，背弃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倒俨然成了帮助美国人维护他们的价值观的卫道士。

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都心知肚明，如果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是拥抱现在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如果美国拥抱的是其他国家包括集权国家拥抱的那些很有特色的价值观念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谁能玩得过美国？

好，今天就到这里，我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如果20年前结束的冷战不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赢了，而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个世界又会如何发展？没有美国撑腰的中国会不会被迫接受了苏联派来的“党代表”？正在载歌载舞地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中国的60周年国庆？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和“羊皮”们深入探讨以下一些问题：世界大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心怀恐惧？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内政因素，以及中国外交中的“国权”与“人权”之关系，还有我的拿手好戏——台湾问题……

杨恒均 2009-10-28 海口

《外交杨皮书之一：索马里海盗“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二：谈谈美国的霸权与“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三：美国对华外交是基于“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三

美国外交有两根支柱：价值观和利益，或者说它的理想（民主、自由宽容等）和它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本性。这两个支柱孰重孰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我想，要争出个结果，分出老大老二，可能不容易，每个普通读者手里都有一大堆美国偏重两者之一的“证据”，更不用说专家学者了。

我反对的是一些人用一个支柱否认另外一个支柱，例如，有人说美国人在国际上唯利是图，完全有违它在国内高举“民主、自由、法治和宽容”的理想形象；又有人转弯抹角来证实美国人哪怕在国际上胡作非为也是最终为了“民主自由”的大理想。这两者都有失偏颇，走了极端。

我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没有在国内事务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大多时候是“唯利是图”的，但美国人也知道从长远利益看，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价值理念，让世界各国都接受它认定的价值观，往往会让自己更加“有利可图”，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并不都是鼠目寸光到唯小利是图。

在分析美国的外交和内政的时候，最好能够用例子来说明，美国是地球上最注重理念，却也是最务实的国家。我先拿冷战时的美国外交来说事，很清楚，那是长达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之战，也是理想和理念之战。能说冷战中的美国是唯利是图的？如果真是唯利是图，他应该向苏联东欧靠拢以开发市场发展贸易，而不是来拉拢当时相对穷困的中国。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中一定要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民主和自由推广到苏联控制的铁幕另外一边，可是，让人困惑的是，它却对自己占领的韩国独裁一忍再忍，对蒋介石的威权也睁只眼闭只眼长达三十年之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答案，只是一些凌乱的思考。

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喜欢听话和便于控制的“独裁”远甚于无法掌控的民主国家，这个有人提到过。我自己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想法：美国和西方的白人在骨子里也是文化决定论者，甚至有很深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欧洲（包括苏联和东欧）人天更适合民主自由这些需要国民有自决素质的制度，而亚洲（包括中东）、非洲等并不适合西方白人发明的这种最不坏的制度。

于是二战后美国虽然占领了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他们却只在欧洲、日本推行了民主制度，却并不急于在亚洲、非洲其他地方推行。那么，为什么也在亚洲的日本推行？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优等民族，是可以与西方白人世界抗衡的唯一的亚洲民族。至于台湾这些地区，他们就并不抱多大希望。他们要放弃和支持蒋介石，好像都不是因为蒋介石有多少民主宪政思想，而是因为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所以，我看到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几乎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与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意识形态政策相反，他们对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比苏联的更“社会主义”）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从三十多年前尼克松访问北京到1979年建交，总结过去中美建交后这三十年中美建交的历史，可以说除了中间有短短不到两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那件事之后）的理念之争之外，美国对华外交基本是基于利益考量。

当然这个利益考量也被冠上了一个大帽子：要实行接触政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要和谐相处，逐步影响中国，最后达到和平演变。其实，美国内部决策人很少有人真正认为能够和平演变中国的，倒是从去年开始，中央情报局有些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和平演变”美国了。

可美国人别无选择，毛泽东早就把美国这种纸老虎看穿了，而且，制定了保持社会主义不变色的百年大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鼓励中国人多生孩子，“人多好办事”，好办什么事？反正不是怎么好的事。例如，人多了不适合搞民主——好办不民主的事；例如人多了，就需要更少的人把他们好好管住，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再如，人多了，大家财富和智慧加一起一平均起来，素质也低了，人也穷了，于是就只能搞穷的社会主义……别以为我在调侃或者恶搞，实际上，连美国人也陷入了高瞻远瞩的老毛同志生前有意或者无意设计好的这个大圈套。你知道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而是，中国会不会乱——

美国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因为中国的不稳定不但会摧毁自己经济，给美国主导的世界留下无力负担的大包袱，也会全面波及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以，我对华盛顿一位智库人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华盛顿有些决策者甚至比北京的一些当权者更加担心中国的稳定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中，有相当大一批人心中揣的对华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本文试图以网络语言谈谈我对中美外交的看法，并无定论，大家不必用一种理念和模式来求全责备。其实，早就有很多人对美国对华外交持有异议，认为他们失去了理想。甚至连每一次的总统候选人也在大做文章，我们记得，克林顿上台的时候就攻击老布什“和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拥抱”，可等到小布什去竞选总统的时候，又着实把克林顿与北京的“战略伙伴关系”讽刺了一通。现在这位奥巴马也不例外，一上去就在美国内部高层紧密锣鼓地制定和平演变中国的新计划，但不到三个回合，你放心，他一定先被北京演变过来。

从客观上说，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利，也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而且随着中美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任何试图改变方向的做法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都会遇到无法预测的阻力。

前几天在香港时，有美国官员和智库研究员向我了解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我想他们大概是为了奥巴马访华收集一些信息和情报，我如实告诉他们我这几篇文章中将要写出来的一些看法，之后，他们问我，那你认为美国政府在促进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上能够做些什么？

我对这个问题完全失去了兴趣，摊开手说，他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我知道，他可能什么也不会做，或者什么也做不了，又或者他做了也毫无效果。

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这些年对中美关系乐观其成，但却并不寄托什么新的惊喜和希望的一贯立场。已经好些年了，我不再愿意和美国人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等问题，我知道他们能够做的很有限，有限的作为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再说，政治民主化、法制、自由和体制改革等等，那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不是吗？你看看和美国人对抗的苏联、东欧，你看看在美国人保护下的南韩和台湾，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真是因为你美国人折腾成功的？

杨恒均 2009-10-27 海口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二

我不否认武力是一个国家在外交和外贸上的后盾，但我们也要看清现实，认清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当今的世界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形成并维系的，这个体制虽然有问题，也需要与时俱进，但对于中国的崛起来说，这个世界格局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是对我们有利的。

过去三十年，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中国的发展靠什么？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和外贸。只要这样想一下，就知道，中国不但不应该成为打破当今世界格局的“不高兴派”，甚至应该成为维系和发展这个格局的主力。

如果你还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给你讲几个小故事。首先，我们从索马里海盗讲起，当索马里海盗劫持了中国商船的时候，网民们愤怒了。我也愤怒，并为中国船员和外国船员的生命安全担心。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们的海军的远程投射能力非常有限，要想在那样的距离，以那样的几艘护航舰去营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就让我想起，对付索马里海盗这种“持剑经商”的恶棍，我们还得依靠国际社会，希望目前国际社会中的正面力量能够“持剑经商”，保护现有秩序，保护中国得来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而在这个国际社会里始终扮演积极和主导角色的一直是美国。

为了防止愤青们骂个不停，我赶快进入第二个小故事。我以前常常和美国的有关人士探讨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如何应对这种局势。后来我们得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台湾进行海空封锁，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大陆的规模对付一个台湾岛，以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付区区几十万的国军，把小岛包围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美国人也承认这个办法可能有效，而且，他们也意识到，作为一个民主政体的台湾，其民众可能经受不起三个月的封锁而赶紧投票推翻台独政府。

后来等到我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兴趣，沉迷于大陆内政后，又有一次和一位当时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再次聊这个话题。他被我激怒了，突然说，你忽视了另外一些事实。他说，你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如何依赖美国等不支持你们对台湾动武的西方国家吗？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所以立即反驳他说，中国人民忍受力特强，只要为了国家统一，即便遭受再大危机也能够忍过去，倒是你们对中国封锁，是否承受得了经济打击？

这位官员说，你没有算一笔账，你真以为中国经济强大了，但那是相对于台湾来说，真要对付一些主要贸易国家，你们受不了。我们的损失相对你们来说，要小得多。

我不以为然，但接下来的对话让我惊讶，他问我，中国原材料进口有多大？都是哪些国家，经过哪些国际航线？

我说不清楚，他举了石油的例子，他给出了一个几乎接近百分之百的比例，然后告诉我，这是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比例。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两个从中东进口石油的国家。大到什么份上？如果一个星期你们无法从中东进口石油，你们很多生产得停止，如果一个月不能进口，你们得用战备储备油……

我问那位美国朋友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从中东输入石油的所有船只要经过的那条黑色黄金运输线（指中东到远东的海上运输线）基本上是靠美国纳税人的钱供养的美国军队在“义务”为所有经过的船只保驾护航！如果你还不服气，那么想一想目前驻扎在动荡的中东的第七舰队，一旦撤走，万一局势陷入混乱，你从哪里购买石油？而且，以中国目前的军力，在三十年内，不可能有能力以一己之力镇守中东和黄金运输线……

大家也许从这位美国朋友口中听出了霸气，但实际上是我先刺激他的。可是即便如此，也仍然让我听得不寒而栗，美国人确实一直在“持剑经商”，我能够感到那种基于实力的让我很不舒服的霸气。如果这种实力和霸权掌握在索马里海盗手里，或者某些独裁者如希特勒有了这种实力，世界又会如何？中国又会怎么样？我们还能够和平崛起吗？

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这种霸权迄今为止并没有在商业上任意刁难和损害我们，而如果它想损害我们，却并不是很困难的，不过问题是中国一直在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玩，如果它想刁难中国，首先得破坏自己的游戏规则，破坏自己维系的国际关系秩序。这是北京当局看清了世界局势，而在过去三十年成功地进行了外交，和美国周旋。

现在问题反而是一帮对国际问题一窍不通，对自己的自身的实力也糊里糊涂的中国愤青、愤老们号召中国起来打破这种对我们很有益的国际秩序，你这不是找抽吗？

（本人从善如流，贴文不超过两千字，免得人家说又臭又长……^_^，另外，大部分内容在后面，要评价老杨头的外交“羊皮书”，稍安勿躁啊……O(∩_∩)O哈哈~）

杨恒均 2009-10-26 海口

《外交杨皮书之一：索马里海盗“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一

从1983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开始，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几乎都和国际政治脱不了干系，然而，我的博文却很少涉及到国际关系，对中国外交也较少论及。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对北京当局的外交政策还是基本满意的。既然提不出什么有建设意义的反对意见，也就懒得写了。于是，就把精力集中在内政上。相比我国的外交关系，我认为内政才是大问题，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多如牛毛。这可能是我和一帮愤青与民族主义者们最大的不同之处，惹他们不高兴，激怒他们说“不”的，恰恰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很少对国内政策说“不”，甚至连不高兴都要小心的掩饰起来……

从今天开始，本人推出《外交杨皮书》系列短文，由于读者强烈建议文章不要超过两千字，所以，一次推出一小节。如果有读者喜欢一气呵成，建议他（或她）粘贴到一起阅读。为啥叫“杨皮书”？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叫蓝皮书还是白皮书，想起了一些人讽刺我的读者叫“羊皮”，所以就想写成羊皮书，后来干脆选定了“杨皮书”，寓意老杨头只有皮肤之浅（skin deep）的看法^_^^_^——

中国不高兴了，因为索马里海盗就是在“持剑经商”……

最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上台后的这30年来的外交政策，从邓小平、胡x耀邦、赵x紫阳时代的不当头，到江泽民的韬光养晦，再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都是在积极融入美国维系的世界格局之中，所谓改革与开放，重点还是开放。而这个开放最主要的就把封闭的中国“开放”到国际社会之中。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美两国一见钟情的黄金时期，当时两国不但在物质上互通有无，也在思想和政治层面有不少的交流，结果是80年代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爆发；到了90年代，特别是小平南巡后，中美经贸关系急速升温，持续了很长一段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恋爱期，弄得很多人要对美国说“不”，最后以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被丢鸡蛋收场；到了胡温时代，虽然差一点把持不住搞出了什么“和平崛起”，但很快回到和谐社会——而“和谐”两字正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想在世界上推销的——他们称之为历史终结后的“和谐世界”。由于和谐社会让不少中国人不高兴了，他们又不敢说（因为还需要在里面混吃混喝又可以出书），于是只好对和谐世界很不高兴，主张中国应该“持剑经商”。

从二战后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到1989年后美国一极独大，过去20年的世界格局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对这种现存的世界格局有两种态度：融入其中发挥作用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促其进步，或者依仗自身力量冲击、对抗这种格局。

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都知道，要冲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国只能望洋兴叹，我想这一点不需要太多的军事知识就能够理解。可是，偏偏有些愤青和自称为爱国者的人整天在那里鼓噪，要我们向北朝鲜学习，成为对抗世界格局和潮流的英雄。有人乘机提出了“持剑经商”的观念。

其实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概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之初，几乎都经历过“持剑经商”的阶段，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商船来到中国的时候，炮舰都会接踵而至。而现在那些不高兴的中国人老调重弹：西方各国都持剑经商而且成功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持剑经商？

这样的推论还真无法驳倒。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年前我到某西方国家的时候，几位老华侨都对我讲其一件事，他们说北京任命的新大使不久前才走马上任，在第一次和当地华人中的精英聚会的时候，这位大使以无可辩驳的口气痛斥了当地国家政府督促中国关注环境污染的要求。他说，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初就是靠污染环境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竟然要干涉我们内政，要用阻止我们污染来达到阻止我们发展的目的？

当时在场的华人都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国家和中国隔了一个大洋，中国的污染受害者是中国人，不是这个国家的白人们，一位华人说，有这样的大使，我们最好赶紧把亲戚都弄到国外，他们迟早要把中国弄得乌烟瘴气的。

当然，这个故事和上面说的还有所不同，毕竟，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真要把它污染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外国人其实损失不太大。可是，“持剑经商”就不同了，它直接涉及到国际关系，牵涉到和你做生意的那个国家。

有人不高兴，就是要走西方人走过的路，要“持剑经商”，我倒想问你，你要“持剑”到马来西亚经商？还是到美国经商？你准备上飞机时一个口袋里装着合同，一个口袋里别把小手枪？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有长达20多年的顺差，一直让美国人很不爽，请问，这是因为你带了把菜刀架在美国人脖子上的功劳？

如果说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经商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这是历史事实，可历史已经流动了，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当今的世界格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军事力量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经商”成功，小国家和地区如瑞士、新加坡、香港等都很成功，但几乎没有军队，而世界上迄今为止仍然拥有第二大军事实力的俄国的经商能力却远远低于中国、日本等。

如果说目前仍然有人在完全依赖武力“经商”和赚钱的话，索马里海盗倒算是一个。这次，中国真的不高兴了，同时，不高兴的人也正好找到了我们必须持剑经商的理由：人家持剑抢劫了我们的商船……

也许有人不服气，还要举另外一个例子：美国，美国就是典型的持剑经商。你看到它在世界各地驻扎的军队，你再看美国的商船，人家就很少敢劫持……

下面我们谈谈美国的霸权主义，以及美国对华外交。

杨恒均 2009-10-25 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