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偶拾之一

来日本前，我又匆匆翻阅了书架上那本《丑陋的日本人》。这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高桥敷于1970年完成的，高桥是教育家与时评家，他以国外生活的体验作为对比，对日本的人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本书里对日本人脏乱差的描写给我很深的印象，例如日本的厕所很脏，日本人乱扔垃圾，在动物园不听指挥喂长颈鹿等等。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日本时就阅读过这本书，可到了日本才发现那本书描写的好像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我当时看到的，已经不是高桥敷描写的1970年的日本。

我并不怀疑高桥所写的事实，只是想知道，日本人的“素质”是如何在短期内提高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民主制度的作用？又或者是全民的反思最终引来了改变？正视这些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国民性，制度、环境与“素质”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回答为什么日本人能够那么快去掉脏乱差的丑行陋习，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自己问题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写《丑陋的日本人》的高桥敷当时因为这本书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围攻，但日本的很多陋习却从那时开始得到纠正。有意思的是，离它不远的中国台湾在1985年出版了柏杨模仿这本书而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社会风气也大抵从那时开始好起来。其实除了文化根子上的一些说法外，我认为柏杨这本书，更多的是针对台湾的中国人而写的，应该叫《丑陋的台湾中国人》。

1994年韩国朴泰赫著的《丑陋的韩国人》出版，显然也受到了《丑陋的日本人》的影响。这三本“丑陋”系列依次在亚洲三个民主正在转型、社会风气逐渐好转、民众素质大幅提高的亚洲国家（地区）出版，耐人寻味。也许，我们期待一部《丑陋的大陆中国人》？

用上了“大陆”两字，显然会有一些朋友不高兴。记得柏杨在书中曾经提到，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总还是“丑陋的中国人”，改不掉身上的恶习。我认为这话有失偏颇，有些本性难移，但大多陋习却可以随环境与制度而改变。

这次来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由于旅行社没有安排下午的行程，我们一行到大阪市区逛街，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街道真的很干净。逛街结束后，我们一起同三位生活在大阪的中国女网友吃饭。三位网友虽都是初次见面，但并不陌生，一位大学老师兼作家，我以前看过她的一些作品；一位是专栏作家与博客作者唐辛子女士，我认为她写的东西很有看头。还有一位是网名“雀巢咖啡”的网友，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由于旅途劳顿，我们一位同行团友在吃饭后感到不适，来到街道上被风一吹，当场吐了一地。我看到才来日本两年的“雀巢咖啡”站到呕吐物旁，示意经过的行人绕道而行。另外两位女士则向两边的商店跑去。

这时接我们的车来了，为了尽快带身体不适的团友回酒店休息，我们匆匆同三位大阪女士说再见。当车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从旁边商店买来了清洁工具的两位女士同“雀巢咖啡”一起蹲在地上清洁呕吐物。由于“工具”（卫生纸与水等）不顺手，她们看上去几乎是在赤手做清洁。

在印象中，我生活过的美国、澳洲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顶多找一个明显的标志放那里，提醒经过行人小心，等待清洁工来处理。可在这里，竟然有人随时随地清洁自己人留下的呕吐物。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清洁工的大阪的街道会如此干净。

让人感动的是此刻在那里清洗呕吐物的是三位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女士，其中一位才来这里两年。她们三位本来都是很好看很优雅的女士，但车子离开时我匆忙间用手机拍下的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最美的。

我的大阪、奈良、京都与东京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当我结束的时候，我会找到更多的答案？还是会生出更多的疑问？

杨恒均 2012－5－16 大阪

1972年，距离1872年容闳护送大清第一批“留美幼童”前往美洲大陆刚好一百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结束两国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峙状态。中美正式建交于1979年，接下来的整整十年，是两国的蜜月期，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此外，1979年，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把中国带向何处？不但中国人充满向往，连美国人也开始遐想。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正好是同一年，当然不全是巧合。中美关系的好坏，也与中国改革的步伐息息相关。

1989年6月的事件结束了中美蜜月期。如果说八十年代，美国一直在耐心等待中国在美国走过的道路上跟上美国的步伐，那么整个九十年代，美国人都在烦躁不安中等待着“中国崩溃”。八十年代，美国人靠麦当劳与麦当娜对中国青年人搞“精神污染”，多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九十年代，则直接打出了“和平演变”的招牌，逮到机会就想把出民主制度输出到中国，结束专制独裁，急不可待地要终结历史。

1992年后，中国政府选择的道路是：一方面继续经济领域的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加强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在思想上，靠有中国特色的宣传与教育抓住青年人，力抗美国的“精神污染”与“和平演变”。效果非常明显，在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与“南海撞机”事件中，得到了验证。接下来的911事件与美国持续的反恐，又为中国“韬光养晦”“和平崛起”赢得了近十年的宝贵时间。

过去十年，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待中国“崩溃”到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力量，从输出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回归到推广“普世价值”、暗中促使中国政府继续改革。虽说过去两个十年里，人权都是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如今美国同北京谈人权，不再居高临下，试图改变（指责）北京的制度，而是希望借助北京政府的力量去“保护人权”，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至少让美国执政者能够在国内舆论与民意面前有台阶可下。

2008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当年因为奥运会火炬传递受阻，中国留学生在澳洲、欧洲、美洲到处举行游行示威，一些学生差一点要把五星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2008年，中国青年人以西方人想像不到的方式表达了对北京政府的支持与高涨的爱国热情，同时发泄了对西方诸国的失望。那一年我接触的西方政客与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几乎都有点垂头丧气，觉得应该彻底放弃对中国制度的“和平演变”与指手画脚，中国人有自己的主张和命运。甚至有主张把“普世价值”从推销给中国的商品中下架的。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感觉到，部分西方政客倾向于一个现实：与其让中国民主起来，不得不同这么多无法控制的中国人打交道，不如与现政府打交道。从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外交来看，中国政府是相当“理性”的，有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地步；而2008年事件与互联网上汹涌的民意，让西方人从弄不懂到害怕。

同样是在2008，一个不那么明显却影响更加深远的变化发生了。那一年，民族主义的高潮过后，大批大批的青年们突然从发泄后的虚脱中醒悟过来：原来，惹我们不高兴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指手划脚，更多是我们滞后的改革与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啊。短短几年，我们看到，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青年们，开始对社会不公、贪污腐败、道德滑落说“不”。

2008年，当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的时候，我亦喜亦忧：喜的是有这么多和我一样的爱国青年，充满激情，忧的是他们和过去的我一样，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我冒着被打成“汉奸”的危险写下了那组引导青年们如何爱国的博文，我当时并没想到，短短几年里，借助互联网上开放的资讯，中国网民完成了差不多耗费我大半生经历才得来的变化。如今，他们不再意淫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他们更关注身边那些抗拆迁、维护个人权利的同胞们的处境；关心自己与身边人是否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基本自由权利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关注中国军舰是否可以在千里外的南海海域自由航行的人。

今年是中美关系40周年。中国的电视报纸、各主要的杂志几乎都做了专题，有基辛格、尼克松的老镜头曝光率很高，可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的媒体与学界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绝大多数媒体都没有做专题报道，政客们甚至有意回避了尼克松与基辛格的时代。早在多年前我去美国做研究时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原来，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尼克斯与基辛格开创的中美关系对美国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由于当时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个魔鬼而不得不选择与另外一个“魔鬼”结盟，加上尼克松尤其是他的幕僚基辛格崇拜伟人、依赖均势理论与地缘政治，过份强调国家安全与现实利益，玩弄权力，而往往忽视了国家秉持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美国人对这两位领导人的评价并不高。

当然，在可见的未来里，中美关系还会延着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开创的道路前进，在诸多领域，中美之间的磨擦还会存在，但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意识形态与人权等价值观念——这恰恰是当初崇尚权力与均势理论的基辛格所忽视的。中美之间如何实现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所主张的“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最主要的还是人权与价值观念。

回顾四十年的中美关系，美国一直在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上比较强势，当然，这些年形势逐渐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很多方面包括价值理念上也逐渐向国际上先进的文化与理念靠近。但如何最终打破弱势，不再让这些议题困扰我们，困扰中美关系？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国与国之间的人权对话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便没有歧视与不公，也往往流于形式，不解决实际问题，有时甚至有反效果。一个国家的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一定是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民众息息相关的。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同美国搞人权对话，但却绝对应该同自己的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人权对话。

每一次看到美国人来中国，高调同我们的政府讨论如何善待中国人民，心情总是很复杂，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取得一些推动作用，另外一方面又为过了几百年中国人还在“挟洋自重（也许更恰当的是“挟洋自保”）而感到脸红。建设一个法治国家，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权，是我国政府的职责，也是人民的愿望。你想啊，一旦我们政府能够与民众在人权问题上对话并达成共识，美国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与中国政府实行人权对话？

杨恒均 2012.5.3

参考阅读：

美国不干涉中国人权了，我们自己干涉吧

中美互揭人权缺陷，有利两国民众改善人权

人权、行动、计划之感想、联想和遐想

我对儿子讲西藏

给留学生的信：请你们继续爱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获胜感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如果你不那么激动，如果你对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有所认识，你完全可以说奥巴马是在忽悠。美国《独立宣言》与《宪法》 确实一早就为新诞生的美利坚确立了包括自由、民主（选举）、平等、正义、宽容等在内的核心价值理念，可是，建国之后的美国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实行奴隶制的国家，当时美国的“民主”也只允许不到人口三分之一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公民投票，哪里谈得上自由与民主？

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美国的历史，你会看到，正因为美国的国父们在立国之初把这些充满理想的美好词句都塞进自己的价值理念里，才使得230多年一路走来的美国，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无论走了多少弯路甚至邪路，总在遥远的未来有一个指路明灯吸引着他们。连政客们也都不得不高举这些价值理念，教育与引导国民；而国民更是随时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挑选、监督、塑造着美国的政治人物们。所谓美国梦，也都是建立在这些价值理念之上。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想要崛起于世界之林的国家，必须拥有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历史潮流的价值理念。这样的价值理念往往比武器和财富更具活力，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牵引这个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改革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如何走？下一站在哪里？有说要继续经济体制改革，有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多有识之士还提出了各种更加具体的建议，这些都是有益的，值得肯定。但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今无法回避的当务之急，就是发展文化，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重建核心价值观，说比做容易。虽然所有国家拥抱的核心价值观都是短短的几行字，可如何提出这几行字，却考验着我们。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绝对不是某个利益集团能够确立起来的，更不能根据某一个领导人或者领导集体随心所欲地拍脑袋想出来。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得到执政者、精英与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持久，才能转化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坚持违反人类的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不管你一时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迟早还会贻害人类，最终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二战时的法西斯德国不可谓不强大，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更是占据了半个地球，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他们其实是败在自己拥抱的价值理念上，那些理念让他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虽然北京执政高层对此早有所认识，并于去年的中央会议上发出大力发展文化、建立与逐渐完善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呼吁与指示，但迄今为止，仍然无法推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简单明了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究其原因，就是思想不够解放。我们被自己设立的一些僵化的条条框框束缚了，不敢直面在世界各地已经开花结果的普世价值。

例如，“自由”作为价值观与人类的理想，几乎出现在所有文明国家拥抱的核心价值观里。可在我们这里，“自由”一词却被长期扭曲，被“妖魔化”，有些人更把这个普世价值说成是西方特有的，是被美国垄断的。

“自由”确实是美国核心价值观中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人是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才来到美洲大陆，他们追求自由，珍惜自由，但如果说“自由”是他们特有的，并被他们“垄断”，那就很搞笑了。

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某个民族与国家驱逐外国侵略者、争取独立，获得解放；另一个就是个体的种种自由。 根据以上两层普遍接受的对“自由”的定义，“自由”作为价值观与理想其实贯穿了中国近现代追求国家独立与个人人权的历史。过去近两百年中，中国人民摆脱专制独裁，赶走一波又一波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日，追求的正是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1949年后走了弯路，改革开放后，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也是以“自由”为主轴，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让人民更自由的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即便在政治领域，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有所增加。

那些认为“自由”是美国特有价值观的人，既不了解中国历史，也不清楚美国历史。更无法认识到一个国家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各种理念与价值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拿“自由”、“公正”、“民主”等被世人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来说，都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美国人今天实行的民主正是对自己过去只允许少数有钱的白人投票的那种民主的否定与改进，美国人今天还在为自由而战。

除了少数坚决抵制现代文明，绝不接受普世价值的人之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反对普世价值，他们只是认为中国还没有发展这个程度，人民素质还不配享受普世价值，担心中国人一旦接受了这些价值观，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于是，在提不出自己的价值观，又绝对不接受人类普世价值理念的情况下，让中国陷入文化与价值理念的真空，以致朝野内外都看不清前途，道德底线滑落，甚至，连我们的“中国梦”都是要到国外留学、移民。

杨恒均 2012.4.23

附录一： 从“北京精神”看“核心价值观”

这两次出差北京，我注意到北京的街头巷尾都树起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宣传牌，称之为“北京精神”。在“走遍中国”时，我发现全国各地多个城市都推出了类似的“城市精神”。这是一个良好的尝试，也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创举。一个人得有点精神，一个城市不能没有灵魂，那么，一个国家呢？一个国家的精神与灵魂，就是国民共同拥有的核心价值理念。

实事求是地说，同世界上绝大多数确立了核心价值理念的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种差距，就不能思想解放，也容易让我们在制定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束手束脚、瞻前顾后。我们应该像温总理所教导的，要积极吸取人类的长期以来形成的精神财富。我们同样应该参考美国的经验与教训。

符合国情与人类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激励一个国家的理想。这类价值观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我们对这些价值理念的解读，既要根据实际情况与具体国情，又要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

就拿“北京精神”来说，我没有看到北京政府具体的解读文本。我想，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对这些精神与价值理念的最终解读权，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终做出评判的是历史与人民大众。

例如，“爱国”，从战争年代爱国者们“不追根究底，只慷慨赴死”，从美国911后那种众志成城的全民爱国，到站出来阻止当权者损害这个国家与人民，到一些勇敢的美国公民站出来质疑美国政府以反恐之名侵犯公民隐私、虐囚，一个成熟的民族总有一天会认识到，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不只是那些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国捐躯的烈士，更多的是那些对抗权贵保护国民的英雄儿女们。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从屈原、岳飞等著名的爱国人士开始，真正的爱国者常常是在监狱中，甚至被统治者折磨致死。

“创新”。落后就要挨打，当我们从西方引进了飞机大炮，从“山寨”开始力求自主创新，有了一些自己的品牌，有了自主研发的火箭、卫星与航天飞机后，可同时，我们也要敢于在理论、思想与观念上创新，解放思想。

“包容”。一个成熟的民族，每一位成熟的公民，都应该学会包容，知道如何去宽容（广东的城市精神）。同样的道理，一个成熟的政府，则应该包容多元，宽容异己与不同的声音。

“厚德”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旺，执政者要做到以德治国，更要做到以德管住自己的家属不贪污腐败，不违法乱纪。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对执政者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法治。正如人民日报所说，中共不允许有“特殊的党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级别多高，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制裁。

对“城市精神”的解读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对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解读同样如此。呼吁当局顺应民意，及早提出符合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理念的核心价值观。

杨恒均 2012.4.16

附录二：“城市精神”集锦

在“走遍中国“的过程中，收集了一些城市的“城市精神”与口号，下面列出来（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今后，一段时间，在“走遍中国”时，还会关注更多类似的城市文明建设，并可能会组织一些活动，有兴趣的官方或民间机构可以联系我们，并欢迎网友对自己所在的“城市精神”发表意见：yanghengjun@gmail.com

成都：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

无锡：尚德务实、和谐奋进 （最近提出“四个无锡”）

河北：坚韧质朴 重信尚义 宽厚包容 求实创新

江苏：创新、创业、创优

南京：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

重庆：重山重水  重情重义

常州：勤学习、重诚信、敢拼搏、勇创业

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

宁波：诚信、务实、开放、创新

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青岛：诚信、博大、和谐、卓越

济南：诚信、创新、和谐

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

汕头：海纳百川，负重图强

深圳：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

石狮：团结、自强、务实、奉献

泉州：求是、团结、务实、创新

内蒙古自治区：活力、人文、和谐

长沙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大连：创造、创业、创世

抚顺：不懈奋斗，无私奉献

吉林市：同舟共济，激流勇进

三亚：极力争取

唐山：感恩、博爱、开放、超越

郑州： 博大 开放 创新 和谐 

苏州： 崇文、融和、创新、致远 

南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

荆州：筚路蓝缕、和衷共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

抚顺：不懈奋斗 无私奉献

太原：兼容  和谐  诚信  卓越 

呼和浩特：（前两名）（1）骏马精神草原气质（2）呼和风细雨养浩然之气建特色青城  

广州：务实 求真 宽容 开放 创新 

昆明：春融万物 和谐发展 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 

长春：拟“兴于闯长于信 敏于思 立于善”

徐州：承两汉雄风，集南北大成；展英雄气概，铸徐州辉煌（一等奖）。

常州：勤学习 重诚信 敢拼博 勇创业 

温州：自强不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求发展（1993年）；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1998年）；敢为人先民本和谐（2005年）。 

九江：融汇九川 敢为人先 勇创实干 追求卓越 

新乡：厚善 崇文 敬业 图强 

太仓：书承七录船系五洲 毓秀钟灵人争上游 

海门：海纳百川 强毅力行

慈溪：慈惠三北 溪通四海

昆山：开放融合 创新卓越 

张家港：团结拼搏 负重奋进 自加压力 敢于争先 

安阳：文明和谐 创新超越 

抚顺：不懈奋斗 无私奉献 

鹤岗：创业发展 包容和谐 竞争图强 捷径敢超 

襄樊：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金阊：精致卓越 和合昌明 

井冈山：坚定信念 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 敢闯新路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延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大庆：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北京：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几个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精神：　

纽约：高度的融合力 卓越的创造力 强大的竞争力 非凡的应变力　

伦敦：历史与现实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　　

巴黎：时尚之都 浪漫之都 服饰之都 欧洲文化之都 欧洲经济之都　　

东京：原为干练 优雅 博爱 排他，改为干练 优雅 博爱 合作，又为发扬博爱的都市合作精神，把东京建成能为世界作出突出贡献的新型城市。

新加坡：独立民主 敬业乐群 仁爱礼让 廉洁奉公 勤俭刻苦 坚毅不屈 乐观进取

杨恒均视频：你所不知道的香港

《环球时报》：美国垄断不了“自由”“民主”／杨恒均

一

对镜子里的自己还是有些不满意，可已经换过两套衣服了。今天秘密跟踪的“目标”对我了如指掌，稍不小心，就可能穿帮。想到这里，我“扑哧”地笑了出来。没想到，时隔多年，今日不得不重操旧业，弄到自己竟然要化妆去跟踪监视“目标”。

下午两点才选定了一套平时不常穿的服装，又从衣柜里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公文包。这个公文包与这身打扮，看上去更像毫无特色的上班族。这可能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第一次执行这样的“间谍活动”，虽然对我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根本算不了什么，但今天跟踪的“目标”非同一般，我还是小心为妙。

2012年1月31日的下午，我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把自己打扮成一位上班族，混在乘客中来到北悉尼圣奥拉多地铁站。目标会从太平洋公路的入口出现。我观察周围地形，选择了喷水池后面靠右侧的一张长凳坐下。按照事先的调查，“目标”可能在15分钟后出现，我的目光锁定了方向。除了中途有一位性感的澳洲女子挺着胸脯、翘着屁股两次从我眼前经过，让走神了十几秒钟，我那双著名的、可能是迄今为止间谍世界最锐利的小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入口……

二

就一个多星期前的1月21日，中国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有几个网站突然关闭了我的博客。我有些吃惊，毕竟已经写了六年的博客，怎么说关就关呢？震惊之余又转念一想，我不是早就说过最多写五年博客吗？五年时间，已经足够把我想说的都写出来了。可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与读者的互动，又让我多写了一年多的博客。现在博客被关，终于不得不停下来。

没有博客可写，我索性把电脑关掉，连网也不上了。那段时间，国内朋友与读者到处寻找我，海外有七八个媒体要采访我，而关掉电脑的我，并没有去回应，再说，我也失去了回应的平台。六年多来，我第一次过上了没有博客的正常人的生活……

说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并没其他意思，也不是夸张。自从写博客以来，我就过得不那么正常了，工作学习之余，有丁点时间就要上网浏览、写作，活生生把一个人劈开成了两个人：一个活在现实中，一个活在网络虚拟中。活在现实中的那个我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也逐渐脱离现实；活在虚拟互联网中的我，倒是越活越起劲，活出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那段博客被关的日子里，我生活中重新有了澳洲的沙滩与阳光、各地的美景与美女，悠闲的时光也多了起来，与儿子在一起开心时刻以及种种以前被网络与博客占据了的美好时光也悄悄回到身边。

三

下午三点一刻左右，从入口处涌进了一群穿制服的，我调整目光的焦距，没有发现“目标”，应该在第二批里吧。这时我感觉到周围有很多双警惕的眼睛也在搜寻着“目标们”，真是谍影重重啊……

博客被关后，我主动给国内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解释。结果发现他们都知道了，也已经担心好多天了。我说，你们放心，应该没什么事，以前也发生过，等到敏感时期过去了，就又打开了。我又补充了一句：这段时间我正好集中时间工作赚钱，陪孩子到处玩。要是博客重新开了，我也可能不再写了。

没想到，当我说完这几句话时，和我最亲的几位亲戚竟然都说出了类似的话：太好了，你就不写了，今后好好生活吧。

放下电话，我沉思了很久。虽然我的亲人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是如何的“不正常地生活着”，并让他们为我操心、提心吊胆。深爱我的那些人，大多数早就不想我再写了，只是他们碍于我如此的狂热与执着，没有说出来，或者他们在等我受到挫折后“回头是岸”，现在我自己说出来，我仿佛听到他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我目光锁定了目标！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小小的影子出现了，活蹦乱跳的……

四

写不写博客，其实同父亲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父亲虽不上网，但总有一些亲朋好友向他提起我在网上的写作。他们大多是以赞赏的口吻，有的还转述了我博文的内容，父亲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议论。我的博文内容，他并不陌生，最早，就是他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他内心一定很矛盾，也开始后悔了吧。自从他看了我那本《家国天下》，每一次见到我，都会对我说，别写那些东西了，太危险了，不值得，你还是搞好自己的生活吧，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知道我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我改变了自己。不过，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告诉他，我渐渐写少了，很快就能停下来，您不用担心，我得让读者慢慢适应，对他们得有一个交代。父亲没有电脑，也不上网，但知子莫若父，我看得出他不太相信我的话。有意思的是，当我的博客被关闭后，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我已经不写博客了，父亲竟然立即就相信了。有些高兴，仿佛我是浪子回头。

我很有些难过。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即便不考虑其他原因，也该为了父亲与亲人停止这种带一定危险性的写作。父亲在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与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很敏感，以他目前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如果我出点什么事，他老人家绝对挺不过去。看起来，忠孝不能两全并不是古人才遇到的难题。

在那次执行最后一次“间谍任务”时，我脑海中一直想着父亲。我还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场景，那天从北京回到湖北，我告诉父亲，我不在北京外交系统工作了，我主动申请调到另外一个更特殊的部门去为国效力。父亲简单问了我几句后就明白了，当时，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极其少见的表情，有嘲讽有悲哀也有鄙视与无奈，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年青儿子面前露出那样复杂的表情。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能完全解读出父亲当时的内心世界——在内心深处，父亲是鄙视我这种“特务”的，但我却是他亲自培养起来的最得意的儿子。后来有一次，他甚至问过我，你会去当局告发你这个右派父亲吗？我大吃一惊，但很不以为然地说，您误会了，我不是“特务”，我是“间谍”，我是对付外国人，保护中国人的。

也许，误会的是我吧。这时，“目标”从我眼前不远处经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我自信没有露出破绽，但会不会我和“目标”相隔太近，他闻出了我的味道？

五

冬天远去的时候，我都会把父亲送上火车，他从广州回到湖北随州过春、夏、秋。3月28日，我决定把父亲送到随州。这两年，父亲总说出让人伤感的话：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广州了，我走不动，来不了啦。父亲的身体确实越来越衰弱。但，他还是忘不了关心我：你还在写吗？少写点啊。

我扶他上火车时说，爸，你放心，我已经很久不写博客了。实际情况是，我的博客在2月21日又都解封了。我也顺手写了几篇短文，但由于第一次隔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写博客，竟然再也找不到六年来支撑我的灵感与激情。不过，我已经事先通知亲朋好友，也在微博上提醒大家，不管我写什么，不要再告诉我老爸，以免一位84岁的老人过多联想。

那天和父亲上火车时，还是出事了。我也没想到，短短一节卧铺车厢，竟然有两位乘客认出了我。列车启动后，一位广州的乘客来到我们的卧铺车厢打招呼，他坐下来聊天。父亲觉得奇怪，好几次问我们：你们怎么认识的？

那位老三届的广州朋友告诉父亲，他常常在网络上看我的博客，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很喜欢我的博文，认为温和理性，又说到点子上。他还记得我写父亲的文章。

我心想，坏菜了，我都告诉老爸我好久不写了，你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位六十岁的广州朋友谈兴正浓，没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他告诉父亲他曾经当过小红卫兵，参与过大串联，也去北京见红太阳，但这些年，他的思想渐渐改变了。其中当然也有博客的影响……他又大声说，有人想倒退，有人想复辟“文革”，而我的文章一直在提醒人们警惕这种现象，并在过去两三年，直接点名批评那位位高权重的重庆领导人……

父亲是中学老师，他当时教的学生正好都是老三届，他们两人之间显然比我和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父亲以前并不看好这些老三届，他了解自己的学生们，他曾私下告诉我，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可眼前这位生意人，多多少少改变了父亲的一些看法。那位朋友说，感谢互联网。当那位网友离开时，父亲有些激动地说，老三届有你这样的人，中国有希望啊。

六

隔着一节列车车厢，我借助间谍电影上学到的跟踪知识，观察到“目标”在另外一节车厢里的一举一动，换车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换错车，至少要多走20分钟的弯路……

还好，他没有换错车。我放心地坐下来，继续想我的父亲，想他对我们姐弟四位付出的代价。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他对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但更爱自己的子女。多年前，他用一些原始的、不那么成熟的思考影响了我，而当我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明白了更多道理，也挖掘得更深，并开始用博文影响一些读者时，他却害怕了，一再要求我停止写作。

我理解父亲。他老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改革开放后，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能够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国家，可当我有一天告诉他，我们全家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他竟然伤心地哭了很久。其实，我那时出国是为国效力，不过因为保密而不能告诉他。父亲反而告诫我：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不能忘本，要教孩子中文。

父亲的这种矛盾性格有时甚至发展到有些变态的地步。我知道这都是1949年后屡次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同知识分子，还是当地农民相比，文革中我们家庭受到的冲击与迫害都不算什么，父亲是公办老师，母亲是医院医生，工资有保障，而且并不低。只不过，我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父亲忍辱负重换来的，那些年，父亲为了保护四个子女，低三下四地活过来的，把自己最锋芒的观点与思想都深深掩盖起来，一个49年前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却要配合那些批斗自己的人，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那是一种怎么扬的精神折磨？

但父亲“成功”地做到了，付出的是良心与尊严的代价，保护的是自己的四个子女的安全与上学的权利。“文革”扭曲了父亲的心灵。直到今天，他还常常在睡梦中惊醒，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做了噩梦，梦中，他被批斗，我们姐弟四个流落街头——对父亲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其实并不只是噩梦，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他们身上过。

老天爷可能都想不到，父亲没有做的，他老人家一直语重心长告诫我不要去做的，正好就成了我后半生追求的目标，成了我做人的理想：我绝对不会对邪恶与不公正保持沉默。

但我却没有半点不理解父亲，更不会不理解他，毕竟他那时是为了保护我啊，而我呢？如果我的孩子也在国内，需要我保持沉默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与受教育的机会，我有选择吗？我会去选择吗？我会为了国家、民族和民众的长远利益，去拿我自己的孩子冒险？

七

父亲以长期的压抑与扭曲自己的灵魂来保护子女，我又何尝不会不惜一切保护我的孩子？在跟踪“目标”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想到这些，眼睛都有些湿润了，脚步也加快了，不知不觉就和“目标”拉近了距离，惊动了“目标”，小家伙突然停下来，回头看见了我，喊道：Daddy,你一直在跟踪我？

曾经有一位学生想研究我的思想变化，我说了一些，他觉得不能说服他，于是他翻开我最早的文章与小说，开始仔细对照一些内容，最后他告诉我，你最早的文章，例如那篇著名的“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还有你的代表作《致命武器》几乎都是写遭受磨难的中国孩子的；而根据你的纪实文章，那段时间，你正在澳洲享受悠闲的生活，并陪着儿子“铜锁”在澳洲的阳光与沙滩上成长，这种反差一定激起了你内心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最终生出了一种信念与力量……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但我知道他发现了我隐藏得很深的秘密。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更多的孩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崇高的理想，只不过是为了孩子。为了保护孩子，我什么都能做——这个想法有时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一股很浓的黑暗势力。

这些年，我努力做得阳光，可并没有完全驱除这种黑暗。每当看到一些残害孩子的事情发生，例如有人拐卖孩子、毒害孩子的时候，我就颤栗地想，如果有人这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会怎么办？我还会像我主张的那样，通过“法治”的手段去理智地申张正义？我心中那股黑暗的力量会不会冒出来，让我变成杀手，甚至恐怖分子？去残忍地报复甚至屠杀那些残害孩子的人？我不敢想下去。我们都是天使与魔鬼一体的动物。这让我关注制度建设、追求民主自由的时候，从不敢放松对人性的关注，对性格的塑造。

可能因为那天脑袋里充满了这些想法，让我第一次失去了专业水准，跟踪到家门口，还是被儿子发现了。不过，他没有生气，只是说，他早就感觉到我在跟踪他。他又说，今天好多位同学的父母都去“跟踪”他们同学了，你们真是“过度保护”（Over protective）……

那天是儿子第一天上中学，也是第一天自己坐火车与公车独自上学，我们认为应该陪他一天，让他熟悉路途，知道如何转车，但儿子一口拒绝了，而且很生气，说那样太掉价了，让爸爸这样“不酷”的人陪他上学？同学们看到了，会笑话死他的。最后我只能采取地下行动，重操旧业，对他进行了“间谍”行动。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想起来，今天去“跟踪”孩子的有好多位父母“间谍”。不过，我也能够感觉到，对孩子进行跟踪的大多来自于亚、非、拉发展国家的移民父母，看到几位白人，结果是说俄语与意大利语的。

八

这次把父亲送回随州后，我又回到北京忙工作。这些天又听到他身体状况不好，又住进了医院。我当即调整了儿子回国过复活节假期的日程，安排他们回随州看望爷爷。

父亲看到两位长大了的孙子很开心，也有些激动。父亲同孙子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不但有“代沟”，还有“国沟”。我告诉父亲，儿子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也刻意让他们回避政治、文学写作等人文科目。我说，如果他们今后长大后不同中国做生意，估计关系就不是很大了。我想告诉父亲，我们经历的一切，就到我们为止吧。我还想告诉他，到我这一代，怎么也都该结束这一切了。

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父亲大脑里生了一个瘤子，医生说不能激动，否则会出血的。我想，只要不谈论政治与历史，84岁的父亲是不会太激动的。父亲对我说，也好，你也该放下了，别再管那些事，少写点吧。看看你儿子，那些事也不关你的事啊。你要是出事了，被打倒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我见过多了。

我知道，父亲见过太多，要想改变他，真不容易。我只能使劲地点头。其实，我很想告诉父亲，时代不同了，“被打倒”的概念也不同了。只要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只要你坐得正、行得直，只要你自己不倒掉，其实没有人和势力可以打倒你。我还想告诉父亲，你不是最讨厌文革吗？这些年，我虽然冒一些险，但总算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文革的本质，恶制度的弊端，以及自由、民主的好处。过去三十年年，中国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这个进步还会持续的，但需要一些人去推动，甚至有些人去牺牲。

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依旧保持沉默。看着老态龙钟的父亲，我很难过。父亲当然知道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都需要一些人的努力甚至牺牲，但他只不过不想要自己的儿子去干那种事。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他呢？我自己不是早就自私地把儿子送到了国外？

这次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生出了冲动，想问父亲一些问题：这一生中，你做过什么让你后悔的事？又有什么事，你因为没有去做而感到后悔呢？

但我始终没有问出口，怕激起老人对往事的回忆，所以至今我也没有答案。今天，是我47岁生日，我再次想起这个问题，不过我只能问我自己：我的大半生中，做过多少让我后悔的事？又有多少事没有去做，而留下了遗憾？

杨恒均  2012/4/18 生日 于 海口

参考阅读：

致命武器

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

父亲的眼泪

地主老爸放言：又到了大土豪的时候……

主持人说明天香港大选，请我来讲讲香港的选举，我说，选举很乏味，大家不会感兴趣的，尤其对生活在无奇不有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民众来说。要讲就讲28岁的年轻人如何一夜之间继承最高领导人职务，手持核子牌威胁美国；或者揭秘卡斯特罗是否又做手术了；再不然，可以讲一下北京神秘的大风，伤了28个人；当然还有疑似北京市民庆祝油价高升的夜半鞭炮声。这些都比较刺激，至少比选举与宫廷穿越剧好看。

   好了，开个玩笑，大家别介意，在座的有没有“特殊网友”？没有反应，说明你们早上起来没有看新闻。新闻说，佛山市领导透露，小悦悦事件后，他们启动了“特殊网友”上网发帖，引导舆论，维护佛山和谐。他强调这些“特殊网友”不是“五毛”。大家看，“五毛”有了学名：特殊网友。在座有没有“特殊网友”呢？好，没有人举手，那我就不开玩笑，言归正传了。

   为什么请我来讲？我不是研究香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1997年前在香港生活了五年，两年前又回到香港工作的缘故吧。不过，大家注意到没有，中国大陆研究香港问题的专家学者非常少。为什么？原因大致有两个：1997年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97年后是大陆的领地，香港都是被动的小二，要研究香港不如研究英国的殖民政策或者北京的“一国两制”。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则是1997年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央政府担心落下干涉香港内政的恶名，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研究所与大学都是官办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设立研究香港的政策研究机构与智库，否则，你的研究结果一出笼，西方就会解读为“干涉香港事务”，所以，北京有研究非洲任何一个小国家的专家学者，却很少有研究香港的。即便有，你请他来讲，他也会浑身上下都敏感，讲不出什么。

   可我要告诉大家，香港非常值得研究。我们现在侃侃而谈，说什么西方的自由与法治，研究美国和欧洲的人一群一群的，可其实呢，最值得研究的香港就在我们眼前。香港是一个大大的“怪胎”，是世界唯一没有民主却拥有最好的自由与法治的城市。每年都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最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你不研究香港，却去研究其他的？

   1997年之前，香港是殖民地，从英国空降港督来管制港人，但由于宗主国英国是老牌的民主国家，港督也都是民选的政府派来的，香港最终拥有了法治与自由。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大家可以反问，英国有几十个殖民地，为什么唯独香港才开出了这么好的自由与法治之花？这个大家可以研究研究。（请参考我的博文：《漫步两岸三地，漫谈中国文化》）

   1997时，有一位外国人说“香港死了”，引起了一阵恐慌，他的观点在西方很普遍。他们就是认定北京政府不可能贯彻执行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可北京还就真的严格地实行了这个政策。从政治上保住了香港。当然后来香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那都是经济上的，主要是因为大陆实行市场经济，尤其是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香港作为自由港与转运站的地位大大下降，并非政治原因。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中央政府是坚定地执行了“一国两制”的，但小鬼难缠啊。例如，有很多部门和利益集团，还有一些权贵，都因为个人私利或者自做主张，而去“干涉香港内政”，迫使一些香港媒体自我设限。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央政府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1997年前一些以批评中央政府甚至专门揭露领导人隐私的杂志依然在香港报摊发行。当然，有些同大陆做生意的连锁店，就主动拿下了这几份杂志。可那是他们的自由。

   说起香港的自由法治，有些人就说了，既然没有民主也有自由与法治，我们为啥还要民主呢？这话不全错，如果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自由与法治，民主确实没有那么重要。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一个“承诺”，虽然也写进了中国宪法里，可我们有些人如何对待宪法，人家香港让人又不是瞎子？我想，这就是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哭着喊着要民主的主要原因。

   香港的民主运动由来已久，但成气候是1989年之后，那场运动让他们感到了紧张，也看到希望。当然这些年受到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的崛起，带动了港人对民主的渴求。现在的共识是：只有民主才能保证自由与法治。

   另外一个大背景是政府的“合法性”——这可能说得严重了点，那就说“特首”的合法性吧。民主提供政府与行政长官的合法性，这个很重要。董建华是个好人，是位红色资本家，人品也很不错，1997年他上台时，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让很多人热泪盈眶。但倒霉的他偏碰上了金融风暴，加上23条，不得不在2005年辞职。商人治港失败了，中央政府改弦易辙，使用了港英培养起来的曾荫权。不得不承认，这哥们很专业，从2005年至今，很有点兢兢业业的味道，可结果呢？去年“七一”大游行就让他下台，今年又发生了到立法会“含泪道歉”的事情（请参阅我的博文：《从香港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两会》）。

这就凸显了非民选特首的困境：你干的好，得不到多少好评；你干得不好，民众立即吵着嚷着让你滚蛋。谁让你不是咱们选出来的？你想，一个民选的领导人，你还真不能动不动就让他走路，人家是合法选举出来的，你得等到下一次选举，或者启动合法的弹劾程序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选特首不是给北京找麻烦，而是帮北京排忧解难。

   此外，还有一个大背景，香港人试图从民主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与前进的活力。希望保有自由与法治，真正“港人治港”，当家作主。港人希望用民主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增强民众的信心，挑选出能够带领香港走向光明未来的政治家，这是香港呼吁民主的原因。

这次选举的看点

    一、假戏真做。去年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现象，按说，有选举权的只有1200个人，可一旦启动选举，加上有2017年在远处召唤，香港立即焕发出了不一样的活力。看看那三个候选人，走街串巷，面对全港700万观众进行辩论，弄得像真的似的。更有意思的是民调不停，网络选举热火朝天，民间选举特首的运动也开始了。我在想，香港各团体与市民的热情，让那1200位选委很郁闷，你想，要是他们选出来的特首与民调、网络选举及市民选特首的结果不一样，那就不只是难堪的问题，而是他们没有脸，没有合法性了。候选人的假戏真做与市民的热情也让北京很关注，民主这东西啊，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 从这次假戏真做的选举，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民主是个不归路，2017年肯定需要动真格的。

   二、真假难辨。有些香港人看到候选人互相“抹黑”，就觉得马上要天塌地陷了似的，感叹香港民主的质量不行，政治家素质不行。这些人啊，就是叶公好龙，民主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香港的候选人已经很出色了，要知道，他们可是世界上最难当的候选人。你想一下，世界上有哪一场选举中的候选人会像他们那样必须迎合三个主人？首先是有投票权的那1200位选举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人难搞，因为他们是无记名投票，想投谁就投谁，根本不必考虑被他们“代表”的那些人的意愿；其次是没有投票权却最终有权批准他们哪一位可以成为特首的中央政府；排在第三的主人是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决定谁当选，却可以决定当选者未来四年是否可以平安度过以及决定他历史地位的700万香港民众。要在这三者之间左右逢源，实在是历史上自从有了选举后从来没有过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看了他们之间的辩论，两位主要的候选人都在言词之间迎合三位利益并不相同的“主人”，让人想笑，又有些心酸。

   当然，也有值得兴奋与期待的，这是1997年后唯一一场投票结果没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结果的选举，充满悬念啊。这场选举锻炼了香港市民，更锻炼了政治家。不过，输赢并不重要，这只不过是一场预演，好戏还在后头。我能够理解大陆有些人提心吊胆的心情。这里我想引用温总理的话送给他们：民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香港选举的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启发

   下面是我今天的点题，我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谈谈香港的民主与选举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一是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特区”理论谈一下中共执政理念的变化。（略）

   二是谈一下香港模式与香港的成功对我们的启发，他带给大陆民众与北京执政者的信心。我们不必跨过太平洋与台湾海峡去研究民主、自由与法治，我们只要跨过罗湖桥就可以了。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吸取香港的经验，例如我们这里整天还在争论文化决定论、素质与民主，其实你到香港去生活一段时间就能搞明白。

   第三，也是今天我们要集中讨论的问题，那就是顶层设计与宪政民主。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是一日建成》，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成熟的民主，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也在一日之间成功了。从法国、美国到英国原生民主，到二战前后纷纷走向独立民主的国家，到苏联东欧的垮台，再到北非中东，你说是不是都是这种情况？专制被推翻，民主就建立起来了。

    唯一例外的反而是中国的台湾，现在又来了一个中国的香港。台湾的宪政民主就是顶层设计：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弄出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宏伟蓝图，然后一边独裁一边碎步奔向民主。大家也看到了，这样实现的民主，质量并不比那些一夜之间建成的要差，甚至更好。还有南韩也可以参考。下面是中国的香港。很值得我们研究（参阅博文《解读温总：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杨恒均 2012－3－24（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世界华人周刊》特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系杨恒均做客腾讯网“燕山大讲堂”156期部分内容整理，根据“一国两制”政策，有删减，第三部分内容略，原版内容请看稍后推出的视频）

参考博文：

漫步两岸三地，漫谈中国文化

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从香港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两会

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听完今年两会后温总最后一次答记者会，回顾他过去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以及对中国民主化的一系列言论，我认为温总的思路与思想可以归纳为12个字：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确立目标”是温总反复强调的，不管前面加不加上“社会主义”，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的现代化国家，至少是近五年来温总发出的再明确不过的信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确立一个大目标，才有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能凝聚共识与民心。美国立国之初就确立未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后的伟大目标，都白纸黑字地写在《独立宣言》与《宪法》之中。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最后二十年，中国虽然积累了一些财富，国家与民族却失去了大目标。

“确立目标”是和“凝聚共识”分不开的。没有共识，就无法达成目标。而温总这些年反复宣扬的大目标，不但在体制内乏人响应，就是在体制外，甚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反映也相当的冷淡。

最大的阻力来自体制内的掌权者。他们担心一旦推出这样的“大目标”，会立刻失去主动权，并导致失去政权。他们相信一旦确立了大目标，民众的积极性就会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对通向目标的路径选择与对速度的控制，就可能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这正是他们害怕的。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大目标”一蹴而就，明天就实现民主，一人一票的民主。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都是抱住权力死死不放的恶人，还有相当一部分独立思考的人士，他们确实是从民族与国家的角度考虑，担心速度过快会带来混乱，甚至让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车毁人亡。

这可能是温总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国人呼吁“大目标”的原因，得不到体制内的支持，他希望在民众中“凝聚共识”，反过来促动体制内对他“大目标”的认可。遗憾的是，对温总路径选择的不认同，让很多体制外以及相当多的追求民主的人士也保持了距离，甚至讽刺他是在作秀。

温总的路径就是“循序渐进”：“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温总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他明明选择了历史正确的道路，是为国为民造福的路，不但在体制内外都无法取得共识，还遭遇了误解，难怪他答记者问时说自己任期内：“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一位总理强调的不是集体性与党性，而是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感叹不被理解的痛苦，这本身就证明他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立人格”。如果他闷声发大财，甚至像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坚决站在民主与历史的对立面，是不是更能获得一些人士的“理解”？

我能理解温总的思路以及他的苦恼。虽然我的思路与表达思路的方式都与他有所不同，但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他的路能够行得通。这毕竟是代价最小，利国利民的道路。但我深知，在当今的中国，要想就这种“大目标”与路径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改革的滞后，机会越来越小，也会越来越难。这么多年下来，温总显然也明白这些，于是在最后一次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中国人觉醒了没有？中国的改革得到人民支持没有？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到底有多少是用在追求民主自由这样的大目标上？

我想以西方的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为例，解释一下我为何倾向于“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的主张。谁都知道，美国的民主自由理念与国家的终极目标几乎在230年前建国时就确立了，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美国民主其实是极其缓慢的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

就拿选举投票来说，只到最近五十年，才最终达到一人一票。而西方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几乎都经历了这种“循序渐进”逐步扩大投票权的相当漫长的阶段。思考一下：美国与西方拥有当今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和这种“循序渐进”没有一点关系吗？你又如何解释当今世界上民主质量相对较差、常常出现混乱的民主国家，人民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得到了一人一票的权利？

再拿台湾来说，“军政、训政、宪政”也是早就立下来的大目标与民主路线图。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蒋介石与蒋经国是独裁，死死不肯放弃绝对权力，让“军政”与“训政”持续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但当今台湾民主的质量不但在亚洲遥遥领先，甚至公认的超过了比台湾更早实行大选的俄罗斯。这是否和台湾早早设立“大目标”并“循序渐进”走向目标的模式有关？台湾的民主转型也是近30年来所有国家与地区中最平和与顺利的，和当权者主导转型，恐怕也是分不开的。

我知道这样说有违“政治正确”，会引来非议甚至攻击，但我相信“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是代价最小的转型模式。我也知道这样做有多艰难。新兴的民主国家，从亚洲到非洲，尤其是刚刚发生巨变的中东与北非，几乎没有一个是设立“大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走向民主的。集权与独裁政府鼠目寸光，抓住绝对权力不放，只要还有一点苟延残喘的机会，就不愿意向前，哪怕小小的一步。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手里的权力与口袋里的钞票。

但大众与精英们并不是没有责任，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要就是弄得两败俱伤，要就是让民众看不到希望，更糟糕的是，他们除了口里叫喊的“民主”口号之外，无论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其实与台上的人并无多大区别。西方国家以外地区民主化的经历，多少印证了这类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我希望自己对温总思路的解读不是那么离谱，最后让我们设想一下：经过讨论与辩论，无论左的还是右、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华民族的最终目标是自由、法治与均富的宪政民主国家。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客观与主观的），我们也在“循序渐进”的路径上达成了共识：当局不再对追求温总口里“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民主目标的人大打出手；追求民主的人不再要死要活，看不到希望；该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该乡村选举的继续选举，该维权的还得维权；“民主小贩”继续走街串巷……中国社会也因为有了共同的大目标与对通向这个目标的路径的共识，少了对抗与怨气，显得理性、平静与和谐……

这个设想可能变成现实吗？还只不过是我们的幻想？这就得看我们自己以及下一届领导人怎么想与怎么做了。

杨恒均 2012－3－15 北京

为了理解这篇文章，下面几篇文章不能不读：

《为什么不给每一位中国人发一台电脑》

《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今天有网友问我，曾荫权都写明了是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怎么媒体说批评就批评？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用利益交换招待）的情况下，穷追猛打？还有那个立法会，叫特首去问答，人家曾特首都含泪道歉了，可那些议员还是不依不饶，他们凭什么那么牛？为什么香港的自由媒体与立法会有如此大的权力？

要说清这个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久前，有媒体爆出香港特首曾荫权到澳门与泰国度假时乘坐了他富豪朋友提供的交通工具：豪华游艇与私人飞机。曾荫权为自己退休后打算，在深圳租了一套房子，房子的开发商黄楚标是政府发牌的香港数码广播的主要投资者。虽说曾荫权租房是按照市场价，乘坐朋友的私人飞机与游艇也都付费了，但有几位立法局议员抓住不放，质疑他是否有利益输送。香港廉政公署2月27日已决定对此立案调查。今天，立法会传呼曾荫权到场接受质询。为官45年，一直以来享有清誉，还有几个月就退休的曾荫权承认自己的行为动摇了民众对香港制度的信心，他深表道歉。他说，澳门和泰国的事都对得起良心，他将退掉深圳租住的房间。

良心是靠不住的，而靠政治人物用道德来自律更是不靠谱。好在香港靠的是制度与法治。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首先看到香港媒体的自由度是如此之高。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省市，恐怕你是看不到当地媒体质疑“最高行政长官”这类镜头的。

大陆一些城市居民可以到香港“自由行”。他们怀里揣了一些钱来到香港，大肆购物。如果让我建议的话，我希望大陆的官民们利用“自由行”到香港的时候，能够用心研究一下香港的新闻节目与报纸，那样的话，“自由行”也许能够收获更多的“自由”。香港的自由，我看行！

其次，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立法会对最高行政权力的制约。那么，立法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让我们看看《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条就立法会的成立及职权订立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由分区直接选举与经功能团体（间接）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监察政府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亦获授权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并有权弹劾行政长官等等。

看到电视机上反复播放曾特首含泪道歉与立法局议员毫不留情的质疑，大陆网友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就拿香港的立法局这种机构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了——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

只不过这玩艺在美国叫国会，在有些国家叫议会，在台湾叫立法院，而在中国大陆，则叫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且，巧得很，再过四天，两会——人大与政协——就要召开一年一度的会议了。为什么说中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是一样的机构？

大家可以翻阅一下宪法，也可以打开中学课本或者百度百科查看一下对人大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员会主要职权：（一）最高的立法权，（二）最高的决定权，（三）最高的任免权，（四）最高的监督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最高国家机关的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等。

如果对比香港立法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会发现他们的职能几乎没什么区别，简而言之就是立法，监督政府，任命与罢免（弹劾）各级官员等。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的人大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香港特首虽然也有权解散立法会，但对立法会并无领导权。就我的观察，香港特首出席立法会时，从来不是以领导的身份讲话，而是接受监督、质疑与批评为主。香港立法会对权力的限制与监督，不是削弱了这个政权，贬损了这种制度，恰恰相反，让港人对这种制度更加信赖。

正如香港《基本法》是在《宪法》之下，我们也许可以说，香港的立法会也是在人大之下。所以，我倒想建议，希望中国的各级人大能够向香港的立法会学习，不要当聋子的耳朵，要依照法律切实运作起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议会如果不那么和谐，人民代表与官员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就相对和谐；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议会开得和和气气、掌声一片，官员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表扬与自我表扬，社会肯定不会那么和谐。

如果说台湾地区的民主选举离我们有点远，那么北京领导下的香港地区的自由与法治，就在我们身边不远处。改革从哪里再出发？不妨从身边开始。

杨恒均 2012－3－1于香港 

（本文系《世界华人周刊》特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访谈时说：“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子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结合当今中国社会上的仇富现象，不难理解他的担忧。由于改革没有继续深入下去，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弄得八十年代无上光荣的“万元户”变成了“人民公敌”，其实他们只不过成了体制的替罪羊而已。民众仇视他们，他们很委屈，民众又何尝不委屈？更何况，前段时间网络上还热火朝天地讨论了革命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理论探讨，在一些富人听起来，可是攸关身家性命的。难怪我那发移民财的外国朋友一听到中国讨论革命了，就满脸高兴，迎来了财神似的。

所以，首先我理解联想巨富柳传志先生的担忧。其次，我就要批评他几句了。卖电脑发大财的又不是你一个人？人家比尔盖茨比你富裕得多，正好生活在“一人一票”的美国，怎么就没有被瓜分财产呢？你们同样卖的是最先进的电脑，但你们的思想层面估计相隔了几个世纪，或者你认为中国人的素质和美国人相差了几百年？柳先生说的“一人一票”、“先分完再保护”的事不是没有，在最早的希腊民主城邦就出现过，不但瓜分财产，而且只要多数人举手通过，甚至立即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民主先贤苏格拉底老师就是这样被处死的。

可是现代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民主，更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自由民主是民主、法治、人权三位一体的，缺一不可。人权里就包括了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属于个人自由与人权等领域的权利，是靠宪法与制度来保障，不是用投票可以改 变的。只要稍微有些历史知识与民主理论常识的就应该知道，当今的民主制度正是当时兴起的资本家和富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封建主与专制独裁者的侵犯与暴民的瓜分，才搞出了文艺复兴与启蒙，才提出了人权概念，才起来斗争，才起而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最后，在保障人权与自由的前提下，实现了“一人一票”的宪政民主制度。

正因为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所以连一些左派在攻击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时，都是拿民主制度掌握在富人手里来说事，这位柳先生怎么就正好把民主朝相反的方向理解呢？民主在中国真是可怜极了，富人们害怕，据说代表劳苦大众的左派也讨厌。左右不是人啊。

即便柳先生日创万金，没有时间看历史学常识，可他毕竟是一个有钱人，肯定出过国吧？那么，让我们看看世界各地吧。你们看到哪一个实行了“一人一票”的国家分了富人的财产？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了？倒是在天朝大国，他认为不适合“一人一票”的地方，几乎没有富过三代的，至今不停的有富人被剥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权利，吴英案不是还没有完？听说柳先生在孙大午落难时支持过他（令人钦佩），但他想过没有，在“一人一票”的现代民主国家，孙案会发生吗？！类似吴英的案件有几个？

我的老师冯崇义博士说，国企老板、一些精英，甚至一些专家学者都无法克服自身的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们赞成民主与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对民主怀有巨大的恐惧。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是对民主叶公好龙，主张一个看去合情合理的渐进式民主，可当民主真要取得一些进步的时候，他们反而最先跳出来，成为阻碍改革的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甚至会比那些真正保守腐朽势力更加可怕，因为他们的外衣更加鲜亮。

总有人告诉我，阻碍中国改革的是顽固的左派，我说，三十年前小平改革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现在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谁是左派？当权者中有几个是真正的左派？那些权贵有几个不是靠“右”而发的财？他们之所以害怕改革，只不过是出于商人般的精明，在精心计算，改革再推进一步，他们会少收入多少，包二奶又会受到多严厉的监控。

这些人精明是精明，但眼光却有限得很，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真正彻底的改革，或者说民主转型是双赢博弈，是增量的，不是零和游戏。虽然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反对“革命”，但那是因为我尊重历史。历史上，哪怕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很多原生的民主也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实现的。可在现代文明社会，改革与和平转型成为大势，革命不但没有市场，也不切实际。革命是零和游戏，改革却是双赢的。

零和游戏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是柳传志先生担心的那种“一人一票”，简单的多数决定少数人命运的民主，穷人得到了选票，就来对付富人，就来瓜分你的财产，上你的女人和二奶（正如阿Q要到秀才娘子的牙床上滚一滚）；革命是爱憎分明、非黑即白的，受压迫的人站起来了，就一定要把以前压迫他们的整个阶层打趴下，再踩上一只脚。按照马克思理论，被压迫者翻身了，变成压迫者。

改革应该是双赢，是非零和的博弈，也就是我一直主张的和平转型到宪政民主的道路。大家回想一下小平的改革，当时受到那么多阻力，可我想问一句，除了当初极少数拿着皮鞭把人抽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外，今天回顾一下，谁敢说自己不是改革的受益者？当初不改革，中国会和如今的北朝鲜没有区别，恐怕只有一位29岁姓名金的年轻人会认为他是改革的受害者吧？1949年的“翻身得解放”是打了土豪，分了田地，随后这些“翻了身”的人不是很快又跪下了？而1978年后的改革则没有这样做，那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改革，一个增量而不是减量的改革，一个大和解的格局。

当今中国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改革到了深水区，或者如《人民日报》所说，容易改革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遇到了阻力，阻力之大，让越来越多的人气馁，从而想起了早就被世人遗忘的革命。但改革的最大困难在哪里？我认为是没有共识，而最重要的共识就应该是找到一个双赢模式。改革的反对者与改革者都受到零和思维的支配，气氛越来越紧张，弄得改革和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改革三十年的既得利益者认为任何改革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只不过是“一小撮”，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大部分。例如，我一直在呼吁改革的城乡户口二元制，你能说是“一小撮”在反对吗？在我的调查中，城市大多数居民都担心这种改革（让他们和农民同等地位，农民涌入城市分享教育资源等福利）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要知道，城市居民相对农民来说，不但是富裕且有势力的，而且人数并不比农民少多少。那种把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说成是“一小撮”让我们有了道德优越感，但却恰恰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举步维艰。

改革的路径只能是现代的民主道路，是制度安排。切忌空喊公平、公正。更不能打着所谓多数人的幌子来分蛋糕。什么是公平、公正？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把柳传志的财富没收，分给每一个国民，肯定是字面意义上最符合公平的，剥夺一人而利大家。但这种所谓的“公平”恰恰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避免的。宪政民主不但是多数人决定，更是用来保护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别小看这“个别人”，因为13亿人中的每一个都是“个别人”。历史上，只有非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才总是打着“多数人”的旗帜来对付“一小撮”人，例如希特勒。如今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人拒绝改革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大多数国民的收入提高了啊。即便有五亿中国人每天生活不足两美金，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豪底说：还有八亿人的生活不是超过了两美金吗？

我认为改革者要避免一些零和思维的陷阱，改革不是大多数人没法生活了（那时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改革是增量的博弈，最终结果是既保护了既得利益者，又不让弱势群体拉下。当今改革尤其是实现公正公平的做法不是分蛋糕与财富，而是分权力。很多改革者，包括跟随我追求民主的朋友，脑袋里还是零和游戏的思维在作怪，或者说带着革命的思维去搞改革。这些朋友看我文章时，常常喜欢一篇，却讨厌另外一篇，却不知道，要全面顾全，才利改革，否则，写什么文章？直接去革命不就行了？在有些人看来，只有打倒一批，踩下一批，自己才能站起来；穷人要想富，就得打掉富人；我们要得到公平，就得让一些人尝尝不公平的滋味。这个要不得，别说从理论上说不通，就是现实中也无法实行！

对于过去三十年改革中既得利益者中的“既得利益者”，我想说的是，本来最希望改革与和平转型的是你们，可你们恰恰糊里糊涂。睁眼看一下吧，从地球上的奇迹高铁的“总设计师”铁道部长，到全国带枪的打黑英雄，再到人民军队的总后勤部副部长，还有富甲天下的女富豪吴英，这才几个月啊？即便你的“关系学”、“厚黑学”与“潜规则”学到了家，能够幸免不落马，不被民众口水淹死，你活得累不累呢？你愿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这样生活？你能保证他们逃脱最终的审判？当然你可以移民，把后代送到国外，这好像成为有“远见”的既得利益者的最佳选择。

其实，你们的眼睛不用看到大洋对岸，那太短视了，你们可看得再远一点，就能看清其实地上有一条路——一条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力保和平转型的路。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嘛。习主席说的。

老杨头  2012－2－24日  （本文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世界华人周刊》特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1年1月13日晚上八点，老杨头直播开始）

最后4小时造势拉票的冲刺时间到了，这也是台湾民众的嘉年华会！全台湾都沸腾了！明天，民众将用手里的选票，而不是政客们手里的枪杆子，更不是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互相推荐和黑箱操作，决定谁将领导台湾未来四年！

大家仔细看一下蔡英文在拉票中露出的“狼狈”样子，可以看到她其实长得不错，如果不是这些年单身而稼给了“政治”，弄得脸上的表情如此单调，稍微化妆，穿上女儿衣服而不是政治正确装，她一定不会在形象上输给小马哥。所以，今晚，我站在这位资深政治美女一边……大家不要介意哦。

插播台湾新闻：马英九把握机会每天赶场扫票，与选民握手恳托，至今已握超过上万只手。马英九“感动在心，感痛在手”，昨天他双手已出现上百道抓痕。蔡英文则发起扫街拉票，手掌早已受伤，成为选举的“祭品”。——老杨头：大陆13亿人，若实行民主，领导人的手肯定会被握烂，到时咋握住绝对的权力？

过去十几年，我观摩了世界各地的几十次总统大选，发现只有两个国家（或地区）的总统大选最吸引眼球，那就是美国与台湾，虽然有投票权的只是美国和台湾人，可感觉全世界很多地区的人民都在虚拟投票，在心里投票，选出自己支持的人选。。。。

完了，马英九危险鸟！五分钟前，李登辉老爷子从医院来到绿营造势现场，90岁的前任总统出马拉票，在有尊老传统的台湾人中会有什么效果？而且，万一他当场下跪，或者昏倒，甚至死在现场，那么，蔡英文的同情票绝对不会少于当年陈水扁中弹负伤所得！天佑小马哥，老李头悠着点！

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近日说“马英九当选，美国放心”。由于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相比蔡英文，大陆也倾向他。中美都为他站台，众望所归？但有人忘记看我的文章了: 《民主台湾为何与美国愈走愈远》。 有投票权的不是中美，而是台湾民众——台湾民众是在恐吓中成长起来的，你越威胁，他们越有逆反心理。

一分钟前，马英九发言说“……陈水扁当政时的贪腐，是历史上罕见的。”——这一句话实在可圈可点，你如果加上限定词“民主的历史”还可以，可你说的是历史上，请问，陈水扁的民主时代，比中华民国独裁专制时代还贪污腐败吗？你这种为了攻击对手而不顾历史的说法，不妥吧。

马英九刚才演讲中，多次提到如果让我继续执政，我将改革，我将如何如何改变等等——给人奇怪的感觉，因为他本来已经执政了四年哦，怎么大谈改变？你应该理直气壮的反复问台湾民众：你们比四年前过得好一些吗？和四年前相比，你们感觉两岸关系更好了吗？你们觉得台湾人在国际上是否更有尊严了？

台大选观察焦点：有人说大陆若举行选举，执政党还会当选，没意义——错！以前，一个党要经过战火的洗礼，杀出一条血路，夺取政权。如今，一个政党一定要经过选战的洗礼才能执政，才合法。喊出“人民最大”的国民党浴火重生，你能想到这个党曾经使用特务对付人民，曾经如此独裁与腐败吗？

台大选观察焦点：目前我电脑可收看八个台湾电视频道，虽然美国的各大媒体，包括电视频道大多也有政党色彩，但台湾的媒体的政党色彩实在明显，蓝绿分明，我换来换去，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稍微中立的频道。挺蓝的电视台故意把李登辉站台都省掉了，而挺绿的也很少播放蓝营造势场面。我有点不太习惯。

台大选观察焦点：从今天的情况看，马英九明天即便赢得选举，也已经先输了一着，四年前你赢了那么多选票，在位四年却弄到今天如此惊险的地步；而蔡英文明天即便输了，也不算太惨，四年以后可以卷土重来。那时她的对手将是吴敦义或者郝龙斌。一个寻求连任的领导人喊出的口号应该是：和四年前相比，你们如今的生活怎么样？

好了，明天我们一起微博围观选举，希望结束的时候，我还能写一篇四年前的雄文：《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

台湾，今夜无眠！——好了，老杨头要睡觉啦，各位明天见，祝你睡觉时做一个好梦，先和你分享一个梦（点击进入）：《老杨头也有一个梦》 。

我喜欢的知识分子是既能“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关注身边的事。所以，在我追寻理想，一边喋喋不休谈论民主自由的时候，一边不忽略现实中的问题。只要有机会，我总会对解决现实中的一些事“指手画脚”。

关于“春运”我就写过好几篇文章。虽然我已经很少受“春运”之苦，但对“春运”的记忆，以及我的亲戚朋友每年仍然在重复的遭遇，依然让我放不下“春运”。

“春运”只能缓解，无法彻底解决，这是一个事实。即便欧美等国，也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能够解决“春运”——圣诞、新年长假购票难的问题，但由于人家在票务上处理较好，尽量避免了不公的事发生，于是，也就少了抱怨。

今年在原来提议的基础上，我又提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实名制实行后，可以提前六个月甚至一年出售“春运”火车票，分散春运售票压力，鼓励大家提前计划日程，铁道部门也可以根据一年来的售票情况，安排春运加班列车等。这个建议虽然并不能增加火车客运量，却可以缓解“春运”售票集中带来的折磨与混乱。这个建议出来后，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一位读者立即发来了邮件，说这个完全可行，也希望我进一步了解一下国外的情况。他们会研究，并找机会给铁道部提交报告。

我这个看法也贴在了博客上，很多博友表示这是好主意，还有热心的网友提出了一些疑虑，包括他们不明白的地方。由于有好几个博客，留言也比较多，一般的博文我并不都去看留言。但这一篇我一一查看，就是为了看读者有什么建议与问题，我带着问题走访了国外旅行社，请求解答，还综合了一些问题发给广州的三位农民工读者，请他们帮我在周围的民工中进行问卷调查（例如诸如“你一般可以提前多少时间才能决定春节回家”这样的问题），以便完善建议。

就在我看留言时，发现了一些让我很不舒服的帖子。在一些博客（例如腾讯博客）的留言中，竟然出现了好多条类似如下的帖子：“中国和美国一样吗？中国有13亿人，美国有吗？”“你X 的，中国这么多人，怎么能够和美国比？”“我们13亿人，能买到火车票就不错了。”“你个卖国贼，什么都和美国比？”“美国两亿，我们十三亿……”

这真让人难过，甚至比无解的“春运”更让人失望！请帮我管理博客的网友顺着留言查看了一下留言人的情况，发现大多年纪不大（这信息基本上应该是准确的）。这些孩子不可能都是只看标题，一定有相当数量的看过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几乎没有说到美国买票比中国容易的问题，只是说要吸取人家的一些先进做法，缓解“春运”压力，先解决集中购票的弊端。可这些年轻人怎么就会顺口说出“中国13亿人”这样莫名其妙的话？

这些话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这是以前只会从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口里说出来。可中国政府这些年在话语表达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如今已经没有多少领导再把“中国有13亿人”挂在嘴边，作为借口与挡箭牌。就连铁道部门这次也只是好几次悄悄地释放出诸如“今年春运客流量比去年增加x%”的信息，来证明不是他们不作为，而是又有那么多人春运要回家——这很容易驳斥：你们不是来自宇宙的铁道部吧？客流增加难道不是你们应该预计出来的？当然，如果采取我的办法，他们就会在三个月前知道今年的客流量是否增加了，从而合理安排加班车。

可现在，莫名其妙的“中国有13亿人口”的话竟然从一些年轻读者群中脱口而出？别说我的建议和人口多少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有关系，3亿和13亿是有区别，但“人”却是一样的啊，可我怎么就从这些年轻读者口中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在他们的语境里，一切都免谈，都是废话，因为我们有13亿人，买不到票是应该的，买票排队比乘车时间还长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和外国不一样，我们和外国人不一样。可你们也是13亿人中的一个，你们也是人，不是猪，怎么会被洗脑到像被调教的猪一样，顺口说出现在连你们的主人都羞于启齿的借口？

这件小事让我深感失望，“春运”问题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圣诞高峰期买不到票回家或者去旅游的比例，不一定比中国低多少。可不把自己当人的状态要改变，还真不是一时半刻的事。

杨恒均 《老杨日记》 2012－1－11

还有五天就是台湾大选了，与以往的几次选举相比，这次选举显得相对平静，几乎没有要死要活的“看点”。这得归功于台湾选举制度渐趋成熟，以及几位候选人都尽量避免负面竞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与中国大陆这次都保持低调，相当“淡定”。

可以想像，只要这两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稍微咳嗽一声，台湾岛上的选举就会无风三尺浪。毕竟，中美两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选什么“总统”？（说到这里，要表扬一下这一届政府，他们这两年对台湾的政策调整，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很符合我两年前那篇《北京通向台北的路，不应该绕道华盛顿》的中心思想。点击文章标题进入阅读）

记得最清楚的是李登辉1996年搞的第一次“总统”直选。那两年，我还在香港为国家——或者说为党工作更恰当一些。工作的部分内容就是观察台湾大选与港澳舆情动向。由于美国政府在1995年突然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国际级的竞选宣言，大陆一下子慌了神，射出了几十枚意在警告与威慑台湾当局的导弹。那次选举，是在中美台你来我往之中，在导弹声中隆重登场的。

当时的北京是有理由紧张的。两蒋还能够控制台湾局势，同美国保持距离，而如果被这位日本人教育出来的李登辉在美国的鼓励下走向民主，台湾无疑就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可能会无所顾忌地投向美国怀抱，迟早会走向台独。到那时，台湾就成了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也许还会沦为美国的一个州。所以当时的我有一个直觉，北京对台湾实行普选之所以紧张不只是担心民主对大陆的冲击，更多的是担忧民主后的台湾与大陆越走越远。

但接下来发生的大家都看到了，这种担心不但是多余的，而且，甚至朝相反方向发展。陈水扁在位八年，几乎断送了两蒋营造了几十年的台美合作关系。陈水扁为什么有胆量与美国闹别扭？北京不是认为他是美国暗中支持与扶持上去的吗？其实正好相反，民选上去的陈水扁要对得起选他的绿营选民——这些人一直埋怨美国人不支持他们独立。等到马英九上台后，台美关系依然不冷不热，反而两岸关系热火了起来。

下面就请各位和我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台湾实行了民主选举后这些年的实践看，为什么台湾在整体上同美国越走越远？而不是大陆以前担忧的越靠越近呢？当然，请大家先排除北京给台湾的压力，以及对台政策的变化，我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那就是，民主国家（或政体）真的都听美国的话？对美国言听计从？

事实显示，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多国家（与地区）虽然学习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或者是在美国的民主理念的影响下走向民主，但一旦踏上民主之路，民众有了选择，学会当家作主之后，那个国家却并不一定同美国更靠近，也不一定选择站在美国一边。

我们当然也看到民主国家对某国际事件的态度常常惊人的一致，但那不是因为跟随美国的指挥棒起舞，而是他们确实拥有类似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一旦涉及到各自的利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会屈服于美国。很有意思的是，美国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常常在外交中去影响、控制非民主国家，甚至进行秘密外交，同领导人搞好私人关系，可对民主国家却只能反复劝说与利诱，诉诸公众意见，不敢搞对那些非民主国家搞的歪门邪道。

中东地区和美国靠得最近的是专制的沙特阿拉伯，而不是那个地区相对民主的土耳其。在亚洲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是一样的。两蒋时代，台湾同美国的关系，总体来说都比现在的台湾要密切得多。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个就是独裁政府缺乏合法性，大多不敢得罪美国。有些甚至以寻求同美国合作的方式来让国内争取民主的人士闭嘴，为自己的政权争取一些“合法性”。从美国方面来说，他更容易控制独裁国家的利益集团，却对民主国家的民众无能为力。加上一个国家一旦民主了，政权就有了合法性，执政者有了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不一定要把你美国放在眼里。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欧洲还是澳洲，人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美国总统从来都是不那么客气的，稍微涉及到国家利益，都据理力争，当仁不让，美国根本讨不到便宜。以我个人在欧洲和澳洲看到的新闻，美国总统来访，从来只是一个接近娱乐性质的事件，还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一些集权国家，却常常对美国总统点头哈腰，不敢得罪。领导人同美国总统会面一次，几乎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来一次，也成了嘉年华会似的。实在让人想不通。

民主后的台湾，对美国不再言听计从，台湾领导人在协调大陆与美国双方立场与利益时，更多地倾听台湾民众的意见。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你依靠美国来对抗大陆，你敢不听美国的？别说他放弃对你的支持，甚至只要对你冷淡一些，你就得吓出一身冷汗。最近阅读那段台湾被美国抛弃，被迫离开联合国的历史，看得人心酸得不得了。当时的台湾也就是美国包养的一个二奶，美国在桌子底下与北京谈好了，说抛弃你就抛弃了。

可是，民主后的台湾政府就有所不同了，现在，站在他们身后的头号支持者不再是美国，而是投票选举他们的台湾民众。看看台湾的历史，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作“多难兴邦”，我还真没有看到地球上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在短短一百多年里，被那么多“国家”与“主人”抛弃与蹂躏过：从无耻清廷把台湾像盲肠一样割给外邦，到日本占领，国民党迁台，日夜活在大陆的威胁之中，再到被美国抛弃……好在最终台湾还是站起来了，他们是靠一种叫民主的制度站起来的！

你可以从美帝与蒋家王朝手里解放台湾民众，但你如何从台湾民选政府手里解放他们呢？

杨恒均 2012－1－9 （部分内容由微博访谈整理）

——浅析网络上有关民主的十个误区

网友建议我选出2011年的一些照片做一个集子，作为一个回顾，一个交代。翻查照片时，我惊讶地发现，2011年，我竟然走了这么长的路，见到那么多新老朋友，做了如此多的事。如果没有照片帮助我回顾，我可能使劲也记不起来。谢谢各地陪我一起行走，帮我拍照的朋友与网友。我想，这些照片不仅仅记录下2011年的某个瞬间，也给我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去年有一些演讲与视频，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挑战，但总不能老是猫在那里写啊，需要交流。我想，明年会集中搞一些视频）

       （这个场景永远不在了。今年初听说孔子来到天安门，我去追星合影了。合影后他就没有了。好在我写了几篇足足可以阐述我对民主与儒教、传统文化之关系的重文， 例如《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以及《站着的孔子、趟着的毛主席与坐着的我》等）

民主误区之一：民主是生活方式、民主是统治方式，民主是协商，民主是听取群众意见，民主是利益分配机制，民主保障民生，民主是……这些都没错，但如果要用一句话准确概括，只能是：民主就是投票！——民主当然不只是投票，但没有投票肯定不是民主。有些人故意淡化投票，给民主披上无数华丽的外衣，都是瞎G8扯！今年去了三次台湾，最后一次专门寻访台南、高雄，来到著名的“美丽岛”，当然，什么也没有看到。正因如此，益发勾起了我崇敬的之心。我站在“美丽岛”地铁站照相，放眼望去，到处是立法会与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标语与宣传海报，这就是“美丽岛事件”留下的纪念？看在我眼里，那就是美丽。

                          （台湾加油！中国加油！！台湾为中国加油！！！）

                                      （在河南南阳岳飞“还我河山”前留下到此一游的照片）

民主误区之二：反对专制等同于民主。反对专制、维护权益当然好，但不等于民主。否则，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民主追求？目前网络上揭露黑暗、冷嘲热讽的人很活跃，拥有大批支持者，但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根本不支持民主，有些只是想换个专制，或者让专制专得自己舒服一点，有些甚至想自己去搞专制。

民主误区之三：素质低，暂不能民主，或低素质带来低质量的民主。若从提升民主质量、传播与启蒙出发，谈素质很有必要。但若瞒天过海地从素质低而跨到不适合民主这一层级，就是赤裸裸的反民主了。因为世界上所有反民主的人都是以素质、文化、经济发展与国家分裂等等条件论来作借口的。历史显示：没有民主是等到素质高到某种程度后才到来的。按照素质论者的看法，中国再发展五千年，估计还达不到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达到的那个标准。记住：低质量的民主比高质量的专制要强！

民主误区之四：改变人民，或改造文化，就可以实现民主了——狗屁胡说，历史上所有妄想改变人民，以及试图改造人民思想的几乎清一色是十恶不赦的大独裁者。他们嫌人民素质低，恨铁不成钢，用枪杆子作为后盾，使用笔杆子对人民进行“教育”与洗脑，最终我们都看到了结果：一大批脑残，像狗一样维护自己的主人死死抓住绝对的权力不放。历史上的民主化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民主从来不是用来改变人民，民主是用来改变统治者的。（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但你们大概不知道，我早在”占领华尔街“之前三个月就对白宫不满，并且穿着讽刺奥巴马的圆领衫，抱着白宫走了两圈——确保美国游客、白宫安保与摄像头能够看到。政府不但因为民主而改变，而且还得根据人民的要求而不停地改变！这就是民主）

民主误区之五：革命不能带来真民主，不要带暴力的民主——一头蠢驴也知道能够和平地推磨过日子当然好，谁想要被鞭子抽着走？除了少数刑事罪犯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和平、改良得到民主。不顾历史与现实而过度强调只要改良或者只要革命，容易让人误为替反民主找借口。今年四月份手机没电引起大家广泛关注后，我路过台北，专门到“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缅怀。这个纪念碑就在台湾“总统府”对面，没有那些用鲜血铸就这块碑的台湾人，台湾“总统府”今天肯定还是独裁者占据，而不是民选的“总统”。

民主误区之六：民众感兴趣的始终是民生，而不是民主——请参阅 《民主与“面包”的关系》,听说蒙牛卖到香港的牛奶的质量就很高，是因为香港人的生命比大陆人的更值钱？不是的，香港监管部门的人输不起，如果把关不严，有了部分公民权力的香港人就会上街，就会让他下不了台——哦，下不了台的意思，就是让他下台！（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要在香港呆一段时间，也让我对曾经工作了五年的香港重新打量，有了一些更新的认识。2011年，也写了好几篇有关香港的博文）

民主误区之七：看看印度，民主就真好过集权吗？——这些人脑子真是进水了。难道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民主国家比你生活水平差一点，比你的生存环境恶劣一些，就成为你制度优越的见证？印度从民族构成、资源物质、气候环境、历史发展等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比。而且这么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如果不实行民主，印度可能早就不存在了，更不用说历史上会饿死多少人。要比较的话，应该多和上百个比我们优秀的国家比啊！另外，我也要批评一些宣扬民主的人士，往往把一些发达国家的好处都一股脑归功于民主，有时连我都看不下去。这样不行，要实事求是，民主制度有优点，也有不少缺点。要认真理解“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如果有时间，多到国外走走，不是走马观花，是走遍遍，走透透。

民主误区之八：我支持实现民主，只是不要全盘西化，我也不喜欢美国的民主，不喜欢……真郁闷，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看了几本关于民主的书，或者经常看电视和某几份报纸吧。中国有几个学者主张全盘西化？如何全盘西化？在民主制度上，西化的特征是什么？连同宗同语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我正好都生活过的地方），同一个民族发源出来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都千差万别，何来全盘“西化”？西方民主国家拥有的相同之处几乎只有“投票选举党或者领导人”、“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等等最多不超过五个特征，你指的“西化”莫非就是这几特征？可你知道吗，这几个共同特征正是所有民主体制不同于几千年非民主制度唯一一些不同的地方啊。你个大傻X,被人奴役了还帮人数钱？

民主误区之九：我不喜欢民主，是因为你们这些追求民主的人人品太差，把民主搞坏了。另外，你能不能使用更通俗易懂的方法，或者从老百姓感兴趣的角度去宣扬民主，引起大家的兴趣？——老杨头：呵呵，我能够理解你，不过，改天这些宣扬民主的人要是突然向你介绍粮食和大米的价值，你会拒绝吃饭吗？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对不起，不能。民主就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就是你参与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权利。你理解了就接受、学习与追求。我不赞同故意把民主世俗化——甚至用一些小恩小惠来吸引人。民主到来后，分红利的是每一个人，不是某个人。如果某个人扭曲民主的内容来吸引大众，我们得警惕了。例如当初就有人用“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实现民主革命一步，结果如何，你懂的。

民主误区之十：你讲了那么多，始终没有把民主讲清楚！——我考，你小学毕业没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你的事你作主，你们家的土地别人不能随便剥夺；民主就是有人征你的税得经过你同意，如何使用征来的税都清清楚楚；就是法律不明确禁止的行为，你都有自由去做；就是你和你的家庭以及一帮亲切朋友或者一个小集团，一起商量好去投谁的票来管理你们的村子、你们的县城、你们的省，以及这个国家；民主就是你想看我写有关民主的书，都能到书店购买，还一定能等我到你那里举办签售活动，你也来捧场，而不用偷偷摸摸地问：这老杨头是不是敏感人物啊？我去不会有人照相，请我喝茶吧？——这么G8简单的一个概念，你还让我怎么向你解释？难道一定要我云里雾里，把你弄得晕晕乎乎，你才能明白？——喂，美女，能不能听我讲话，不要把脸蒙上？知道我”走遍中国“有多寂寞吗？走好几个城市都碰不上一个女孩，好不容易坐到你对面，你竟然把脸蛋蒙起来？你蒙牛可以，怎么蒙人啊！

2012年新年寄予：感谢父母、家人，没有你哪有我；感谢读者、网友，没有天哪有地；感谢各位老师，给我精神食粮；感谢雇主老板，给我食粮；感谢哥们姐们一年的不弃不离。借此喜庆的时刻，对我文字伤害过的人深表歉意；对视我为敌人的人诚恳地说：我的敌人是腐败、贪婪、不公与不民主的制度！

杨恒均 2012年元旦

在201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对这一年“走遍中国”一路上遇到的读者、网友说几句话：感谢你们参与“走遍中国”活动，让我们有机会畅谈家事、国事、天下事。虽然过去一年工作紧张，出国次数也多，但我还是抽时间行走了山西、河南、西藏、青海、福建、山东、天津、四川、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前后与几百位读者、网友欢聚一堂、把酒聊天。与你们一起，对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与提高的机会。

每一次聚会分手时都意犹未尽，我们会说：下次一定再聚。然后依依不舍地挥挥手说再见。但我们都清楚，再见的机会实在不多。好在还有互联网，连接着我们。当然，还有我们共同的信念与理想——建设一个公平、正义、法治与民主的中国。

对民主的共识是我们之间最强的纽带。感谢你们和我一起讨论与呼唤民主。希望在未来的一年，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和我们一起呼吁民主，让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让民主快点到来。

这些年，我到处宣扬民主，有些朋友觉得很不可理解，有些朋友认为我是在说空话，喊高调，甚至认为这样做不着调，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不关心民生？你为什么不去帮农民争取土地？你为什么不去反对拆迁？反对征税？反对贪污腐败？反对包二奶？你为什么空谈民主？中国没有几个人在谈民主，大家都在做实事，那才是真正的民主……

在一些人看来，真正的民主就是绕一个大圈子，最好不直接谈论民主。结果出现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例如有些年轻读者突然把我和某某作家与维权英雄相提并论，说，你们追求民主的——我只能打断他，以我学识与理解能力，我没有看出你说的这位是追求民主的！

我说的有些不客气，但我实在忍不住了。在当今中国，对民主最大的误区就在于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反对社会不公，呼吁民生以及反对集权与专制的人直接等同于追求民主的。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人干的事对国家、社会与民众来说，可能和追求民主一样重要，值得景仰。但追求民主就是追求民主，并不完全等同于上面说的这些行为。上面说的这些对抗专制与不公，追求财富与权利的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追求民主，只不过是这一百年来才有的事。

对于那些质疑我为什么不去实际干民主的人，我一般只是礼貌地说，很多人去干实事了，我还是集中精力呼吁民主吧。有些人还会不以为然，认为我在空喊民主，在他们眼中，民主很简单，早就说清楚了。可我却分明在大多数这类人士的眼中看到了不清不楚。我今天想告诉“走遍中国”的朋友：反对专制并不等同于支持民主！这些年我亲眼看到很多反对专制的朋友，其实并没有一点民主的思想，更有甚者，有些是用专制来反对专制。

当今大概没有人会说自己喜欢贪污腐败吧，大多数人也不喜欢绝对的权力，但只有极少数人看到彻底消除这些症结的办法是民主。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专家，包括一些意见领袖，他们揭露黑暗与腐败的能力一流，但在骨子里，并没有多少民主的理念。有些不过认为应该换一个皇帝；有些认为应该换他们自己上去；有些认为应该回到清朝；有些认为应该回到1949；有些认为应该回到1965……中国现在集中了一帮愤世嫉俗、想把人民带回到过去某个美好时代的大师们，却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担心被骂汉奸与洋奴）而不愿意往前看，不肯走进未来。

我对你们说过，我最喜欢的杂文家是鲁迅，他对中国人性的揭露，对统治者的讽刺，至今无人能及。但有些读者以此来把我比做鲁迅，说真话，在写作杂文与揭露黑暗上，你们太高抬我了，我无法与大师相比。但是，在对民主思想与对未来的构想上，你们小看了我。鲁迅百万字的文章，不要说与当时的西方思想家相比，就是同当时中国的思想家相比，也显示不出多少民主理念与思想。西方一直对鲁迅的评价不高，我原来以为是歧视中国作家，后来一位读过鲁迅的外国人告诉我，鲁迅对中国人性黑暗的描写，你到当时美国德克萨斯洲与澳洲乡村的农村看看，差不了多少。而且，这种揭露人性的黑暗，西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多的是，大多数比鲁迅的更加深刻，且找到了出路——启蒙运动！

有一个现象：揭露黑暗的人往往会有很高的地位，而指出光明的人，却常常受到质疑。可怕的是，鲁迅这种深刻看进黑暗的人，最后往往会转向独裁的怀抱！——因为他根本看不到人性的光辉，他眼中的中国人都是低素质的阿Q，他讽刺中国人性入骨三分。请问，如果中国人都是鲁迅眼中的这些人，那种素质如何能够配得上民主？我们果然看到了结果，鲁迅希望的是一个能够帮人民作主的、比无能的国民党更好更强大的主子上台。后来这个主子把他推到全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高度。其实，鲁迅只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和中国历史上无数个揭露中国黑暗与人性邪恶的作家一样。

但这依然不影响我对鲁迅的喜欢和崇拜，我只是想对大家说，我们需要鲁迅去揭露、戳破黑暗，我们也需要能够大声呼唤光明的人。中国当今的问题是，太多人看清黑暗陷入黑暗，却看不到光明，走不出黑暗。当今中国，你可以去维权，你可以去揭黑，你可以去抗争，你可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去抗拆迁，你可以去……但，如果我们不看到民主，不追求民主，这一切并不能带你走多远。相信我，我们比古人唯一强大的是现代的价值理念与民主制度。

2012年，我将继续“走遍中国”，而且会推出一系列“路边谈话”，之所以选了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大多时候是在路边相识，是在路边的小店里畅谈。让我们相约2012，继续我们未竟的追求！

杨恒均 2011－12－29

2011年：《“走遍中国”系列》

关于民主素质论，民主与自由之关系等，仅过去两年我就写了几十万字，已经讲透彻了，大家可以顺着后面的链接去看看。我今天主要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实现民主？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是要暴力，还是温和？虽然我已就这个问题论述过多次，也给人主张温和改良的印象，但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我的用词与表述，就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些网友看出来了，不以为然，认为我在和稀泥，殊不知，这正是我这些年研究民主、传播与追求民主最有收获的部分。

毫无疑问，我的最高理想是通过温和的改良，波澜不惊，和平过渡到民主自由的政体。我甚至描述了一个让人热泪盈眶的前景：某一天，一位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你——起床后看新闻才发现，执政党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与低层民众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民主制度。听到这个消息，你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挎上背包，像往常一样出门，等候公共汽车，上班去。就在你等车时，一位街道办事处的同志过来通知你：别忘了下个星期要选举市长哦（也许是总统，你没有全听懂）。你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哦”，继续去上班，下班，做饭，做爱……但慢慢地，你发现，一切都在变化，贪污腐败因为选举而大幅度减少，市长不再能够为所欲为，总统得经常出来向你解释他为什么要征税，他的老婆与孩子干什么工作……你继续上班、做饭、做爱，有时间，还依然会逛逛老杨头的博客，但你已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就他妈的这么简单！

这个前景并不是梦，是我来往世界各地感受到的中国和世界的唯一区别。这些年我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接受了全球化，唯独在民主一事上，能拖就拖！简单的统计显示，过去50年地球上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其中有绝大多数的民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民主的时代。我希望这样的场景在中国重演，但我却依然不会也不能对革命与改良来一个泾渭分明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没有立场，更不是因为我墙头草、没有理想，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搞不清这两者的概念与关系，而是民主政治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一个铁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民主的到来，都不是靠单一的革命或者改良能够实现的！

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主国家——英、美、法，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与战争，这是不争的事实。常常有中国学者拿英国的民主化来贬低法国大革命，认为温和比激烈好，但他们忘记了英国革命把国王都杀掉了，前后死的人并不少，而且，现在的英国民主就一定比法国的强？这可能是连英国人都不敢承认的吧？

除了这三个原生民主国家之外，后来民主的到来，不是伴随战争，就是依靠政变与颠覆，都少不了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这些都不是秘密，大家翻看一本大学历史课本，就都清楚了。1949年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宣传过分宣扬革命，伤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与身体，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革命在世界民主化中的作用啊。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的民主化，血腥味越来越少，革命开始褪色，这也是一个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民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优势，民主价值变成普世价值，世界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自然很多人就不愿意去阻挡历史潮流，成为历史罪人。而且，民众也觉醒了，这个尤其重要。

我曾经和网友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网友问，你为什么反对暴力？我说，民主是每个人为自己作主，如果他们不愿意为自己作主，我为什么要去搞暴力，为他们争取民主？另外一个网友紧接着问，那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呢？我说，我不但坚决支持，而且，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也会走上革命暴力之路，去争取民主。结果，网友一起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那时候，地球上没有几个民主国家，民众几乎都不知道民主的好处，你等他们觉醒，等到猴年马月？革命吧。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也可能像两千年一样，建立另外一个独裁的制度），让他们掌握、运作与喜欢，从而推广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为什么，越早实现民主的国家，暴力革命的色彩越重，而后来的，包括苏联、东欧的瓦解，尤其是中国台湾的变革，几乎都成了改良的典范。可是，即便是改良的典范，就真的告别革命了吗？就拿世界上最和平、最温和的中国台湾来说，我们现在推崇蒋经国先生放松权力、从善如流，可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压力，没有从雷震时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冒死奉献，到党外人士、民进党的前仆后继，你真认为国民党会甘心放弃权力，建立一个光辉的改良的典范？如果你看看当时国民党关押了多少人，驱赶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妻离子散，甚至暗杀了多少人，你能说台湾的民主力量、党外人士与民进党当时进行的不是一场争取民主的“革命”？

还有前苏联的例子，更是革命与改良的完美结合。苏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也是我们认为无论靠革命，还是改良都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专制帝国——这也恰恰是当时没有一位美国专家能够预测苏联会垮台的原因，因为每一位专家都认为革命无法摧毁一个靠革命建立并在继续革命的政权，而这个政权更不会改良，他们却忘记了：革命与改良一起进行的话，哪怕都不彻底，却可以达到单独靠革命或者改良都无法企及的目标。

正是在苏联这个大帝国里，我们看到改良派戈尔巴乔夫在以改革维护党的统治，而民主派却在关键的时刻发动群众冲上街头，进行了革命和政变——虽然最关键时刻只有大约一千多人占领红场。但你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一千多人，共产党的书记叶利钦有胆量站到坦克上，从改良派一步登上革命派？苏联会解体吗？——看看戈尔巴乔夫这几个月的讲话，他从来没有想过实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我会告诉你，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是否真正希望实现民主？你的目标是不是实现民主？如果是，所谓革命还是改良，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可现在的问题是，对实现一个目标手段的争论，远远掩盖了对这个目标的讨论与认识。而且，让很多根本不赞同这个目标的人跳出来浑水摸鱼，闹得不亦乐乎。

有一件让我郁闷的事就是，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大目标——实现民主，我们为什么还要为如何实现来争论得反目成仇？甚至影响到对目标的认识与追求？我个人认为，有了大目标，大家各人按照自己方式方法走过去、跑过去，或者把它拉过来就行了。你可以开车不用打远光灯，并关心社会、嫉恶如仇；乌坎的民众显然一部分还没有钱买车，另外一部分即便把车灯全部关掉，土地照样拿不回来，于是他们只好采取另外的方式争取个人权利、呼吁民主。而我呢，依然每天在这里写写画画，以“提高自己和读者的民主素质”为己任……

别以为我这样选择是一种无奈，你睁眼看看当今的地球，有几个国家民主的到来，是以任何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可能会举例说曼德拉如何和平与伟大，你知道曼德拉时代的抗争，牺牲了多少黑人吗？再说，有哪一个人成功预测了第二波民主化何时开始，第三波民主何时到来吗？有哪一个民主是一帮人讨论用什么手段并得出结论后才争取到的？

当然我不反对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反感有些要争个输赢的做派。现在让我们假设争论革命还是改良的人终于分出了胜负，结果会如何呢？让我们先假设革命派赢了，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革命？在当今世界与现实中，你连自己的家门都出不了，你真有胜算？你想发动谁，又想让谁打头阵去为你争取的伟大事业牺牲？你的那些主张而不是行动只不过给当权派以镇压的借口。

其次，让我们假设改良派大获全胜，革命派都被抓起来，或者被赶走了，兄弟，你看到地球上一百多个民主国家，有哪一个是在没有一点“革命威胁”情况下自动走上民主道路的？你丫的就别天真了，好不好？

革命与改良，在中国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我到了西方才发现，这个问题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说他们已经不用再选择手段，因为目的已经达到，可这不过是一部分原因而已，他们尊重事实与实际情况，所以，有的等到你自己垮台，有的则会出兵，可谓暴力与改良兼及。在中国，这个却成了问题，非此即彼的问题。

这可能是我们民族在追求民主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当我检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发现改良派没有跑过革命派，于是革命赢了。但革命赢了后，为什么不能把改良派吸收进来，融合革命与改良的力量与智慧，重建国家？历史不能重写，但未来总可以幻想吧，为什么还是非此即彼？

受到非此即彼伤害最大的恰恰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在这种大有你死我活的争论中，我们消耗掉的是自己。更可悲的是，一些主张革命与暴力的“民主派”，我并没有看到他们对当权者使用了什么“革命”手段，倒是看到他们对改良派不停地使用暴力的语言，招招致命（我个人就曾经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有些改良派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看到他们对当权者是如何改良的，倒看到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按照当权者的意愿来“改良”那些革命者。

各位，我常常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相信民主，以及追求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否则，他们为什么老把自己的主张与力量使错了地方与方向？难怪，最后有人得出了不言而喻的结论：哈，你们看看这帮谈论民主的家伙，看起来，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嘛。至少维持现状的话，你们就不会为革命还是改良而争得死去活来、势不两立了！

好在还有人搞得清楚，至少杨恒均搞得清楚，他的读者也应该搞清楚：我们义无反顾的追求一个公正、法治与民主的中国，我们理性温和，希望上下协力，共同让民主到来，让中国崛起，但如果总有一小撮利益集团誓死捍卫反人类与反中华民族利益的不民主制度，试图阻挡历史的潮流，我们一定会让他灭亡！

我的发言完了，如果还有不明白，求你看一下我过去一年多写的几十万字有关民主的论述，好不好？

新年快乐！

杨恒均 2011－12－26 悉尼

《一论民主：民主的优点也是民主的缺点》

《二论民主：民主与“面包”的关系》

《三论民主：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

《四论民主：贿选的本质是官员贿赂民众》

《五论民主：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六论民主：民主国家为何很少出穷人总统》

《七论民主：请用选票说服我》

《八论民主：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

《九论民主：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网络民意》

《十论民主：请不要把追求民主的人当成偶像》

《十一论：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十二论：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十三论：民主与经济危机、暴力流血的关系》

《杨恒均：民主离我们有多远？》

［2011年度凤凰博报名博颁奖晚会于12月22日在北京艾维克酒店举行……］

开场：让我们一起博起吧！

陈书娣：天南海北的博主朋友们，ladies and 乡亲们，你们好！有幸参加今晚的盛会，已经很荡漾了，再来做这个主持站在台上，真是受宠若惊。不过，我一个人来做主持，有点孤单。我想邀请一位博主做我的搭档，好不好？这个搭档，不仅要高大英俊，还要学位高的，有派头的，最好是留过洋的。（在下面博友们强烈呼吁熊培云等都被主持人故意忽视后，继续说）我想到一个人，凤凰网的博主杨恒均博士。大家觉得怎么样？

杨恒均：你们推荐都沒有用，其实他们内定了。不过，既然被忽悠上台了，我得先讲两句，我是被临时叫来的，刚才又用了三句话，我就上来了，连“出场费”都没有来得及敲定。我要先批评一下凤凰网，我手里拿的是凤凰网给我的晚会日程表，以及主持人串词提醒，看看这一行，书娣，你看清楚，这是你们凤凰网写给我的：“二，书娣下台，牵着或者挽着杨上台”，然后是“（下面要带头鼓掌）”，哇——原来不仅仅是CCTV采访时有文字提示，凤凰网也有啊。刚才台下的“五毛”怎么没有带头鼓掌？不过，既然请我上台了，下台就难。书娣，我知道你背了一下午的台词，现在可能没用了，我们不是CCTV,我不会用你们写好的台词的。

陈书娣：请问杨博士，你让我称你杨博，这个“博”是什么意思？

杨恒均：我见到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就说我是“杨博士”，吓唬他们；见到知识人，我就是“杨博客”，让他们惭愧……（看着书娣一脸天真，又怕把把凤凰网搞得“太黄太暴力”，杨博咽下了到嘴边的第三个意思：看到美女，就是杨博……）

陈书娣：好，谢谢杨博。主办方凤凰网博报说了，今天是博主的活动，博主们有特权。今晚，要让博主主持晚会，让博主来给获奖的博主颁奖，当然了，最后免不了让我们的博主们表演节目。

杨恒均：书娣，年轻看上去就是不一样，但不能“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ve ,凤凰网实在有些抠门，你们可是上市公司啊，又请来我见到过的最厉害的一群博主们聚会，就算舍不得请CCTV的大牌来做主持人，也应该请退休的赵忠祥、倪萍来主持吧；如果请不动宋祖英来助兴，至少可以请于丹老师来给我们讲文化，余秋雨老师给我们朗诵散文吧？你们倒好，让博主自己主持不说，还让我们自己给自己颁奖，连节目也要我们献上，这种自己玩自己、自娱自乐，博主们再厉害，恐怕也博不起来吧？

感言：对2012年的愿景与梦想

（在接受凤凰最有影响力十大博主奖后的发言——你对“2012的愿景与梦想）各位最有影响力的博主们都在我前面讲到了自己对2012年的愿景，也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还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2012可能不会是世界末日，但2011年却好像被死亡的阴影罩住了。哈维尔刚刚离开我们，却留下了深邃的思想与对民主的追求；乔布斯匆匆而去，给我们留下了Ipad 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如果他不离开，我们还真不知道如此有创意的东西是出自这样一个人，从这个层面上说，他和哈维尔的死亡是有意义的。

有些死亡则拥有另外一种意义。本拉登被击毙了，他留下了全世界机场的严格安检与挥之不去的恐惧，我特别讨厌他，因为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机场度过的；卡扎菲被他的人民杀死了，留下了茉莉飘香与死前那句“你们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吗”的哲学问题；金正日也走了，留下了他28岁的儿子与闪现微弱希望的朝鲜……2012年我能有什么愿景与希望？我想说：再多死几个吧！

小结：博客——我们的广场

（各项颁奖结束后的小结）多年前我曾经说过，博客就是广场，当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广场越来越大，却不再能容下我们微弱言论的时候，博客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广场。我们在上面谈天说地、倾诉衷肠，我们呼吁、我们呐喊，我们描绘梦想、追求理想，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任何对博客的评奖，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每一个博主，都应该得到鼓励与奖赏。我想，今天所有的奖项归结为一个奖：对我们各位博主辛劳耕耘、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奖，对我们践行言论自由与追寻理想与梦想的奖。谢谢各位！

后记：未来到来的时候，我会干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由门户网举办的博主聚会，不同观点的博主，天南地北的朋友齐聚一堂，感觉是很温馨的，只是我被拉上台做主持人，失去了同更多博主交流的机会，是个小遗憾，我们继续在网上见吧。

晚会结束后，参加了两场聊天，其中一场是和我的三位读者聊。他们一再问我那个老问题，你对一个“公平、法治、民主”的未来有信心吗？我说，非常有信心啊，而且不会太久的。

接下来，我又被问到在“走遍中国”过程中被各地读者重复过的问题：老杨，不许调侃，不许回避，请直白地告诉我们：民主来到中国后，你想干什么？你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打算的？

也许我一直在调侃，也许我一直在回避，但今天晚上，由于比较high, 我突然想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我还是想讲一个故事，一个我很久很久以前在华盛顿一间社区图书馆里看书时读到的一段文字。后来没有找到出处，但记忆犹新。那段文字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一位到部队采访的记者看到几位背着包准备离开的青年，拦住他们问，你们干什么去？带头的那位青年人说，我们回家乡发动相亲们，组织部队抗日去！

记者觉出这是好题材，于是继续问道，你们对这场战争怎么看？中国人会把日本人赶出去吗？中国的未来如何？青年人听后微笑着回答：我们一定会赢，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那记者看着年轻人充满朝气与激情的脸，很感兴趣地问了一句：那么，中国赢了这场战争后，你们打算干什么？

那位领头的年轻人沉吟了一下，表情凝重地说：那时，我们已经死了……

——我当时看到这里，眼睛都湿润了。是的，国家与民族会有光明的未来，前提却是有那么多热血的青年牺牲了自己的未来与生命，看不到光明到来的那一天。抗日战争我们最终是赢了，可有几位抗日的勇士能等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刻？

我希望我回答了读者的问题，一个人、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对未来有信心，但如果没有今日的努力与牺牲，未来也许永远不会到来。对于我这种人，让美好的未来早日到来，就是目标，就是理想。至于未来到来之后干什么，其实并不重要，而且，越是美好的未来，付出的代价越是高。我理想的未来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为那个未来打拼的人可能都会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甚至早就……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希望我的读者与网友今后不用再问我这个问题了。借此机会，衷心地祝贺世界各地的网友圣诞快乐、新年新气象！

杨恒均 2011/12/23 北京

台湾“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已结束，看起来，今年的大选没有什么看头，波澜不惊。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台湾的民主制度逐步健全，已然跨过了新兴民主国家（地区）那种要死要活、大起大落的选举阶段；二是两位候选人都比较淡定与理智，几乎没有使用摸黑、诬陷、买票与枪击的手段；第三个功劳则应该归于北京。过去四年，北京调整了对台政策，使得两岸关系平稳发展，让原本敏感的两岸议题偃旗息鼓，都不愿意以两岸议题搞事。蓝绿两党候选人都小心翼翼，以不犯错误不被抓住把柄作为目标， 集中精力在改善民生有关的“鸡毛蒜皮”小事上。

反倒是宋楚瑜，由于本来不准备赢大选，反而常常表现得特异与突出。可惜的是他的支持率一直在7、8个百分点左右。这虽和他过去多年来在民间的支持率吻合，可一些大陆朋友就是闹不明白，一个如此爱民、一位不死的“老兵”，一位曾经声望很高的省长，怎么在民主的时代始终玩不出个名堂呢？

除了宋楚瑜过高估计自己的人气，当初一气之下离开国民党，没有按照台湾的民主游戏规则（从美国两党制而来）玩之外，我想从最近发生在宋楚瑜身上的一则故事说起，也是我一直以来对他最不感冒的事。

12月15日，台湾举办一个叫“文化界提问总统候选人”的活动，宋楚瑜应邀参加，宋在介绍自己当省长时的文化政绩之后说，农民看到前总统蒋经国时，会放下镰刀，上前鞠躬握手，这也是一种文化。——他的话遭到在场的诗人鸿鸿的批评：“这是统治者文化”，若统治者要抢走农民的土地，农民会放下镰刀吗？“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个故事了”。

宋楚瑜接下来还为自己辩解说，蒋经国没有把自己当成统治者，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政府与民众“相互间尊重”。——然而，他的辩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再一次暴露了自己始终生活在过去，走不出威权时代的阴影。蒋经国不但是台湾，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政治家，他的伟大并不在于农民见到他会放下镰刀——农民见到他敢不放下镰刀吗？他的伟大在于：他在最后离开人世之前松开双手，放下了权力！

就这件事而言，再怎么评价蒋经国都不为过，然而，评价他是一回事，常常把他在独裁时的故事拿出来讲就是另一回事了。宋楚瑜最大的毛病就是混淆了时代，不时把一个独裁者爱民的温情故事拿出来卖弄。马英九以前也这样干过，后来大概是有人提醒他该与时俱进了，他才忍痛割爱。

宋楚瑜和马英九都是蒋经国的爱将，他们对蒋经国的感情当然比我们要深。但他们都应该认识到，蒋经国再伟大，只是那个时代的伟人。对于民主的台湾，蒋经国最伟大的功绩是放下了权力。而且，在当今民众看来，蒋经国放下权力只不过是顺应历史潮流，他如果当初不放下权力，他的家族也不一定能够存活到现在，他的党也不一定依然可以一党专政。对一个“放下屠刀”、重新做人的人，肉麻的怀念与吹捧会让人反感。——记住，不要把专制时代的“开明君主”拿出来同当今文明社会民选的领导人相提并论，他们不是一个时代，更不是一个级别。走遍世界，我发现只有中国的文艺作品与电视剧，还整天在那里歌颂专制时代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宋楚瑜对蒋经国的肯定，往往是肯定他如何爱民如子，如何带领台湾走上富裕之路等等，他却忘记了，所有这一切，与他最后放下权力相比，都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甚至在未来的历史上也会一笔带过。历史对待蒋经国如此，对待穆巴拉克、卡扎菲也一样。穆巴拉克与卡扎菲对自己国家的贡献（例如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升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能不小于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但前两位却死无葬身之地，原因就是他们一直不肯放开手中的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是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台湾的现实也彰显了这一真理：当时那些抛头颅洒鲜血追来了台湾民主的斗士与知识分子们，如今都默默无闻，甚至过得很不如意，可当今三位“总统”候选人中，就有两位是过去威权时代集权者蒋经国身边的红人！

这就牵涉到我们如何评价领导人，当代的和过去的。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和这个国家的民众用何种标准判断伟人有很大的关系。

这几天和我朋友讨论起普京，他说，普京是了不起的，堪称伟人。他的主要理由竟然是普京能够始终掌握权力不丢，可能还要当八年总统。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我认为，那是过去几千年判断一个“伟人”的标准，民主在地球上开花结果后，这个标准已经完全变了。在文明的民主的时代，人类不再以是否能够掌握权力，掌握多久来判断统治者的伟大，也不以他使用这些权力如何让别人闭嘴、紧密团结在他周围作为标准，甚至不再以他如何靠绝对的权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现代文明社会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是否伟大的标准是这个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是否合法，他是否按照宪法使用手中的权力，以及绝不使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牟利、去伤害那些批评、反对自己的人。如何不使用权力，甚至在关键时刻放弃手中的权力，才是我心中的伟人，这一点，正好和那些推崇普京伟大的人相反。

今年真是个“死亡之年”，潜逃十年的本拉登被击毙，执政四十多年的卡扎菲被人民打死了，还有乔布斯，接下来就是昨天逝世的哈维尔，以及今天才宣布的死了三天的金正日。这么多的不同寻常的死亡，不但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生命价值的机会，也让我们借此机会回顾历史，看进未来。

杨恒均 2011－12－19

下面是我今天发的几则微博：

昨天哈维尔逝世，我们深感悲痛，今天金正日死了，我竟然感觉到轻松，不是我不一视同仁，更不是我漠视生命，而是我更懂得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哈维尔为自己国家的人民争得了民主以及做人的尊严，可有的人每活一天，却都是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都在损害他人的尊严。

《新闻联播》：外交部唁金正日逝世。唁电称，中国对金正日逝世表示悲痛，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老杨头：实际情况是，只要你到互联网上扫一眼，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有一种解脱、轻松甚至高兴的感觉。外交部这次代表得有点突兀，如果让朝鲜人发现，情何以堪？好在朝鲜没有互联网，那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上网，可能会被判刑与枪毙。

是不是太严肃了？那就来点幽默的。朝鲜当局因金正日去世宣布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简称“限娱令”，各政府部门包括宣传部、文化部立即就此命令进一步制定的细节，但他们找了三天，竟然发现没有什么可以禁止的，因为在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朝鲜早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唯一的娱乐是吃饭，总不能禁止吧？有官员建议暂时禁止做爱。

参加国内微博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杨老师，你说金正日会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金日成一样，用水晶棺材把尸体装起来，供人围观？老杨头：你真是的，这么倒胃口的问题也问得出口？我今晚约了朋友吃湖南菜，要点湖南腊肉，你让我怎么吃得下？

有网友质问：你去过朝鲜吗？人民爱金正日有错？你凭什么说朝鲜不好？我的回答：我不但去过朝鲜，还去过很多国家，更重要的是，我来自1976年的中国，那时我11岁。毛去世，我们被告诫千万不能笑，否则父母可能会被当成反革命抓走。看下图朝鲜人是如何跪下的，最黑暗的专制王朝都没有出现过的场景啊! 

我对中国渔民刺死韩国警察的几点看法

［转自杨恒均微博］1，此海域若属韩国管辖，则捕鱼属于非法，杀警属于犯罪；2，中国官方并没支持渔民非法捕鱼，韩国不应把一起刑事事件上升到国家关系层面，更不应该对普通渔民发出“开枪射杀”的命令；3，外交部表示遗憾恰如其分，不应再道歉。国民犯罪，难道都得国家道歉？4，韩国应依法办事（韩已取消死刑），不宜有违法治的“严正处理”。

若出事地点是有争议的海域，那就另当别论了。韩国警察并无权执法，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就有可能属于正当防卫。但那片海域好像是没有争议的。中国有媒体在讲这个事件时总是同钓鱼岛与南海问题相提并论，非常不智。设想一下，如果有外国渔民到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打鱼，会如何？要守法！你不守法，人家也可以不守法，你觉得自己强大可以不守国际法，还有比你更强大的，也可以不守国际法。

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是远近闻名的。以前一直闹不明白，美国人虽然驻扎在韩国，但肯定是保护它免遭朝鲜侵入，韩国战后因此不用投入太多发展军事，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可以前常常看到有韩国民众就因为一件并不涉及国家尊严的小事涌上街头，要死要活地抗议美国。看看美国的态度，都是举重若轻，尽显大国风采。

感觉咱外交部在处理这类事件时束手束脚、畏首畏尾，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果断的决定，感觉像个小媳妇似的。其实，外交部应该根据国家利益与外交规则当机立断，既不能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折腰，也不应迁就一大撮无知的民族狂热份子。对外要强硬，对内也不能示弱哦。反正外交部已经被骂得体无完肤了，有时脸皮厚一点，反而更像外交家嘛。

穿越回去同皇帝谈恋爱

总有网友问我对非常火爆的穿越剧有什么看法，说真话，很好看，但让人反感。从清宫戏到穿越剧，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皇朝时代的文武百官跪在皇帝面前口呼“奴才”，满脸媚相。有些穿越剧弄得一帮小女子神魂颠倒，都沉迷在穿越回去同皇帝谈一次恋爱的几千年不变的意淫之中。殊不知，婊子无情，比婊子更无情的肯定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对于他们来说，哪里有什么爱情？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天下女人尽是皇帝的宠物与女奴，他们哪里用得上谈恋爱？

硬是把争当皇帝宠儿的故事拍成现代爱情片，就不得不在各方面美化皇权了。穿越剧算是从《蜗居》的二奶时代再次沉沦了一次。文化要多样，我不反对拍这类片子。但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时代的最高权力只有皇帝，皇帝说的每一个字都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宪法》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所以，中国几乎所有拍摄宫廷戏的，都不得不把皇帝塑造成正义与友爱（爱情）的化身，否则，喜欢大团圆的中国人就无法看到正义获胜的大结局。依照这种心态炮制出来的历史剧又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多数人都在盼望好皇帝，都认定一定有一个像电视剧中那样的好皇帝。男人的最高理想是当皇帝，当上了，想睡谁就睡睡。至于女人，能够成为三千后宫中的一位，哪怕被皇帝用眼神强奸一次，也兴奋得手足无措。

秘访重庆：民众对薄书记交口称赞哦

（以下内容为网友整理的老杨头在重庆期间与15位网友两次对谈的部分内容）

我知道你们怎么看重庆以及领导人，你们是我的读者，观点和我相差不远，更何况我写过好几篇有关重庆的文章，你们大概都看过，所们今天你们对我谈的并不新鲜。但这两天在重庆的访谈却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两天来我共接触了20位当地人士，有四位司机（大巴一位、两位出租车和一辆三轮车司机），三位小商贩，四位进城的农民工，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在教育与媒体工作的有四位，还有几位没有透露他们的职业。他们都是重庆当地人。

我问话的重点是他们对重庆这两年的发展，以及重庆领导人的看法与评价，担心他们不说，或者不说真话，我使用了好多种办法“引导”他们。调查的结果当然和在座各位的意见判若云泥。大体如下：他们对重庆领导人这几年的作为很满意，认为薄书记是一个好领导的高达17人，有两位说无所谓，还有一位不知道薄书记是谁。这17个人中，大多提到到重庆的绿化，道路交通与建筑，公租房，还有三位农村来的特别提到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80元，在我的追问下，也有几位对打黑扫黄表示满意。

最后我都会问到他们对唱红的看法，有两位农民工说家乡农村组织唱红，都得参加。另外，单位都会组织唱红，但只有三位认为唱红不太好，有点搭配买卖的味道。与此同时，受访者大多都不认为唱红是要搞文革。在我进一步追问下，这些访问者几乎没有人说他们喜欢文革，更没有一个人认为应该回到文革时代。他们认为唱红是为了净化人心，但有几位受访者说，一点作用都没有，污染了人心的是当官的，老百姓唱红有屁用！

我对受访者的最后问题是问你们从哪里了解到重庆的变化以及对领导人的评价？是当地媒体？还是亲眼所见？或者是单位同事、亲戚朋友介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些乱，有几位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我们可以把调查结果说成是宣传的结果，也可以说有些受访者没有说实话，还有的说，重庆领导人因为个人拥有巨大的资源和人脉，可以弄到钱发展经济（或如两位网友所说，重庆是在使用未来钱，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我们也可以说重庆领导人卖力发展重庆是为了更上一层楼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否定我秘访的这20位普通重庆人的感受与看法。这个调查内容很杂，当然也并不全面，可由于是我从重庆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我还是比较珍惜的，而且调查的结果也带给我一些思考与启发。

一个领导人出于什么目的（历史留名、升官发财、为人民服务、贪图私利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实际做了些什么，以及有什么效果。我对重庆的一些做法严厉批评过，现在依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但正因为这样，我今天才觉得很有必要把我在重庆做调查的大体内容公布出来，实事求是。

这次到重庆，我第一想搞清楚的是改善民生与“唱红”之间的关联。重庆领导人在大力改善民生的同时，高调“唱红”，一定是有原因的。和一位出租车司机探讨了这个问题后，我对他说，看起来，薄书记是为了让得到了好处的重庆人用唱红歌的方式记住“吃水不忘挖井人”，富裕要感谢共产党吧。但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红歌的旋律即便再美，也无法掩盖诞生红歌的那个时代的黑暗：农民被限制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动弹不得，活活饿死了上千万，另有几百万人在阶级斗争中丧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我第二个想搞清楚的是现实中的民生与民主的关系。一般来说，民众关心的是民生，可谁都知道，要最终解决民生问题，还得靠民主。在重庆做调查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突发奇想，如果重庆领导人真像一些朋友所说的，要上位，要争民意，要留下历史功名，其实最光明的捷径就是搞民主，尤其在追逐了一段时间的民生并拥有了一定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加上再左的人也不敢称他为“西奴”与“汉奸”，这样他如果突然宣布实行民主、法治的制度，就会直接升华到中华民族最伟大人物的行列中。说实话，重庆可能是目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的城市吧。大家自己观察吧。如果你不能理解，只当我没有说。

杨恒均 2011－12－15

以下是我写的有关重庆的博文：

世界各国打黑靠的是什么？

看完文强的罪证，我发现他是无辜的

从“法治”与“制度”的高度审视重庆打黑

如果重庆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

民主才是硬道理——谈谈深圳、重庆模式

原本以为到香港来可以清净两天，没想到一到酒店打开电视，又看到了选举！两位特首候选人唇枪舌战，你来我往，竟然和在美国、台湾看到的选战差不多，让人误以香港也“沦陷”了，或者2017年已经提前到来。香港这次特首“选举”依然是小圈子里的投票，有权投票的只有1200人。这种相当于“党内民主”的选举，候选人根本没有必要上电视，更没必要使出浑身解数争相博得香港市民的好感与支持。几百万香港市民手里并没有选票哦，你作秀给谁看？

有限的自由也是自由，被限制的小圈子的选举则很难称为民主。香港1997年后的特首一直是由一个小圈子的选举委员会决定的。按照香港的政改计划，到2017年，香港才会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在这之前，“候选人”只要搞定几百个手中有选票的委员们就可以了。而这少数人，大多数是爱港爱国爱党爱北京的人士，于是，有些港媒就说特首选举其实是北京钦定。

但今晚从香港电视上看到的却让我有些意外，候选人明显是在博取民意，很卖力地走基层、谈问题讲施政、忙着承诺。我的感觉是，这次特首选战是2017年的预演，或者可以这样说，候选人其实盯住的是2017年的特首选举。——我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出意外，2017年的普选标志着香港民主的到来。其意义一点也不亚于1997年主权交接。而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明白，这之前的任何特首“选举”，都可能会成为令人可笑的一幕载于史册。

1997年当董建华先生当选第一任特首的时候，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势，当时我还在香港工作，为香港回归祖国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董先生爱国爱港，为人诚实，当选第一任特首是当之无愧的。我是真心为他感到高兴与自豪。但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一个如此诚实的人，如何能够在北京几个人、选举委员会的几百个人以及几百万香港民众中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后来的每一任特首都会遭遇类似的困境，包括明年选举上去的特首，情况可能会更糟糕，因为民众的期望随着2017年的逼近而愈来愈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真正有思想有理想的政治家们，目标应该是2017年的普选，而不是这之前的一个由1200人投票的“选举”。这也是我看了不到十分钟的香港电视而得出的结论，目前香港的两位候选人，虽然都是建制派，但这这两位，尤其是梁振英，其实是在为2017年普选热身。他们应该明白，这次选举，与即将到来的2017年的选举相比，不值一提。这次选举可能会让他们沦为小丑，而下次选举，则会让他们成为伟人。但是，从世间上说，2017年转眼就会到来，可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来看，2017年还如此的遥远，香港人会盼来什么样的2017？等是等不来的，也许，就从2012年的选举开始，让我们假戏真做吧！

各位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陆朋友们，别光忙着买化妆品、洗头水与名牌手袋，头发梳得再干净，脸上涂上再厚的白粉，手袋再名贵，都比不上一张选票哦。有机会感受一下香港的选举吧。当然，如果要更深一层的学习，你得到台湾去。那里的选举如火如荼，只剩下三十多天就要投票了。这期间去台湾自由行的大陆游客，可以去选举造势现场感受一下气氛。有时间的话，最好能够同街头的普通台湾百姓聊聊天。台湾人对大陆人的忌讳已经消除得差不多了，由于没有了政治迫害，你可以直接问他们对台湾地区候选人的看法，你可以问，你好，我是大陆来的游客，对你们的选举挺感兴趣，有些事不太懂得，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你认为马英九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2012年是大选年，西方还有好多个国家都有选举。但就我个人的观察，西方的选举最近这些年有些“疲软”，例如候选人过分迎合民意，各派各党的政纲都趋于相似，结果经常出现选举处于胶着状态，选票数不相上下。这对于选民当然不是坏事，但却让我们看到越来越相似的候选人，没有大的抱负的千篇一律的政客。相比较而言，亚洲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与地区反而充满了活力。

俄国，就是其中一个。很多人问我，俄国到底是不是民主国家？我想，判断一个民主国家的标准是他的制度设置，按照目前俄罗斯的宪法与制度设置，他确实是民主国家。可是，任何制度，再好的宪法，也需要人去操作、去玩，对不对？俄国这一代人可是被前独裁政权折腾、洗脑了整整七十年的，他们哪里能够随着制度一夜改变而转换自己的文化与思想？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好的领导人，他们不但完善制度设置，而且还利用自己执政的时候，进一步追求与宣扬民主，让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提高民众的素质，那样的人才是伟人，那也是民众与国家之福。

但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普京、陈水扁这样的民主领袖，他们得益于民主的制度而爬到高位，却无法更换血液中非民主的毒素。就拿普京来说，他一直试图在民主的制度下，继续玩弄专制的那一套。而且，由于民众的专制思想不比他少，所以，一直玩得得心应手，甚至快要成为选举出来的“皇帝”。

我从来不怀疑普京的选票是真实的，俄罗斯大多数人依然希望有这样一个强势的人物为他们作主，毕竟他们已经被作主了70多年。但是，大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不会允许普京破坏民主制度。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次俄罗斯“闹事”的人找到的借口是：选举作弊。——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有没有作弊？可能有，但我个人不认为那些作弊已经改变了选举结果，可大家就从这件事入手，开始检视普京当政中对民主制度的点点滴滴的破坏。

一个国家与民族一旦实行了民主制度，就是走上了不归路——过去一百年，真正不稳定的是专制国家，不停地被推翻、演变，变成民主国家，你看到国几个民主国家被人颠覆后，又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民主是不归路，哪怕这制度还千疮百孔，哪怕民众的素质还没有达到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但假以时日，民主会开出比世界上最完美的专制制度要美丽无数倍的花儿。普京是在民主制度下玩专制，但这也比那些在专制制度下玩民主的人强多了。在民主制度里玩专制，最终会把自己玩死；在专制里玩民主，玩弄的是人民。

对普京个人，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出身克格勃的他，早在苏联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民主的时候，就曾经潜伏在西德从事情报工作，行走在铁幕两边，他应该比一般人更清楚民主是个什么东西。苏联垮台后，一度陷入生活困境的普京曾经想去当出租车伺机赚钱，说明他也对低层生活并不陌生，加上职业训练与窥探他人的生活与内心，他应该对民主、民生以及人心人性有相当的了解，可他怎么会生出了利用民主制度当“皇帝”的念头？

2000年，我曾经认为陈水扁是最伟大的中国人，2004年我预测他如果再当选，地位会大大下降，2007年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说过，他会像东南亚与韩国的那些总统一样，下台后直接进监狱。这不是我了解台湾和陈水扁，而是民主都是这样玩的，你不知道，是你无知。现在我不妨预测一下普京：四前前他如果就此下台，颐养天年，他是民主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现在他放弃竞选总统，也是一位不错的俄国总统与总理；如果2012年他仍然坚持参选，并且仍然用各种手段包括他当克格勃时学到的那些手段坚持在总统宝座上，干完两届，那么，总有一天，他会灰溜溜下台，甚至会被赶下台。这就是民主，一点也不难理解。

杨恒均 20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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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

香港同胞，请再耐心等十年

魂断罗湖桥

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海

先汇报一下这次来成都前的“走遍中国”行程，在11月初从悉尼飞到温哥华，同当地的华人华侨有几次交流，谈的是“中国模式”。随后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星期。11月22日，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共享文学时空”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接下来去了厦门、漳州与泉州，参观了土楼、“集美”和林语堂纪念馆。28日，又飞过台湾海峡，上到高雄佛光山拜见星云大师。下山后在高雄与台南转了一大圈。来成都前，还去了趟北京。从南边的香港、广州到北京，从宝岛台湾，再到西部文化重镇成都，这次“走遍中国”比较紧凑，收获却不少。这也是继上一个“走遍中国”关注“中国模式”后，对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探索之旅。

 

于丹的中国文化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举办单位暨南大学还是挺重视挺热情的，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许并鼓励的。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你也去讲，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学术、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对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

 

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可是，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在于丹演讲的过程中，我观察周围的华人华侨，看到他们大多面无表情，我不禁感到有点迷惑，难道他们没有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我听到这里差一点闭过气去！这竟然是我们的于丹大师对一位外国人，以及来自33个国家300位华语作家宣讲的中国文化之精华？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爷啊，这个故事没错，可如果把这个故事上升到中国文化的层面，这恰恰是整个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糟粕与梦魇啊。世界上有哪一个高深的文化可以灵活到“三八二十三”？这样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与人情的死结吗？严谨的科学与法治的现代社会能够在“三八二十三”的潜规则中诞生？但这就是我们于丹理解的中国文化，就是让她向外国人炫耀的中国文化？

 

我对于丹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她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对这种很努力与成功的人士求全责备，但让我不解的问题是：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

 

两脚踏中西文化

 

由于这件事，我在接下来的“走遍中国”旅途上，常常同身边人交流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围寻求中国文化的踪迹。在福建的旅程是由华侨大学负责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化景点参观，少不了去土楼、“集美”，我们在陈嘉庚墓前缅怀他对祖国文化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后还去了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对联前拍照留念。

 

据说是当地政府改变我们行程，安排我们去林语堂纪念馆的。我想，当地官员很有心计，大概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作家能够学习一下林语堂，也出一两个大家。面对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我不知道当天来访的几百位华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惭愧的，土楼是古人的智慧结晶，陈嘉庚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我们这个时代呢？不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当今的中国出不了林语堂，责任可不全在我们这些作家哦。想一下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不知道建议我们参访林语堂纪念馆的官员是否意识到，当今中国出不了林语堂，他们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我们轻。

 

就拿这群华语作家来说，有好几位私下告诉我，得到大会邀请到大陆开会研讨华文文学，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结果剩下的那些发言，无论从学术还是思想上，几乎连文化人于丹的演讲都不如。——我这才发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发挥，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阉割，文化能够繁荣？民族还有希望吗？

 

到台湾后，我还是忍不住和周围的好几位华人华侨讨论起于丹的演讲，没想到，那些当时一言不发像大妈大婶的“作家们”马上告诉我，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杨恒均别没良心了。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台湾自由行，我们看什么？

 

记得刚刚开始提台湾自由行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大陆游客可以在台湾做的一件事”，由于台湾的法律保障民众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建议那些整天在大陆反对台独的大陆人趁到台湾旅游的机会去“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举着“反台独”的牌子玩一次游行示威，并拍照留念。在中国人土地上，这种被保护的游行示威是绝无仅有的，何乐而不为？但后来听说这文章传播太广，引起台湾当局关注，且专门出来解释“外国人”不能在台湾搞这事。不过，这就让一些网友更气愤了，“外国人”？谁是外国人？走，到台湾总统府游行示威反台独去！假游行差一点变成了真游行。

 

好在迄今为止还没有大陆游客因读了我博文而在台湾惹出麻烦，我也不再出这种馊主意，咱们今天不谈政治，只谈旅游，谈文化，好不好？说起旅游，我还真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地方值得看的。台湾有些博物馆不错，但和大陆的辉煌气势相比，小巫见大巫；整个台湾的高楼大厦加起来，也比不了上海的一个区；至于大陆人耳熟能详的阿里山与日月潭，连接待我们的台湾朋友都建议不要去，怕我们失望。无论山脉还是湖泊，台湾的怎么可以同大陆的任何一个省份的相比？至于古迹，我这次去了台中的总督府，已经是台湾比较老的，但也就几百年历史……我去过台湾大概都快20次了，你问我哪里值得去，我还真一时说不上来。当然这绝不是我一人的感觉，很多大陆赴台的访客与游客都有类似的感觉。但那天，大概是我心中老想着文化吧，竟然有了一些新的感觉。

 

当时，我和一位朋友正在高雄与台南的大街小巷穿行，旁若无人、高谈阔论，可有那么一瞬间，我们都停了下来，我们已经走了半天，这才发现，好像进入了无人区——人不多是事实，当然并不是没有人，而是从我们身边经过、坐在路边闲聊、打理小摊小贩的台湾人都很安静，安静得让我们这些大陆来的游客几乎忽略了他们，安静得好像街道上只有我们……

 

这个发现让我好吃惊，走来走去找不到的文化其实就在身边，就在身边这些台湾人身上——他们中很多是从我们刚刚访问过的漳州、泉州过来的闽南人，同文同宗，可却有完全不同的风貌，平时柔声细语，但权益受到侵害时则会涌上街头，和我们正好相反，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当时站在路边的我几乎立即悟出了一个道理，我知道这次该告诉大陆自由行的游客过来看什么了，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湖光山色，甚至不是博物馆与古迹，这些都不能满足来自大陆的你，甚至会让你失望。

 

大陆游客到台湾来，应该看的是人，是人文。可惜的是，这往往是团进团出的大陆游客最没有时间与机会接触的，他们接触最多的是职业化了的当地导游与售货员。游客们缺乏了同当地人慢慢接触，从人的身上品评人文，感受文化。台湾人身上中国文化的因素要远远多于大陆人，即便同我一起开会的华人华侨，也流着更浓的中华文明的血脉。而如果我们不懂得观察台湾的人与人文，肯定是看不懂台湾的。

 

细细品味台湾的文化，我们会明白很多事情。包括我们这些一直专注于制度变革的人士，也应该从更大的文化框架入手，或者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举个例子，我这次考察了佛光山与台湾的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在台湾堪称“佛法无边”，有些地区几乎达到一百米就有一座佛教寺庙的地步。佛教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深入到人心里，台湾佛教派别五花八门，不排除一些误入歧途的，但总体来讲，台湾的佛教是教人向善，劝人行善。例如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就提倡“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有人可能会说星云大师的“三好”没有政治立场，此话不假，在专制时代与民主时代，他们都在那里教导民众行善，做“三好”百姓，好像没什么原则，但这恰恰说明，文化高于政治，或者说政治文化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尤其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文化高于政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台湾佛教团体就部分肩负了教人向善、奉献与做好人好事的任务，当政治变革时，社会处于相对混乱状态的时候，佛教等各种民间文化扮演了重要的维稳任务。而这个任务在中国大陆，一直是由政府来做的。当政府的权力无法限制，变得腐败的时候，整个文化也会被拖下水。当文化遭到破坏时发生政治转型，人心靠谁来引导？社会靠什么维护稳定？

 

台湾的政治转型如此平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统文化保持完好，外来文化得到尊重是重要的原因。

 

设立文化特区，放松对文化的控制！

 

现在谈谈我这次成都行的印象。成都是一个好地方，也是中国西部的文化重镇。有很多硬件都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尤其是都江堰，建筑时间和长城差不多，工程规模也不相上下，一个是用来阻挡少数民族入侵而保卫政权，一个因势利导、兴建水利工程而造福民众，长城早就塌了，只不过为了吸引游客而重修了几次；而都江堰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结果长城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都江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当然，这说的是硬件。前面说了，一个城市要想吸引人，不应该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一种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就是软实力。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应该是她的文化，这一点成都是做得不错，而且很有潜力。文化对于一个城市很重要，对一个国家就更是如此。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主题，这是继1996年以来再一次提出文化主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繁荣文化？根据这个月从南到北，由东向西“走遍中国”的一些见闻与感想，我提一个建议，那就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发展有特色的文化，中央则解放思想，拿出当年建“经济特区”的劲头设立“文化特区”。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从“经济特区”开始的。当初小平在中国的东南角落挥挥手划了几个圈，弄出了几个“经济特区”，后来带动了一大片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特区的经济为什么能够率先发展？有人说是政策优惠，这没错，但以我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江泽民执政时把“经济特区”扩大到上海等长三角流域。胡温时代经济特区的界限模糊了，因为经济特区的经验已经不足为奇，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还有一个原因，胡温时代诞生了另一个特区——互联网特区。这是下次聊的话题。

 

“经济特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点从最后设立的一个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无疾而终可以看出来。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可“特”，你能特，大家都能特，还有什么特区之说？所以说，“经济特区”的时代结束了，可中国的经济还将继续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文化与价值理念的支撑，肯定难以为继，一定会出大问题。一个大国的崛起要三足鼎立才能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制度变革。

 

而在当今中国现有的体制下，要繁荣文化谈何容易？别说中央高层的号召出来后几乎没有得到几个网民的支持，就看实际情况也让我们倍感焦虑：上面一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人还没有看完报告，那些主管文化的机构与官员倒忙了起来。这样不行的，文化要繁荣，唯一的诀窍就是放松对文化的限制与控制。正如当初要发展经济，就是从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一样。

 

这次“走遍中国”从香港开始，到成都结束。当时到了香港，我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香港回归这么多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已经并不比大陆“特”多少了，政治上也裹足不前，但香港的社会却依然保持一定的活力，大陆有钱人与孕妇仍然趋之若鹜，为什么？除了有医疗保险之外，就是教育，就是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就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特区”，在这里，文化是自由的。而香港人并没有因为这种自由就不爱国吧？

 

小平设立经济特区，江泽民扩大经济特区，胡温时代有互联网特区，那么，下一届领导人不妨考虑从设立“文化特区”入手，在经济特区内，放宽对文化的限制，任其自由健康地发展，则不愁文化不繁荣！松开限制文化发展、控制民众思想解放的紧箍咒，文化才能发展，文化才能繁荣！

 

杨恒均 2011－12－7 成都

 

“走遍中国”系列之东西南北谈文化

 （这只是参加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大洋洲代表哦，拍摄于高雄佛光山）

 （漳州林语堂纪念馆）

 （乘坐台湾高铁，连续走遍高雄与台南，参观了总督府、孔庙、现代文学馆，当然还有夜市）

 （除了老杨头，谁能一句话就让这些名博与媒体大家们笑得忘形？）

 （风景如画的成都——摄于都江堰）

 （一看就知道是我设计的啦，什么时候政治家的会议也能按照老杨头的思路摆姿势拍摄呢）

从这两个月中美关系与周边的形势来看，美国重返亚洲并对中国形成围堵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一场新的冷战给人势在必行的感觉。这些年有人一直在喊“狼来了”，这次好像真的要来了。中国怎么办？

这一情况的出现，首先是和美国对华崛起的担忧分不开的，当美国人在说他们“欢迎中国崛起”时其实是在说“欢迎一个拥抱了普世价值的中国崛起”，而当北京“从中国不适合民主”到“中国不需要民主”甚至到“中国已经民主了”的时候，美国人感到了不安和不耐烦，中外关系也从“中国可以说不”演变到“世界开始对中国说不”。我还说过，未来中美的冲突表面上是军事上的较劲，而真正的战场却是在经济领域，决定胜负的是经济发展与民心向背，其中比金钱更持久的关键因素则是文化与价值理念。大体上说，谁能把经济搞上去，让人民富裕安康，谁的价值理念更顺应时代潮流与民心，谁能实现公平正义，谁就能笑到最后。

基于以上判断，结合当今的实际情况，再考虑到国家利益，我们该如何认识当前的局势？又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呢？我简单地谈几点看法，其中主要的内容已经在以前的博文中阐释过。

第一个观点：美国人不喜欢我们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否对自己满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如果能够坚守，那么我们既不会被美国的喜好打乱阵脚，更不会被他人牵着鼻子走。一个国家（政权）是否能够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喜欢与支持，远没有国内民心向背来得重要。因此我认为，如果民众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满意，对国家的发展前途有信心，就能够凝聚国人共识，这个国家政权就不用顾忌他国如何看待自己。要是国人不满意呢？那我们就要改变，就要变革。

越是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纷繁复杂的时候，越是要头脑清醒，避免因为他国（例如美国）不喜欢，就走向两个极端：凡是你不喜欢的，我就要坚持；或者，凡是你不喜欢的，我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改正、去迎合你。

在国家战略上，我要强调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上去要对中国实行军事围堵（实际上也在部分实施），但我们应该看到，在当今国际环境下，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或者发生世界大战的机会并不大（再说，真要使用军事，冷战后的西方早就比我们先进20年左右，没有必要等到军事实力拉近的时候才诉诸武力），而如果我们一些同志一看到美国增兵亚洲筑起围堵高墙，就慌了神、乱了阵脚，就要步前苏联穷兵黩武之后尘，把邓小平树立起的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战略中心抛到脑后，那可能正好上了一些国家的当。

还有一个例子，在美国过去230年的历史上，除了实行孤立主义最彻底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有意或者无意的把扩展国家利益与推广民主自由的理念（这其实也符合美国更高层级的国家利益）混杂在一起，甚至曾经利用民主自由的理念来弱化甚至颠覆了一些国家政权，这就让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明真相的人往往把民主自由的理念就直接等同于美国国家利益，甚至“美国颠覆”。于是，美国要围堵我们了，我们就要把美国叫喊得最起劲的“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也一起抵制在太平洋第二岛链之外。

不排除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以此为借口来排斥民主与自由。但大多数人则是使用了简单的逻辑推理做出了愚蠢的选择。这就如同上个世纪极左的年代，资本主义在繁荣经济的时候，我们自以为针锋相对其实却傻比比地喊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得意地认为你富裕了，我偏不富裕，气死你们资本主义！结果呢，是饿死了几千万中国百姓。我们不改弦易辙，就重蹈覆辙！

民主自由是大势所趋，不管他国喜欢还是讨厌，都应该是中华民族最终通向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我们年轻人尤其要记住，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不能在战略上被这种“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心态牵着鼻子走。那样的话，将会是死路一条。我们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苏联东欧集团是自己倒掉的，中东那些独裁者的命运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在涉及到主权与人权时，我的主张一直是：外争主权，内争人权。人权是人的权利，在任何时代，甚至在没有国家的时代，都是最重要的，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畜生最重要特征之一。但是，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原始社会，也不是共产主义时代，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主权对人权的保障也是必不可少的。分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权与主权不但不矛盾，往往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常常混淆这二者的政权不是一个好政权，一个以主权来压制人权的政权就是独裁政权。一个不尊重人权，为了政权而损害人权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去维护主权。很简单，他们唯一要保护的是政权，人权与主权反而在其次，甚至成为保卫政权的筹码，随时可以牺牲掉。

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些人一看到美国咄咄逼人，不思如何去化解美国的攻势，从根本上扭转我们的劣势，反而转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国民，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心态，借机加紧打压人权，弄得民怨沸腾。对于这些人，我上面讲过了，决定美苏冷战胜负的不是谁有多少核子武器与航空母舰，而是民心向背。冷战高峰期，美国出现了对抗政权的民权运动，而苏联则从头到尾严酷的侵犯人权。允许人民说话、批评与抗议的政权经久不衰，压制人权打压异己的苏联解体了。

中国发展到达瓶颈期，面临内忧外患。“外患”要想起作用，一定得通过“内忧”。我坚持认为，中国这种庞然大物，只要内部不乱，美国人是搞不乱中国，也不敢搞乱中国的。在这一点上美国是早有认识的，而加深他们这个认识的是伊拉克战争与今年以来的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革命：美国人投入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牺牲了四千多美国士兵的生命，至今还没有完全搞定一个伊拉克，可时机成熟了的中东其他国家，美国人没有派出一个地面部队，几个国家的政权就被颠覆了。

即便再傻，美国人也不会不明白。是的，美国是“机会主义”分子，你要想美国不干涉你，不和平演变你，不颠覆你，你最好别给他这个机会，你应该让自己的国家稳定、社会和谐、民众幸福——通过理性而一直向上向前的改革实现社会公正、公平，还权于民，藏富于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维护稳定很重要。但我要特别提醒当权者，现在强调社会治理，一定要从监督权力与民众参与入手，而不是老一套的“维稳”思维，使用堵截、压制甚至法西斯的方式维护稳定，把“稳定压倒一切”抬高到宪法、国权与人权之上，此种本末倒置的事如果持续下去，“稳定压倒一切”最终压倒的将是稳定！

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我们才猛然发现，中国缺乏的是大战略。外交部因为没有大战略的指引，被认为是和稀泥，头痛医头，人家打右脸就伸出左脸，人家一不高兴就送钱过去。上一届是送地，下一届还准备送啥呢？当然，我们不能责怪某个部委，除了缺乏大战略，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硬实力不够硬，软实力又太软。至于最近兴起的一个新概念“巧实力”，到了中国就成投机取巧了，尽搞一些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东西。

听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醒我，你这些话都去给当权者说啊，对我们说没有用。错！我这些都是说给你——每一个公民听的。“天下兴亡，屁民有责”，在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的体制下，我们必须利用一些言论空间针砭弊端、建言献策，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虽然你可能被当成维稳的对象，但历史会公平评价你，周围的朋友也能渐渐理解你。

一些网友提问，为什么我总是满怀信心，却又言语犀利，还有的问我，中国这么多问题，还有没有希望。我说，当然有希望，否则，我还批评她干什么？我之所以对一个国家与政府持批评态度，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国家与政府还值得我去批评，她也许还有改善、改良与改革的能力。如果我生活在北朝鲜，或者卡扎菲的利比亚，我会马上闭上嘴巴，等待革命的爆发。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对国家与政府过于乐观，但我的乐观更多地是源于我们每一个人。我寄托最多希望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权。你想要什么样的国家？你期望什么样的政府来管理你？先问一下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

我今天的话讲完了，谢谢各位。

杨恒均 2011－11－22 广州

无论是冷战，还是现在的“占领华尔街”，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民主两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民主其实从来没有受到多么严重的挑战。相反，民主理念在地球上横冲直闯，所向披靡。弗朗西斯.福山说，美国过去的实力和影响力并非只是建立在坦克和美元之上，也是建立在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人民的信念中，他们敬仰美国的政治体制并试图以美国为榜样塑造自己的国家。福山就是20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学者，同时期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理论，叫“华盛顿共识”。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包括：民主政治是最不坏的政治模式，自由市场经济是最能发挥人类潜力并营造共同富裕的经济模式，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无论哪一个先到，另外一个会自然而然地跟随。

“华盛顿共识”对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国策直接影响就在于，美国改变了冷战时期那种全方位与苏联东欧进行对抗的模式，从而对一些他认为可以搞定的中小国家，从政治上改变它，颠覆它，最好让它一夜之间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之后再让市场经济理所当然地发展起来；而对那些他无法从政治上搞定，也不能像伊拉克那样直接派兵占领移植民主制度的国家，如中国，则鼓励他们实行市场经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中，以期自由的市场经济最终自然而然地带来民主政治。

“华盛顿共识”部分的论据来自苏联东欧的崩溃。冷战结束后，美国人发现苏联东欧是因为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而瓦解的，美国人并没有做什么事，所以他们认为，那些效仿苏联制度的国家，迟早也会垮台。而人权、自由与民主的价值理念一定会席卷全球。

但“华盛顿共识”遇到了挫折，甚至说是失败了。政治上搞定中小国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失败的例子也不少。移植过去的民主制度有时不能马上发挥效果，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带来了混乱。制度可以移植，但如何使用制度却无法移植；市场经济的规则很容易掌握，但如何运作市场经济却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学会的。

那么后者呢？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搞了20年，可以说得到了美国很大的支持，例如十年前加入WTO时，美国那些支持者的潜台词就是：损失点原则把中国拉上市场经济的大船，这条大船迟早会把中国带到政治民主的主流上。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可在民主政治上，在人权上呢？至少并没有按照美国人的预想演变。

这些美国人可以不介意，别把美国人想像得那么高尚，好像为了推广理念就不惜一切，只要有生意做，他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但美国人却无法忍受“中国模式”的坐大，甚至弄出了一个“北京共识”。下面我简单讲几点最近观察中美关系的体会。

一，从“中国不适合民主”到“中国不需要民主”，再到“中国已经民主”，这是中国模式下逐渐强大的中国在国际上传递的信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不但要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争得话语权，更要在民主政治领域抢得先机。

你们注意一下，以前西方领导人见到中国领导人后大谈特谈民主与人权，中国领导人几乎都是以委婉的方式传达如下的意思：中国地大人多，民众教育水平不高，现在应该集中力量解决温饱，我们正在努力让人民富裕起来等等。这至少说明，中国领导人是认同民主自由理念的，只是中国条件还不成熟。

在人权上的标准也是这样，例如美国每年要搞一个《中国人权报告白皮书》，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成中文，我们也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搞出一个像模像样的《美国人权报告白皮书》，你说我侵犯人权，看看吧，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人一看就乐了，好家伙，虽然这些资料都是从美国的媒体上搜罗来的，但至少说明中美两国对“人权”的标准并无异议。例如在美国人在监狱里折磨囚犯是侵犯人权，中国发生的躲猫猫也是侵犯人权。

这一情况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而有了显著的变化，现在中国要争取话语权，要从政治文化与价值理念上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从“我们不需要你们西方的民主”发展到“我们已经民主了”。 美国人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威力，反恐结束后就强势返回亚洲。这就暴露了美国一直宣称的那句话的潜台词：当美国人说“美国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时他们其实是在说“美国乐于看到一个拥抱普世价值的中国崛起”。

二，昨天新闻报道美国与澳大利亚达成了在澳洲永久驻兵的协议，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加上中国特别多军事迷，结果一些纯军事的用语“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频频出现在电视上，弄得我打开电视机时，还以为已经开始打仗了。

美国要对付中国，军事围堵当然少不了，而且他正好可以消化十年反恐中剩下的军力。这对于中国是很不妙的，我们过去20年经济大发展就得力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旦北京决策者像年轻人一样头脑发热，要在军事上应战，像前苏联一样勒紧裤腰带、穷兵黩武，那么离苏联曾经走过的路就不远了。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与历史时期，我认为中美之间开战的可能不是没有，但战场是在经济领域。真正能够打得起来的战争其实是“经济战”，或者说“经济冷战”，军事部署只不过是美国人的大战略的一部分，决定胜负的是经济——是民众的生活水平能否提高，民众是否感到幸福，人心向背等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价值理念等“软实力”、“巧实力”的交锋。

让我们回顾一下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大国表面上是在军事上争霸全球，其实决定胜负的是经济，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苏联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弄得民不聊生，美国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战后人均收入直线上升。当然，除了经济，或者说比经济力量更关键的因素，是政治理念与价值观。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个例子，那就是美苏对峙最激烈的50、60年代，苏联东欧集团用于镇压民众、侵犯公民权利的借口往往是所谓来自西方的威胁。那个年代，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别说上街游行要求宪法赋予的权力，即便你什么也不做，躲在自己的卧室里，都可能会被秘密警察拉出去逮捕、流放、枪毙，说你是叛徒、特务与反革命，根本没商量。

可这同一时期的美国呢？虽然也出现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但很快出现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权运动，多的时候，高达一百万民众冲向华盛顿，要求平等和自由等公民权利。毕竟，冷战也是战争，当时的美苏算是处于交战状态，如果美国民众涌上街头要求人权的事发生在苏联东欧国家，还不被说成是美国的反华——反苏势力在煽动颠覆？

我们现在回头看，恰恰是肇始于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把美国推向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这也使得里根总统上台后，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苏联是邪恶的帝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权的美国民众与被迫妥协的美国政府一道打赢了冷战。至于美国有多少枚核子武器，多少艘核子潜艇，在什么地方部署针对苏联的驻军，还真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充其量是扮演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如果我没有说错，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前哨战已经打响了。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经济上全面出击了。我们告别了“中国可以说不”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世界开始对中国说不”。

第三，“北京共识”虽然言之尚早，但这些年由于北京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在国际上确实有了一些追随者，例如北朝鲜、古巴、缅甸以及非洲一些非民主国家，当然也包括一些想从中国搞一些钱的西方民主国家，他们对“中国模式”是羡慕嫉妒恨。

中国不靠飞机大炮，不靠政治强制，只靠人民币，就部分取得了前苏联无法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与拥护，这不能不让美国刮目相看。起始于奥巴马上台后的重返非洲，以及如今的重返亚洲，很大程度上是要遏制中国在这些区域的影响力。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与中国所代表的两种价值理念将会在这些地区展开争夺，所用的武器是钞票与价值观。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美国的挑战？且听老杨头下回分解。

杨恒均 2011－11－18 香港

大家好，谢谢主办单位，各位兄弟的操办！ 今天现场有一些年轻人，上次在温哥华讲座，以上年纪的听众为主。中途休息时倒是来了五位女孩子，是大陆去留学的高中生，一定要一一和我合影，还一定得用手机。问她们怎么回事，小女孩叽叽喳喳地泄密了，原来她们的老师是我的“粉丝”，号召她们来听我的讲座，凡是有照片显示她们来过的，考试可以加十分。真是绝了，这些女孩子照完相一溜烟地走了。今天年轻人中没有为了分数来的吧？

今天有没有外地来的？哦，有四位？来自哪里？那应该是“内地”。对了，你们听完就回去吗？住宿解决没有？最近香港酒店贵得离谱，还没有房间。如果你们还没有找房间，我们一起去买一个折叠帐篷，然后到中环汇丰大厦的下面去露营，我不是开玩笑。我昨天刚刚去过那里，如果他们不是搞得乱七八糟的话，我都想到那里去过夜了。到繁华的香港市中心这样一块风水宝地支帐篷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绝对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更何况同那地方“一夜情”之后，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代表了99％的人在向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开战。我说的是香港跟随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的“占领中环”现场。

除了占领香港现场，过去两个月，我还去过悉尼、温哥华等七、八个城市中心观察，曾经一度我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我现在送给在座的年期人。作为年轻人大多想效仿我走“走遍中国”、“环游世界”，除了机票之外，住宿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现在机会来了，你不用为西方国家昂贵的住宿费担心了，买张环球机票，背一个帐篷和一条棉被，走到哪里就到那里的城市中心住下来，有人给水送食物。这种地方据说遍布全球300多个城市。这是一个机会啊。 

正题开始之前，我先简单地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参观访谈几个“占领华尔街”现场后的感受。

第一，“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西方资本的贪婪与民主的疲软造成的。民主制度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强敌环视与各种挑战中成长起来的，从当初只有美、英、法三个原生民主国家到二战后三分之一的国家走上民主之路，再到1989年冷战以苏联东欧集团瓦解而结束，全球超过三分支二的国家走上了民主的不归路，有人宣称“历史终结”。可他们却没有想到，一直在同各种专制制度较劲的资本主义，一旦失去了敌人，本身也陷入了缺乏竞争的状态，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竞争。资本主义内部要竞争，外部也需要竞争。

民主没有了竞争，资本开始了膨胀，我们看到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的贫富差距急速拉大，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的财富。另外，从我切身的感受，冷战前后，美国人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冷战前，他们为民主自由的制度而自豪，并为之奋斗；冷战后自豪逐渐变成了自傲与自满，同时也就失去了民主的另外一个特征：谦虚。最糟糕的是，没有了竞争，又变得自满，自然就没有外部力量来监督他。这些产生的直接结果我们可以从美国领导人的言行中寻得蛛丝马迹，你越来越少感受到曾经帮助他们战胜了苏联东欧的制度理念与道德理想。——如果说我对“占领华尔街”有什么期待，那就是希望这个运动能够让疲软的民主再次坚挺一次。

第二，占领华尔街与中东革命的形式类似，诉求与目的却迥然不同。都是因为一件偶发事件点燃了干柴，并迅速蔓延开来。但前者是要推翻现有的政治制度，后者则是要在现有的制度里解决问题，客观上帮助完善现有的制度，例如，有些标语要求执政者回归建立民主制度时的最初价值理念与理想。

第三，由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更加明确的诉求与可行的建议，现场的字条和留言，要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叛青年口头禅的翻版，要就是可以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原型的。运动后劲显然不足，难以为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以制度为假想敌，大多数希望现有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可现有的制度不但允许示威游行，而且本身就设计了更好的渠道表达政治诉求，例如通过各种渠道的言论自由，以及一人一票地选择领导人。如果真如他们宣称的代表了99％，那完全可以选出一位新的总统来代表他们。

第四，我个人对现场的观察与访谈显示：白领、蓝领与社会精英可能参加过一些游行，并将继续参加，但那些准备长期驻扎在帐篷里的参与者，却十有八九本来就是流浪汉、嬉皮士与居无定所的所谓艺术家、音乐人——本人没有恶意哦，其中每十个里至少有六个左右在过去十年都没有正经去找过工作。这些人就算不在这里安营扎寨，也会在其他的地方支帐篷，“占领华尔街”只不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到城市中心露营狂欢的机会。有鉴于此，估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多个国家与地区都有可能效法纽约市政当局驱散扎营者、清理现场——好像政府有意没有给他们提供流动厕所，结果走进他们的帐篷都夹杂一个尿骚味，长此下去，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也影响公共卫生。

所以，想要免费享受到各地城市中心支帐篷的年轻人，你得赶紧抓紧时间啊。下面，让我们言归正传，谈谈“中国模式”。第一次是在今年10月1日在澳洲悉尼与朋友聚会时谈话，后来整理成《从“天宫一号”的高度看中国模式》；第二次是三个星期前在温哥华的科发大讲堂上，演讲的主题是“中国模式下的文化与道德困境”，这是第三次。你们知道，再好的好莱坞大片，拍到第三集，往往也就成烂片了。我今天尽力而为。我想结合最近的中美关系，谈谈“中国模式”在国际上的处境，以及内忧外患的中国模式的出路何在。

杨恒均 2011－11－18  香港

《乔布斯传》出来后，第一时间在香港买了一本，厚达798页，还真没有时间看。上次问看过此书的清华教授孙哲，他说写得很不错。于是，这个周末开始打开这本书。虽然只看了一半，也有了一些感想，下面同大家分享。

 

一，乔布斯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调皮——我觉得用“调皮”来形容可能太便宜他了，实际上，无论从行为还是学习成绩上，他都是一个“差”等生，在学校搞恶作剧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例如把鞭炮放在老师的椅子下点燃。但这样一个学生，竟然被学校容忍，而且一路顺风，这实在不能不归功于美国教育制度对孩子们的“一视同仁”与包容精神。对照乔布斯在学校的所作所为，说实话，如果放在中国，即便不送到管教“少年犯”的特殊学校接受再教育，即便不被学校开除，恐怕也早被戴上“绿领巾”。从这一点来说，乔布斯是“美国制造”一点不过。

二，一种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昨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新闻：“4名90后广州大学生自行设计自制火箭准备升天。他们的“惊人之举”引起空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关注。考虑到安全及天气等因素，这4位大学生首次探求太空之旅被叫停，实箭发射改为地面科学模拟，虽然也有一些收获，但毕竟还是有些遗憾”。航管部门叫停以及“相关部门”关注当然都有理由，而且也得到四位年轻人的理解。然而，如果你读了乔布斯，你会得出结论：不应该叫停这些年轻人的创举，应该创造条件——例如帮助他们把“火箭”运送到相对安全的地域——让他们去探索。

三，车库——阅读乔布斯传前半部分时常常有“车库”两个字，乔布斯的“苹果一号”是在车库里组装的。这种情景让我想起一百年前（整整一百年前哦）发明了飞机的怀特兄弟，他们当时没有钱没有场地，竟然是在车库里发明了飞机。其实，还有很多发明，都是在“车库”里诞生的。这一方面说明西方人有一个车库，很多时候成为他们的手工作坊；另外一方面说明，伟大的发明并不需要那么多优厚的资源。就在乔布斯在车库里组装“苹果一号”的时候，至少有十几家拥有相当规模的电脑制造商正在豪华厂房里工作；就在怀特在车库里设计“飞机”的时候，当时就有几位拥有上百万美金的飞行爱好者也在研究飞行器。

四，这点特别让我感动：至少有两次，乔布斯在鼓捣电脑时遇到了困难——他缺少零件之类的，结果这位才十几、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拿起电话，直接给当时的大老板打电话，开口就让人家提供免费的零件和支持，而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大老板竟然毫无条件的就答应了他，还送货上门，使得乔布斯对电脑的研究与制造可以继续下去。有时我想，如果他困难的时候，那些老板不支持与鼓励年轻人创新与创业，乔布斯还是乔布斯？他能走到今天？

以上只是匆匆看了《乔布斯传》前半部分的一些想法，大家阅读《乔布斯传》的时候应该关注这些细节，乔布斯之所以是“美国制造”，也并不是巧合，当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造成的，更多的是源自于社会对创新与创业的态度、对少数特立独行的人的包容度。

好啦，周末看了两百多页《乔布斯传》，然后到中国大酒店同朋友喝咖啡，结果又让我撞上了广州“性文化节”（我发誓，是偶然撞上了），花了30元进去浏览了一遍，拍了很多照片。看到人山人海，不觉感叹到：中国人接受性文化的速度真快。

当然，也有让人难堪的，竟然有一位小伙子网友认出了我，还要求合影，并为我拍摄了一张照片（估计他会放上微博）。以下内容儿童不宜，请那些小于18岁的读者就此打住，听话。

今天本来还想到广州购书中心去逛逛的，但被“性文化节”耽误了，购书中心都没有打出“文化”两字，“性爱”成了一种文化，希望借此能够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哦。

 （广州书城）

感谢购书中心把《黑眼睛看世界》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这个星期天（11月20日）下午两点半，我答应去广州购书中心签名售书，与读者见见面。我个人认为，我的两本书以及我的博文，已经把民主的方方面面，都以理论联系实际，以一个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说清楚了，但不知道读者们买不买账，我想听听你说。

 

杨恒均 2011－11－13  广州

［此文是在科发大讲堂“丁果对话杨恒均”温哥华专场上的开场白, 部分内容有删节］

电视VS电脑的时代诞生出“中国模式”

很高兴能够在美丽的温哥华有机会同各位坐在一起，谢谢主持人诺拉的溢美之词，谢谢我们《世界华人周刊》张辉社长的盛情邀请，谢谢丁果先生拨出时间、放下身段与我对话。作为温哥华主流电视台多元文化节目主持人，丁果先生不但在加拿大主流社会、华人社会很有影响力，也在中国大陆主流社会有相当的发言权。在中国，丁先生这样的主流声音是电视才能看到的，而我这种非主流一般只在互联网上混。今天大家有幸看到一台电视机一台电脑的对话。——我开个玩笑，因为今早看到有网友在我博客留言说，在中国大陆啊，你打开电脑，就看到暗无天日的社会，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弄得你紧张兮兮，甚至痛不欲生，仿佛马上就要革命了；唯一能够救你的只有电视，你一开电视机呢，柳暗花明又一村，领导人满面春风，人民载歌载舞，幸福得一塌糊涂，和谐得一塌糊涂。仿佛你的子孙后代都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开始庆祝建国100周年了。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是让你既看到电视，又看到电脑，我提供的是线索与意见，结论由你自己做。现在回到我们的标题---中国模式。来之前我原本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来后发现是对话的形式，用不上了。要说“中国模式”，没有人比在座的诸位更清楚了，你到中国大陆去问一些人，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们很可能一头雾水，问急了他们会说，官商勾结，昧良心赚钱，赚够钱了就移民加拿大？这倒不失为一个“模式”。其实，“中国模式”本来就是外国人最先提出来的，但语焉不详。的学者有过一些争论，可都喜欢走极端，要么就是电视机，要么就是电脑。我想，散布于世界各地，置身多元文化之中，穿梭于不同模式之间的华人华侨可能更清楚什么是“中国模式”吧。

所以，我今天就不班门弄斧，我说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抛砖引玉。我的开场白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过去两个星期我从悉尼到广州，再从广州来到温哥华这一路上的见闻与想法。这些见闻都是平淡无奇的故事，但请大家留意无所不在的“中国模式”。

在出租车里听的哥讲那“中国模式”的故事

两个星期前，我从悉尼到香港，澳航比较便宜，但朋友告诉我不要买。到了香港后才知道，澳航员工大罢工，取消了几百个航班，其中就包括到香港那一班。我刚到澳洲时，澳洲有两家世界级的航空公司，都评上世界上最安全、服务最好的航空公司，后来倒闭了一家，而目前这一家在不停的劳资纠纷下，据说也差不多快要倒闭了。说实话，比起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比起澳洲的非航空公司的员工，澳航工作人员的待遇已经不错了。在当今航空业竞争激烈，全球经济又连续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员工们不依不饶地追求个人权利与待遇，我还真有些不以为然。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去希腊考察，发现那个国家都快倒闭了，可那里的各行各业包括公务员、警察啊，一听说要削减他们的福利、要裁员，就上街了，就占领广场了。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吧？！

大家回顾一下，南韩多年前曾经遭遇经济危机，当时老百姓都主动把自己的金银首饰拿出来支援国家渡过难关。大家再回顾一下，中国多年前搞国企改革，弄出了几千万下岗工人，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解雇与裁员，可善良的下岗工人绝大多数都自认倒霉，有几个会因为被裁员而上街？！更不用说因为减少福利而去占领广场了！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是从“福利彩票”才知道有个东西叫“福利”。

下面继续讲我的行程。在广州、香港呆了几天后我就启程飞来温哥华，那天中午我坐上出租车去机场。路上要一个多小时，我想上车后看一会书。但出租车司机一看我打开一本书看，就开始问东问西。随后在我没有任何引导，甚至不准备接话的情况下，他开始谈到像我们这种乘飞机出远门的人一定是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说，邓小平说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第一句，还有第二句，是带动大家富起来。可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大多都跑到国外了，还有一部分在打压我们这些没有富起来的。我本来在看书，但他的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说，你还挺有看法的，哪里学来的？他说：博客和微博。我放下书，因为他谈得实在不错，让我这个“民主小贩”都相形见绌了。我显然不能靠另给小费带他致富，但我至少可以听他倾诉一下，赶走他的寂寞。

这位的哥从邓小平谈到江泽民，很快谈到了不久前广东出租车司机的请愿行动。为了提高待遇，与出租车公司争一些利益，广州部分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温和理性的罢驶、请愿，推举自己的代表同政府与出租车公司谈判。他说，当时政府做了一些让步与承诺，并保证不会秋后算账，事态也很快平息下来。但没过多久，几乎所有被推作代表的司机都被清算了，据说有几个还被抓起来过，甚至被开除了。这位的哥叹息道，好可怜，他们和我一样，只会开车，被除名后，生活都陷入了困难。

他又告诉我，这件事之后，上面交通管理部门定期抽调出租车司机去聚会喝茶，与领导聊天，领导一边教育他们，一边收集意见。与此同时，还出台了一套管理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三辆出租车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出现。由于车上都装了定位的GPS,政府部门很容易找到每一辆出租车的位置，看看他们是否聚会。他说，有了这个规定，大家虽然仍然可以到一起聊天、打牌与喝茶，可总感觉头顶上有一个天眼在盯着，“我们像罪犯似的，哪里还敢去争取什么利益？更不敢去闹事了。”

各位，下了出租车走进白云机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对希腊全民大抗议以及澳洲航空职员大罢工的反思，很快转到对中国劳动者权益的思考。这些凸显了“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异同。

在机场里见到令人骄傲的“中国模式”

进入广州白云机场后，我走在长长一排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登机柜台前，我第一次发现，那些柜台上面的目的地竟然如此之多，欧洲的、美洲的，更不用说亚洲的，短短五百米的走道，竟然有十几个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这情景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二十年前吧，那时我被政府派到香港工作，在一家负责香港来回内地航班的一个公司工作，当时南方航空公司没有几条国际航线，这样一条连接内地与香港的航线就很了不起了，竟然派我这种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准备担当某个梯队培养的干部去工作。那时，澳洲两家航空公司还如日中天，我们到国外都是坐泛美、澳航与新加坡航空之类的。可短短20年，中国的航空业发展迅速，而我现在到世界各地，也几乎都选择乘坐中国的航空公司。各位，让我们暂时忘记出租车司机带来的不快，为中国模式鼓一下掌吧。

各位，正如狄更斯说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在中国，你要随时准备经受冰与火的转换。登上南航飞往温哥华的飞机时，出租车司机带给我的郁闷已经所剩无几。作为中国人，当今中国绝对有让你值得自豪的地方。那一天，我破天荒地在飞机入口处拿了一张免费派发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份报纸，也是“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竭力鼓吹者。我决定在未来12小时的飞行中，在自己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强迫自己把这份报纸看完。

这份《环球时报》的头版头条写的是陷入经济危机的欧洲想向财大气粗的中国求援的故事，夹杂了足以显示民族自豪感的评论。事实上，这条夹叙夹议的报道绝对能够让95％的中国人看后有扬眉吐气之感。大家想一下，仅仅在十年前，世界财政界还是言必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组织。十年后，中国已经取代了这两个机构，成为当今国际大金主。这仅仅是经济上的奇迹，此外还有政治上的扬眉吐气呢！就在不少国人对鸦片战争记忆犹新、百年耻辱尚未洗刷干净之时，不可一世的欧洲列强竟然要向中华大帝国乞求援助，如果这还不能让你骄傲，那你真有“汉奸”嫌疑哦。

不过，我肯定不属于那95％的中国人，我不但刚刚从希腊考察回来不到三个月，而且我走遍了世界之后，正在实施“走遍中国”的计划，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对于你们这些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我就不多费口舌了吧。我只想引用《环球时报》这篇文章中给出的资料：人口比中国少了很多的欧洲地区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半，人均富裕程度超出中国人至少10倍的欧洲人，竟然要向中国人借钱来缓解他们国家的经济危机？他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我们国家的钱又都是哪里来的？想一下吧，有助于我们接下来讨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异同。

在颠簸的飞机中观察到的“中国模式”

在那12个小时的漫长飞行中，我的思绪一直像幽灵一般在欧洲与亚洲大陆的上空徘徊。只有几次遇上气流，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时，我才回过神来，回到机舱里。大家都坐过长途飞机了吧？肯定的，难道你们坐船度过的太平洋？是中国航空公司，还是外国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既坐过中国的，也坐过西方的，这样就好，如果是对国内读者讲我接下来观察到的，一些年轻读者很可能搞不清我在说什么。乘坐中国与西方航空公司的乘客，在飞机遇到气流时以及飞机降落前，也就是在扣上安全带——不好意思，是安全带的指示灯亮起时，你观察到什么？

好了，我观察到，西方航空公司的空中大妈们会非常严厉地要求你回到座位上，扣上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正座椅靠背；而中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们则是喊两遍之后，一般就不管你了，给你充分的自由。就在我乘坐的飞机最后一节机舱，在机长通知遇到气流后一段时间里，在飞机摇晃比较厉害的时候，竟然有至少五位乘客在走道聊天散步，胜似闲庭信步，一派和谐景象。

4个月前，我从北京到华盛顿，由于没有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就坐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还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有两位中国人站起来拿行李，坐在我对面的航空大妈喊了几次后他们依然不听，她就很生气，发出了军人一样的命令。结果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外国人就安慰她，中国人都这样，你没有坐过中国的飞机吧，他们这时就可以站起来了。

我假装睡着了，担心他们向我这位中国乘客证实。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天上飞的飞机是西方造的，中国的飞行员至今还要在西方接受培训，所有航空规则也都是西方人制定的，现在，中国人也进入这个市场，而且咄咄逼人，就在西方航空公司遇到麻烦时，我们的各大航空公司都在扩展规模与航线。一开始，我们也是很遵守各项规定的，因为我们还搞不清状况，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另外的想法。就拿客舱规矩来说，这是航空公司用来保护乘客安全而制定出的有些僵化的规定，毕竟，由于雷达的进步与飞机的更新换代，一千次颠簸中，可能都不会有一次真正造成乘客身体伤害，但西方人还在不折不扣地执行那些规定，而我们的航空飞机上，明显松懈下来。飞机将落时，空中小姐竟然允许好几位乘客把巨大的行李包放在脚边，而不是按规定放在座位下面。

这个观察让我忘记了《环球时报》，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卡扎菲被杀死前，可怜巴巴地对屠杀他的士兵问出的那个无厘头哲学问题：“你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有些迷惑，甚至搞不清对错了，反正不遵守那些规定，也暂时没有死人，大家还多了份自由嘛。我们难道一定要按照西方人的有些规则玩？！

可我突然联想到一件事：既然机舱里的规矩可以被忽视，甚至被更换，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那么，那几位坐在驾驶舱里的中国飞行员，会不会严格按照西方人制定的飞行规则驾驶飞机呢？想到这里，我冒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是同中国过去20年经济发展速度一样高速前进的飞机啊，一旦某个环节不按照规定操作，会不会出事？那是要机毁人亡的啊！

谢天谢地，机毁人亡的事还没有发生，否则，我今天就不会站在大家面前，畅谈“中国模式”了，我安全降落在美丽的温哥华。我的心情非常好，尤其看到这里有那么多华人华侨，虽然也吵架也勾心斗角，但总体是和谐与和平的，我是应该暂时忘记中国模式了，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

在加拿大“红区”感受到的“中国模式”

我还是十几年前来过温哥华，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见到的华人华侨大多数来自香港。可是现在大家看看，来自大陆的华人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和澳大利亚一样，他们占据了一些以前大陆人只能靠当保姆才能进入的豪宅区。中国有了这么多富人，这是好事，我们应该高兴，但当我正在兴头上时，一位朋友告诉我，相当一部分住在大豪宅里的中国大陆人非常低调，担心炫富会引起大家对他们钱财来源的怀疑。又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你从中国大陆过来，说话要注意了，这里属于“红区”，你说话要是像在中国大陆那样无所顾忌，甚至肆无忌惮，可能很快就有人告到总领馆，北京也会知道的。

我的惊讶可想而知，温哥华是“红区”，那中国大陆是什么区？难道是敌后根据地、沦陷区、“白区”不成？哈哈，我是开玩笑的，千万别告诉北京我这样说他们。但愿今天这里没有住豪宅的，没有富人。这里住在半山腰的只有张总，当国内民众对富人移民咬牙切齿的时候，率先移民到普世价值与法治国家的张总，却通过这本杂志推广中华文化，传播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理念，当然顺便也为他出版的科发图书做做广告，我想，他的做法比小平号召的“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更有意义。

好了，各位，我这个开场白有些长，但我认为很有必要。大家如果细心一些，就能看到中国模式其实无处不在，让人欢喜让人忧。中国模式是在小平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指导下，过去三十年走出的一条道路，“中国模式”带来了富裕，也造成了贪污、贫富分化与不公。“中国模式”是一个大杂烩，一个矛盾体，它不是根据任何理论弄出的，也不是迄今为止的任何理论可以解释的。因此需要我们认真观察与揣摩，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发挥这个模式的优势，克服缺点，把它变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今天来的有一部分是我的老读者，根据我在国内与国外的经验，他们往往对我个人的兴趣，对我写作的兴趣，超过了我的观点与我的主张，但今天我们显然没有时间来谈我与我的写作了，我用刚才的方式引出“中国模式”，也是想给这些读者一个交代：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思考与写作的，带一捆理论的书，“走遍中国”、“走遍世界”，从一些小事入手，把宏大的理论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小事中；从每一个小事中寻求规律、道理与真理，以温和理性，绝对不强加予人的方式传播我认为对国家、民众有益处的价值理念。

谢谢各位，下面我们开始深入讨论中国模式，期待各位的提问与发言。

杨恒均 2011－11－6于温哥华

注：对话会的详细内容请见稍后发布的现场视频。预告：下一场有关“中国模式”的讲座将于香港举行。時間：2011年11月18日（週五）下午3:00。地點：香港柴灣安業街1號新華豐中心七樓。

温哥华图片集锦：

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到了九十年代初，中国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很激烈，邓小平看看势头不对，站出来发话了，都不许争论，管他“姓资”还是“姓社”，咱哪条路都不走，摸着石头过河吧。

 

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做出了伟大光荣与正确的决定，你想啊，当时摆在中国面前只有两条路：走资本主义，中共政权就完蛋了，小平也没得玩，按照我党的逻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是，“新中国”也没有了，你也就没有了；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原苏联东欧就是前车之鉴，同样是死路一条……于是，在政治上继续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则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折腾来折腾去，终于弄出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第三条道路，称之为“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

 

自从我写了《从“天宫一号”的高度解读“中国模式”》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反应出乎意料的激烈。在悉尼，一位大老远跑过来的老华侨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小“老杨头”，你写得真好……

 

我说，谢谢，我只是作了一些总结，没什么自己的观点。

 

他说，别客气，你说到俺心坎上了，你看看他们都把老百姓的钱怎么折腾了，都送给外国人花。

 

我点点头，他依然抓着我的手不放，恳切地说，小“老杨头”同志，只是我要请求你一件事，能不能别再指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事？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得最有意义、也最能够造福后人的事哦。

 

我没闹明白，但知道老先生也看了我的那篇《购买美国国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可能把两篇搞混了。我礼貌地问，老同志，为啥呢？

 

没想到这句话打开了老先生的话匣子，只听他说，你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花钱的？看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富人区最好的房子都是谁买的？看看中资公司在海外是如何烧钱的？看看有人把国民的钱转了多少到海外，还有你文章中说的，在海外购买这些根本没有人看的报纸，烧钱啊，烧心啊！

 

我实在是有事要办，于是礼貌地打断他说，老同志，这些我都知道，但这和购买美国国债有啥子关系啊？他们用老百姓的钱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人拿这些钱去打仗、发展军事，给美国人减税……

 

没想到，老人家听到这里就急了，眼里都溢出了泪水：小杨同志，虽然你自称“老杨头”，可毕竟年轻啊，同样是花人民的血汗钱，但转移国有资产与借钱给美国人就大大不同了。这样说吧，你知道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哪一个，中国最好的医院又是哪一个？是清华大学，是协和医院，那可都是因为腐败清朝政府输给人家八国联军，不得不赔钱给列强，人家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帮我们建造的啊！

 

老杨头：啊，你老的意思是……

 

老同志：你说，如果腐败的清政府打赢了，不用赔钱给帝国主义，不去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些钱他们会怎么用？当然不会还富于民，他们一定会盖更多的颐和园，花天酒地，娶小老婆包二奶，还会用这钱对付维权的老百姓，去镇压辛亥起义军！

 

老杨头（惊讶不解地）：这个我也知道，可这和购买美国国债有什么关系？

 

老人家神秘地压低声音对我说：中共党内还是有高人，有有良心的人啊，你想想看，反正贪污腐败分子迟早要把民脂民膏与外汇储备贪污与浪费掉，国家的钱迟早要被转移到私人腰包、转移到海外，到时革命了、变革了，人民接手的可能是一个烂摊子，要钱没钱，要人才没有人才，那时中国真是一穷二白了。到时啊，可能唯一能够救急、能够振兴中华的，就是落在美国人手里的这一大笔国债啊，美国人讲信用，不可能赖账，民主的政府一上台，美国就得连本带息地还给我们……你说，购买美国国债是不是高瞻远瞩？这可比你说的那一盘棋更大啊……

 

老同志说到这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下来，趁他擦眼泪的机会，我抽回了自己的手，说声“保重”就匆匆离开了，心中微微有些后悔写了那篇有关国债的文章。

 

这类遭遇其实还有几次，自从我突然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从原本自己扮演的“民主小贩”角色穿越到不太熟悉的经济领域，就没有安宁过。于是，我静下心来，一口气访问了好几个县市，采访了十几个国内外专家，看了十几本书，总算增加了一点点知识。这时受朋友邀请，准备巡回几个地方，去同当地的华人华侨沟通一下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有机会的话，给北京决策者提个醒，提点建议。

 

第一站就选在加拿大，时间：2011年11月6日13：30----16：30。地址：加拿大温哥华素里Guildford图书馆（15105 - 105th Avenue, Surrey, BC V3R 7G8） 主题集中在“中国模式下的文化与道德困境”。

 

前面说了，小平同志很英明，他要大家不争论，不走资本主义，也不完全走社会主义道路，果然，一路高歌猛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也出现了问题，最大的问题我已经在《从“天宫一号”的高度解读“中国模式”》里讲了，可那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的问题，还有肉眼一下子看不见，却可怕得多的问题，那就是这种混合模式滋生的文化与道德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如美国有自己的文化与道德、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如北朝鲜也有一套自成一体的“文化”（孔子、佛祖与上帝原谅我，我不是有意侮辱“文化”两字的）、道德与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社会环境里自然形成的，可由于“中国模式”是一个杂种，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就不可能只取其中之一，而又没有形成一种新的，也就出现了很多乱象，目前中国的很多乱象都是文化与道德引起的，而根子其实在“中国模式”上，这一点很少有人深入论述。——而这一点，北京高层是早发现了，这其实就是中共中央为什么突然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培养中国独特的核心价值观的最大原因。再说，一个“模式”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支撑的文化与道德、价值观保驾护航，绝对长不了。

 

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可有些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更多的问题。——所以，老杨头准备谈谈这个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办法，而是请你一起思考。

 

第二场准备在香港讲几句。時間：2011年11月18日（週五）下午3:00。地點：香港柴灣安業街1號新華豐中心七樓。讲什么呢？准备讲一下“中国模式”与中国的民主化前途。

 

“中国模式”已经被西方认为是用来对付民主化的利器，成为不少逆历史潮流的第三世界独裁者试图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真实情况如何？走遍世界后又正在走遍中国的老杨头怎么看呢？真抱歉，我最近实在是工作太忙，没有力气写了，所以，去海外开讲！

 

有网友一看我去海外“开讲”就兴奋了，哇噻，老杨头到海外开讲，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次不会吞吞吐吐了吧？像个太监似的。这次我们可以过瘾了，耶……

 

且慢！这样想的读者，小心我见到你要打你屁股啊（女读者就免了），你完全不了解我！给你一个线索：我的博文后大多有时间与地点，你看看我批评华盛顿最严厉的文章是在哪里写的？再看看我批评北京最厉害的博文是在哪里炮制？

 

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错，一般来讲，我都会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才写批评北京的文章，而到了西方，才写那些批评西方的，我尽量不在北京批评西方，不躲在西方批评北京。这只是我的写作习惯，大家别过分联想，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从来都当面攻击痛骂他们，背后一般只说好话，这是我的性格。所以，很遗憾，我在海外开讲，估计要先吹捧一下中国模式，你们等着肉麻吧！

 

最后给大家一个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题，想清楚了才来听我的讲座（或网络上看视频）。今天的报纸报道，整个欧洲都纠结得很，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祈求中国去救市。中国政府财大气粗，手握世界60％的外汇储备，只要肯出手，欧洲危机可望缓解，人民福利可望继续，经济危机可望度过……而且，同以往“华盛顿共识”支配下的西方列强不同，中国的援助从来是不附加苛刻条件的，更不会要求受援国改善人权、善待人民、发展民主……

 

只要中国出手，欧洲政府脱困，欧洲人没脱贫！可问题是，中国政府出手的话，欧洲大多国家的政治精英与民众都担心，会不会从此以后，他们不能再对中国指手画脚，对中国的人权状态也不得不闭嘴？中国用那么多钱，如果连“沉默”都买不来，人家会出手吗？

 

中国有句俗话：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欧洲即便没有这句话，也应该有这个道理，这可是普世的。再说，你知道欧洲区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可去年的GDP总值高达12.2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还多吗？那些GDP 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还要让中国来救助你们？答案：他们的GDP 都被好吃懒做的欧洲民众瓜分了，而勤劳的中国人民，却把GDP 留给了政府，于是，世界上住了最多穷人的国家，准备去救助那些最富裕的欧洲老爷们！

 

所以，各位，当你再听到欧洲那些无耻的精英与好吃懒做的人民一边想要中国去救市，一边却要来指责中国人权状态太差的时候，你只要弱弱地向他们指出这两件事的因果关系就可以了：如果中国人的人权真正如你们欧洲人希望的那样大幅度改善，民众可以与政府争利，与洋人争利，请问，中国政府还有那么多钱去救助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欧洲人、美国人吗？

 

别告诉我，这个问题你都想不通！或者，你竟然没有看懂我在说什么……

 

杨恒均 2011－11－1 （今天是五条“1”，堪称“小光棍节”，再过十天，六条“1”，是正式的光棍节——想一下，中国没钱娶媳妇的光棍可能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吧？）准备登上从广州到温哥华的飞机

 

两个月前写了“永别了，卡扎菲”，一些网友过来怪我写早了，他们说卡扎菲有可能东山再起——其实，一点也不早：一百年前，地球上大概90％的国家是专制独裁者靠枪杆子统治；50年前，降到50％以下；现在，全世界的独裁专制国家不到10％。在这种历史大趋势下，你可以针对任何独裁者写一篇“永别了”的文章，然后坐等他们的灭亡。人民不会让你久等，历史不会让你失望。

下面这篇题为“如何评判网上吵架？谁是裁判 ”的博文写好上传后没有多久，我就看到“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全文”，这次会议全会研究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全会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部署，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不停有网友问我对网上的“吵架”怎么看，又有网友注意到我从来不吵架，对那些前来挑战的网友也不回应。所谓“吵架”，无非是大家意见不合，看法不同后，展开的激烈争论，有时会发展到对骂甚至打架。你要去吵架的理由无外乎说服对方，或者让大家知道你是对的——既然吵架，就有这样的问题：谁来裁判吵架双方的是是非非？判断吵架输赢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裁判，你和人家吵架，意义何在？

吵架犹如比赛，如果没有裁判，没有标准，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于是我们看到，目前大陆网上的吵架几乎99％会发展成恶性的攻击与辱骂，很少分出对错，更没有人会从善如流或弃暗投明。听说最近一些作家与教授还发展到要单打独斗，相约去“决斗”——完全可以理解，西方也曾经有这样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缺乏判断吵架的标准与最终的“裁判”，吵架的双方自说自话，“鸡同鸭讲”，“对牛弹琴”——这里不是说鸡比鸭强，或鸭比鸡壮，而是指他们不是同一类动物，说不到一起去。

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标准的，例如文化人“吵架”的标准是“孔孟之道”，而在“孔孟之道”的上面还有皇权，那是几千年来人世间一切争吵的最终“裁判”。无论你吵翻天，觉得自己多有道理，或者受了天大的委屈，只要皇帝老爷不高兴了，就可以把你活活阉掉（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或者用文字狱把你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人之间始终没有出现激起思想火化的大争论，中国文化也就波浪不惊，四平八稳。这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其它地区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也大抵如此，在“神权”与“君权”时代，神的意旨与皇帝的话儿，就是决定你输赢甚至生死的唯一标准。

西方经过近代的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逐渐进入到现代社会，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民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吵架的标准也推陈出新。保障民众权利的《宪法》与一视同仁的法律取代“神权”与“君权”，成为人世间的最高“裁判”。百年前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严复先生本来是清政府派到英国学习“器物”的（理工科），可他有一次走进了英国人的法庭，大吃一惊，原来英国人都是在这里讲理的？原来吵架、讲道理还能这样玩啊？结果，他开始研究西方的文化与政治，成了一代思想宗师。

在文明社会，当一些文化人吵得死去活来，忍不住互相诋毁与使坏的时候，其中一方可以告上法庭，讨个说法。而如果不涉及人身攻击，只是一些观点与意见的话，起作用的就是道德标准与价值理念，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拥有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核心价值观，就是不可碰触的底线，这些都表现在《宪法》里，是任何文明国家判断是否的最高标准与“裁判”。

在有了新的标准与“裁判”之后，虽然我们看到西方与台湾的政界、文化界好像很乱，争吵各方会就一个观点争得云里雾里，有时绕圈子绕得你头昏眼花，但到了最后，几乎都能“水落石出”，那个观点一定是更符合民众所拥戴的价值理念与宪法精神的。

过去百年，中国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枪炮与思想摧毁了“孔孟之道”与“皇帝一言堂”加给我们的“是否标准”，却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大家都公认的价值理念。毛泽东掌权时倒是建立起了一切以毛泽东思想为判断标准的体制，那时，“毛主席语录”就是圣经，就是宪法，所以，当时所有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最后都以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自杀、投河或者被打翻在地收场。

小平上台后，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知识分子们热热闹闹争论了一段时间，眼看中国就要弄出一个新“标准”与新“裁判”，小平突然发现苗头不对，按照这样搞法弄出的“标准”，他不但不能再当“裁判”，而且首先他自己就可能不符合新“标准”的要求，于是，他老人家马上用枪杆子压下了笔杆子，并随后发出了“不争论”的号召。

从那以后整整二十多年，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没有了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也失去了大家都信赖的“裁判”，当然“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一直是政府管理社会的指导方针，可涉及到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各种争论，我们仍然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更没有大家认同的“裁判”。这就是过去二十多年我们所处的大环境。

在这种大环境里，谁掌握了权力，谁有权解释那个模糊的“发展就是硬道理”与“稳定压倒一切”，谁就是最终的裁判，谁就是度量是非的标准。好在后十年，我们有了互联网，一个天生适合争论与吵架的虚拟场所。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多少拥有了西方人在现实世界里拥有的一些自由言说的工具与权利，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吵架”的场所！

可西方人的言论自由不但是有边界的，更是有判断标准与最终“裁判”的。我们常常看到西方政治人物，尤其是两个党派之间争吵，甚至会发展到在议会里打架，可大家要注意，即便打得不可开交、头破血流，他们拥戴的标准也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民众拥护的公正、公平与自由、民主，而且最终的“裁判”始终在那里，那就是《宪法》与民众：公民在《宪法》的规定下，用手中的选票决定政治争论双方的输赢。

在中国就不同了，有些吵架发展到辱骂与诬陷，大家又不太相信法院，《宪法》也成为摆设，再说，没有选票，也没有拥抱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价值观，仅仅靠民众的“围观”，也自然无法成为吵架的“裁判”，否则，过去一百年的历史里，历史为啥一再错误的“选择了XXX”？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吵架”不就是为了吵出一套“标准”吗？这个我不反对，我自己的文章几乎都是“吵架”，只不过是同强权吵架，同那些试图用权力来主宰一切的权贵们“吵架”。可在目前在这种大环境下，我认为同那些和你拥有完全不同价值理念的人吵架，是没有多大意义，浪费时间的。历史上，两种完全持有不同价值理念的人很难靠“吵架”达成理解与一致。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你就可以去传播认为适合中国民众的价值理念，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孔孟之道，又或者自由民主、公正公平等等。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三种人，一种是代表文明的人，一种是反文明的野蛮人，另外一种则是沉默的大多数，可称为“蒙昧人”、麻木的人。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就是文明人与野蛮人争取“蒙昧人”的斗争。

因此，无论我写文章还是吵架，都只针对那些有希望醒过来的同胞。至于那些逆历史潮流的野蛮人，文章对他们毫无用处，吵架更是陡增你自己的不快，他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是拳头与飞机、大炮，唯一能够让他们认输的是觉醒的大多数。等到大多数都觉醒的时候，就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有了评判吵架的裁判。

杨恒均 201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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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美国连锁超市沃尔玛在重庆的分店拿普通猪肉充当“绿色猪肉”，重庆市政府依法做出了对涉案门店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269万元，从当日起对7家分店实施15天停业整顿的决定。从报道中提到的以“普通猪肉”冒充“绿色猪肉”的行为来说，让一个超级市场停业整顿15天，惩罚不可谓不重，按照沃尔玛的规模与营业额，其经济损失可能会以千万计。

于是，美国媒体在13日发表文章抱不平了。有一篇文章说，中国重庆惩罚沃尔玛是“杀鸡给猴看”，旨在提醒在华外企接受不公正待遇的现实，服从中国政府的管理。贸易壁垒、法律缺失和危险市场，使在华美企无法避免这样的事件。而事件发生后，美企毫无求助之处，因为没有合适的法院。还有美国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对待外企与本土企业搞双重标准。他们说，中国哪一个超市没有出卖假货、伪劣与过期商品？为什么唯独对国外企业痛下杀手？

这理由真是牵强附会！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也是最著名的超级市场的沃尔玛，主要以出售食品为主，在中国约有近350家超市，年收入近75亿美元。这样一家规模的超级市场，难道不应该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不应该守法经营？一篇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写道：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毒奶粉”、“黑大米”、“地沟油”到“一滴香”、“瘦肉精”、“牛肉膏”，无数新名词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乃至于无法招架，如今，面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重庆政府不以沃尔玛为世界著名企业而“迁就”，也不以其是外资企业而“养奸”，雷厉风行，处以重罚，反应可谓是当机立断，令人拍手称快，这样的做法值得肯定。我们为重庆市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这－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正义行为和做法叫好！

那么，老杨头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正如我的有些读者越来越懒，一出现问题，不管多大，自己不动脑筋，总来问我的意见，弄得我现在不但是“民主小贩”，还快成了“情感专家”，这不，又不得不介入商业欺诈与国际贸易纠纷了。

好在无论是沃尔玛，还是家乐福，对我来说都并不是太陌生，在国外，我经常光顾这些超市，主要是价格相对便宜。可每次回到中国，凡是和家庭条件较好的亲戚朋友一起去购物，他们也大多会把我拉到家乐福、沃尔玛之类的法国、美国人品牌的超市，有时开车一个多小时，到了之后发现超市里特别拥挤，更让人郁闷的是，里面不少商品比我们小区楼下中国人开的小商场里的还要贵。忍不住问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一个让我心寒的答案：没有假货，质量信得过！

看起来，沃尔玛也不一定信得过，所以，我要首先声明：我支持重庆政府对沃尔玛从严要求，从重处罚！绝对不能允许这些享誉全球的超级市场在西方与中国搞双重标准——如果在美国、澳洲把普通商品充高档货，虽然不会责令停业，但处罚不会轻，而且可能会面对消费者提出的高额赔偿的法律诉讼。

其次，我对美国媒体把这件事上升到“中国政府搞双重标准”，甚至同政治联系起来不但不以为然，而且，我要告诉诸位：重庆政府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前所未有地帮助了沃尔玛，是在向全中国人宣布：沃尔玛是中国最值得信任的超级市场！如果愿意统计的话，会发现，沃尔玛被停业十五天的损失，将会在它复业后不久就补回来！正如2008年有人号召“抵制家乐福”，不但没有造成家乐福超市的损失，反而让更多人知道了中国有这样一家法国超市。

第三，我请大家思考一下：仅仅在不久之前，这些国外的“家乐福”啊、“沃尔玛”啊，在中国都没有一席之地。怎么会在短短十几年里席卷全中国，挤垮了无数家中国本土的超级市场（仅仅就我朋友的粗略统计，全国曾经有大大小小一万多家连锁超市），成为超级老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所有的超级市场都将会是国外品牌！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国外的品牌在国外建立了过硬的信誉，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更因为他们到了中国后，虽然也曾经想“入乡随俗”、“融入本土”去赚点快钱与肮脏的钱，但却常常受到中国政府更加严厉的监控与管制，加上他们的高层管理囿于经营理念与管理规则，不敢不能不屑去“开后门”、“疏通关系”，结果，在短短十几年里，他们变成了这块土地上相对来说，无论在产品真假，还是在质量上，都相对来说信得过的品牌。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当我们的媒体在以“人命关天”、“民以食为天”为由来为重罚沃尔玛摇旗呐喊的时候，当他们痛心疾首地举出“毒奶粉”、“黑大米”、“地沟油”到“一滴香”、“瘦肉精”、“牛肉膏”来拨动消费者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危害老百姓生命健康的东西一个也不是源自于沃尔玛与家乐福这种国际企业。人们之所以愿意去那些国际商场购物，正是因为那里是有最少毒食品的地方。

作为一名中国人，你先暂时放下民族情绪，先以你自己的生命为重，扪心自问地回答一个问题：你真不清楚中国大大小小的市场里出卖的货品中充斥着假货、过期与有毒食品？你真以为老百姓放着中国人开的便宜超市不去，而去这些外国人的超级市场里购物是因为“崇洋媚外”的心理？中国人目前也有无数的富翁，但他们有哪一个人能够开一家超市，能够以他们的人格与公司品牌向民众担保？你认为中国人会信他们吗？

大家还记得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吗？一个全世界无处不在的著名快餐店，竟然在中国的分店出售含有“苏丹红”的食品，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媒体与政府几乎同时出手，快、准、狠！结果，肯德基立即道歉并承诺痛改前非，接受监督，如今，还有多少中国人会认为肯德基的食品里还有“苏丹红”？

可是，毒奶粉呢？地沟油呢？中国大大小小的餐馆几乎都受到了地沟油事件的影响，很多食客们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你去看一下周末家长们越来越多地把孩子带进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在国外被称为“垃圾食品”的快餐店，而对中餐馆多多少少抱有戒心，你会愚蠢到像美国媒体那样认为重庆用双重标准惩罚沃尔玛是对沃尔玛的不公？——全国各地的超市、饭店不时传出的毒食品与地沟油，有几个被关闭整顿？你以为这是保护民族企业，你以为这是爱护中国人的产业？屁，你是在害自己人啊，中国人无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是开餐馆与超市最多的，而如果我们不对那些充斥超市的假冒伪劣物品，不对地沟油果断采取重庆市政府对待“普通猪肉”与“绿色猪肉”的措施，最终被淘汰的是我们！

绝对不允许美国沃尔玛在中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允许我们的政府在对待食品上搞双重标准！因为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在你、我、他（她）的心里, 涉及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与生活健康，用政治与民族情绪来忽悠他们都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当一个超级市场因为把“普通猪肉”充当“绿色猪肉”受到重罚并停业十五天的时候，生活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脑袋还没有完全被有毒食品致残的消费者几乎都会逆向思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了，下次，当他们需要购物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

走，让我们到沃尔玛去！

杨恒均 2011－10－16

昨天和今天，海峡两岸以各自的方式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两岸的执政者信念不同，所走道路迥异，却不约而同地宣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继承者，高度赞扬先生结束帝制、创建共和的丰功伟绩。这多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为什么是孙中山？“革命”在当今之世几乎变成贬义词了，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辛亥革命对当今中国的负面影响，还有专家对中山先生的个人品质与其历史地位提出质疑，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尽量简洁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也是最近两个月集中阅读那段历史，尤其是认认真真看完了全本《三民主义》后的一点想法。

满清王朝会搞政治体制改革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回答这样几个系列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推翻满清王朝？或者说，满清王朝能够改良吗？君主立宪真能成功吗？关于满清王朝，我先声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无法掩饰对这个朝代少数满族人屠杀压迫大多数汉人的仇恨，满清王朝是中国历朝历代最残忍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个在文明程度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无法和中原主流人群（以汉人为主）相比的少数民族，因为善于骑射而以1％的人口征服了99％的大多数族群，靠的是对异族的毫不留情的屠杀以及更加残忍的文字狱这“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而彻底阉割了中华民族！

很可能有人要说，中国其它的朝代不同样如此？是的，秦朝的残暴与明朝的腐败都不比清朝好多少，但我们不要忘记，满清统治的时代不同了，以前所有的朝代统治中国的时候，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专制政权几乎都差不多干着同样邪恶与愚蠢的事，可满清入主的时候，正是西方从文艺复兴走向启蒙，世界各地民族革命与民主运动兴起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做，当我对照了六七本台湾与外国人写的历史后，我唯一的结论是：满清不是个东西，在很多与西方接触中（例如对待传教士与西方科技、文化），清朝不但保守，而且倒退。中华民族突然在最近几百年落后于世界，满清这个政权要负主要责任。

那么，满清政权是否能够改良？压住革命，再给他们几年时间，君主立宪就能够推行？百年前的中国就和平演变，就转型成功了？简单的回顾一下，从“洋务运动”——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开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到“维新变法”——相当于“改革开放”中的政治机构与机制改革，再到“君主立宪”——相当于我们一些领导人反复强调与承诺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权于民，我们看到了什么？

大家只要稍微读几本简易的历史书，就能够发现，这些“改革”的失败，一个也不是因为“革命”，也就是说，无法改革的腐败满清选择了革命，不是革命者找上门来搞垮了满清。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选择了“孙大炮”，而不是他真有什么能耐，一举推翻了满清，满清本来就腐朽得不能再腐下去了。有些学者不知道从哪个历史文献中找出了满清时人民生活水平还挺高的，从而得出了满清不改革的话，就不会亡，这让我想起了苏联东欧解体后，一些学者得出了苏联东欧其实很不错，人民生活水平很高，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搞垮了苏联东欧。

“天子替你们干了些什么呢？”

其次，让我们看看当时的那么多大学问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哪一个看上去都比孙中山有学问，听上去也比“孙大炮”靠谱。但中山和他们却有本质的不同，说起来太复杂，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的例子。

我们现在能够叫出名字的所有大学者几乎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家境比较富裕（导致他们看到的“国弱”，而不是民穷），二是看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负开始接触西方学问，最终有了民主与改革的思想。这些人一旦接触西方的学问，几乎一下子就能“融会贯通”，而这些家境富裕的知识分子，最初的理想几乎都是从“救国”开始的——也就是以挽救腐败的满清王朝来复兴中华。我几乎没有看到谁是看到中国人活得贫困与没有尊严、满清太腐败而兴起改革之念头。

有一个人除外,他就是孙中山。要讲读书做学问，他根本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对手，但17岁时，孙中山从檀香山辍学回到家乡，小孙当时只在檀香山中学生活了五年，根本没有接触到什么高深的民主自由与共和的理念，可他回来后对比了两地的生活，对乡人说：“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百姓每年缴了税，应该看到政府做造的学校、桥梁、马路。但天子替你们干了些什么呢？”

“天子替你们做了些什么？”——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却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最基本的问题，人类五千年都没有人提出来过，我遍查当时满清大学者的著作，那些对西方学问如此精通的“救亡图存”的精英，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如此简单的问题。他们都在忙着如何能够为满清的天子做些什么啊。

——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孙中山，他的家庭不怎么富裕，他在美国的时候甚至还是华人受严重歧视的时代，但他却通过简单的对比，提出了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问题，一下子让我们看出，他的学问也许和当时那些大知识分子不在一个层次上，但当时那些大学者根本不是中山先生一个时代的人——中山先生超越了那个时代！

满清政府不怕列强瓜分，只怕人民推翻！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值得一提。当时的中国表面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负，从而激起了知识分子与精英的思考与行动，可在本质上，中华民族受到的最大的欺负不是外国列强，而是统治他们的皇帝与腐败的专制政权！

大家不妨回顾一下，满清时代，从八国联军到任何一个列强，几乎都有能力把中国吞并（八国联军使用了不到百分之一的兵力就占领了北京城，火烧圆明园），但他们并没有有如我们一直宣传的那样“瓜分中国”。而这一点，那些整天到日本、美国和欧洲政治避难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没有看出来，或者假装看不出，反而是慈禧那个老太婆看清楚了，所以，她从来不忌惮西方列强“瓜分”清朝，她从来不担心会亡国。

为什么？因为西方列强求财，大清政府只要有四万万汉人可以压榨，“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并无亡国之忧！所以，当老顽固康有为为了保护大清江山而组织保国会、疲于奔命、要死要活的时候，清朝大佬荣禄鄙夷地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着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也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一帮被奴役了两个多世纪的奴才还在为保护主子“殚精竭虑、肝脑涂地”，中山和他们比起来，无论从思想还是人格，哪里可以同日而语？

为什么是孙中山？三民主义！

我们要提一下中山先生的最大贡献——“三民主义”。通读三民主义全本，几乎夜不能寐，说实话，这里面没有一个观点对于我是新的，但中山先生却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以自己有限的学问与游走边缘的经历提出了如此系统的“中国之路”，以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够听懂的方式表达出来（穿插了很多故事），这是当时哪个大学问者做到了的？

现在回头看，我们可以说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理解显然深刻过孙中山，可是，问题在于当时西方的学问早就形成了，只要是个学者，能够埋头读书，完全可以理解这些道理，而且说得头头是道，问题是这种学问对于很多学者来说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往往只能停留在“学问”上，无法用于实践，而且经不起考验。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没有出过国门就对西方思想了如指掌的大学问人与先期的启蒙者，一旦遇到了挫折，一旦出国了看到了不如意的地方，往往是抛弃以前的“学问”，自己的信念也会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近代历史上这种启蒙者还少吗？最后他们自己都变成了需要启蒙的人。而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可能一开始就没有他们的那么深刻，他只不过是从呆了四年的中学里感悟到的，可那是实实在在的，当他再结合理论，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他就成了最坚定的民主共和领袖，岿然不可动摇。对共和民主的追求不再是“学问”，而成了信仰。

从今天的角度与眼光看，“三民主义”从理论上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可别说在当时，即便是现在，除非你拿一个不一定能够使用的西方的制度模型，还有什么比三民主义更接近中国的现实？中山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主义”，他不但看到西方列强对中华的侵略，更看到了满清少数利益集团的倒行逆施。满清政府是最大的种族主义，统治中华民族近三百年，汉人的官职不但始终受到限制，而且最终决定权始终掌握在占人口不到1％的满族利益集团手中，这样的建立在种族歧视与偏见之上的政权在全世界几乎绝无仅有（世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占人口1％的少数民族统治过99％的民族达两百多年之久，那样的代价是血腥屠杀才能取得的）。孙中山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是反对少数人的压迫，把创造了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解放出来的重要举措。中山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现在一些人所说的被少数人掌握用来误导民众的那种民族主义。

在政治上，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权主义”，其核心就是共和，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管理自己的最高领导人与政府，虽然他对自由的看法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今天看来可能有些缺陷，但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解读，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至今在中国仍然无法立足，不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当时的“错误”，而可能正好相反，他当时的“错误”正是因为他比我们更早地看清了中国的国情与民情。

对中山先生另外一个误解，可能就在于他后期经常提出的“社会主义”，以及他的“民生主义”主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提醒大家一点，中山先生提“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民权”之后，是在民众有投票权选举自己的政府之后，他更多强调的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中的福利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改变国家的经济状态，改善民生。

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再转弯抹角地绕一下。请大家回顾一下，历史上凡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问题，例如对付战争，或者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总有领导人出来搞“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搞“集权”与“福利”，最明显的就是二战时的罗斯福总统，几乎把自己变成了“社会主义”独裁者，引起资本家一片恐慌。最近又有奥巴马，在很多政策上倾向我们一些人口中的“社会主义”做法，引起一些财团的不满。还有现在流行的那句“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也是这个意思。现在再想一下中山先生，他当时面临的中国局面，那可是比战争与经济危机更残酷的，他想到学习苏俄的经验，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可行的。而且，大家不能忘记最重要的一点：中山先生学苏俄经验，和奥巴马、罗斯福异曲同工：是在有资本主义政治的前提下，有民主共和与一人一票的“民权主义”保障。

穿越辛亥回到未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站在百年后的高度与角度，中山先生从行为与思想上，都可以挑出一些问题与毛病，但这些与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相比，绝对是瑕不掩瑜。在研究当时那段历史的时候，各方面材料汗牛充栋，同时代的人物也都有各自对他人的评价，如果我们只找负面的来研究，用当今的眼光审视与要求当时的人物，那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

我们现在看到当时的中山先生每时每刻“革命”不离口，很多对“革命”讨厌的人就心生戒备，甚至联想到农民起义、血腥与杀人，也有的顺理成章地把后世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都归咎到中山先生的头上，殊不知，中山先生的革命是推翻一个无法再改良的压榨四万万同胞的皇权专制，中山先生的革命是有鲜活的具体内容的，那就是“三民主义”，而不是打、杀、抢。客观评价一下中山先生领导的共和革命，杀人与血腥根本无法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相比，与当时的各种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几乎是最和平的。

现在流行玩时空穿越，也许我们应该穿越到一百年前去看问题，如果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可以穿越到百年后的未来，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我们，我们面对了什么样的形势？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后人们会如何评价我们？我们会不会感到很冤枉？

国家强大，人民富足，国家不受列强的欺负，人民不受统治者的折辱，国家寻求国际平等地位，民众享受一人一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这些都是中山先生的愿望，今天看来，这些愿望其实已经分别在海峡两岸三地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不欺负它国，已经很不错了，早就不怕列强瓜分了；而台湾也实现了中山先生的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与港、澳以及中国沿海一些富裕城市一起，率先进入到小康行列……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乐观一些，继承与完成中山先生的事业，把民主、共和坚持到底？

杨恒均 2011－10－10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中华民族万岁！共和、民主万岁！

（注：原本准备了几个月，要写一篇将近十万字的论文献给辛亥革命百周年，怎奈工作太忙，资金不足，工程庞大，半途而废，但今晚左想右思，觉得不能让这一天白白过去，只好临时从文章中挑选了几个段落粘贴到一起，由于不愿字数太长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很多考据不能不省略，只放出了一些主要观点，可能会引起误解，算是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参考阅读：

《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从华盛顿到孙中山，“国父”不好当啊》

读者来信。

这些年，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我谈一下对“中国模式”的感受与理解，希望有助年轻读者认清“中国模式”与国家、政党、世界，以及你、我、他的关系。

什么是“中国模式”？

由于国内对“中国模式”的争论一开始是就带上了左右派性的色彩，使得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之争变成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态度问题。那些声称“中国模式”的人士还没有把这个模式界定清楚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就把它吹到比“天宫一号”还高的位置，大有马上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势头。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及其优劣，一开口就否定有这么一个模式存在。

其实大可不必，别说中国，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肯定都有区别于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只要你不先入为主，先用好坏来界定这个模式，“中国模式”肯定是存在的，哪怕这个模式还在形成中，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模式嘛。

下面就我置身海外时的一些观察与对比，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中国模式”现象。我给“中国模式”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搞接轨的一种模式。

以前不少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我给出的定义还可以再简单一点：“中国模式”就是结合了前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混合模式。

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都不是新鲜玩艺，但把这两种水火不容的玩艺捏在一个模子里，就是新生事务了。这个模式的组成部分都是山寨版的，但把好多“山寨”弄到一起，就成了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新山寨模式。

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一特点在国内表现在基础建设、城市扩建与不停增高变大的政府大楼，还有高速公路、世界第一规模的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三峡大坝、神舟X号、天宫一号、高铁等等。其中“高铁”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有几段高铁路段是通车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才知道了这回事。这种事别说在西方，就是在山寨了西方体制的香港也无法想像。香港为了建设一小段高铁，竟然折腾得立法局与港府好多个月不得安生，还成就了一大批香港青年运动领袖。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能够在短期内搞出高铁的品牌羡慕不已，心想如果自己也能够搞成类似的大工程，一定会名流千古，所以他号召要向中国学习，可最后也只能爱羡慕嫉妒恨。

“中国模式”使得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国内办的大事除了高铁与其它一些基础设施之外，大多是乏善可陈的，尤其是奥运会与世博之类的，颇有些劳民伤财。好在他们办这些大事本来只是为了国民信心与在世界上的面子。在民生方面，“中国模式”就失去了动力，没有那么积极，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大事，基本上看不到“中国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听到最多的反而是领导人出来诉苦“我们还很穷，人均GDP 排名在一百位左右”之类的。你既然知道还很穷，为啥要搞那么多形象工程，让中国人自己都觉得富得流油？

“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国外发挥了更大的优势。最明显的就是购买美国国债，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国家，从它当初闹独立同英国人打仗开始，就是靠借法国人的钱度过难关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像吸毒一样借钱上瘾。有一个统计显示，如果把美国借的外债平摊到美国人身上，那么每一个美国人平均负债将近30万美金（200多万人民币啊），可是，你看看美国人，过得有哪一点像欠了30万美金的样子？他们照样歌舞升平，该买什么就买什么，该享受什么绝不会犹豫。

与此同时，你再看看借钱给他们的债主们——尤其是人均GDP排名一百多位的中国人，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大概还有三个多亿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线以下，超过美国的总人口数。

这样一对比，你就看出了美国模式的“缺陷”，以及“中国模式”的“优越”吧？不错，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突出表现：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全民的钱，而美国政府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美国政府借债舒缓压力、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借这些钱不是用在政府身上，更不是白宫用来修建高铁与办公楼，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到美国人手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西方经济危机了，政府都出来减税，要缓解民众的压力；而西方经济危机了，我们却在加税，要集中力量去救外国的困。

在西方感受经济危机的冲击

过去十几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几乎都在美国，据我的切身体会，经济危机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的危机，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像媒体渲染的那样。这一印象又被我后来到意大利考察，以及刚刚去过的希腊所证实。大家都知道希腊的经济危机很严重，国家都要倒闭了，经常上我们各大报纸的头版，可是当我们到那里后才发现，希腊民众的生活在危机前后竟然并没有多大改变，社会看上去一派和谐。

希腊危机的本质说白了就是国家没钱发福利，但民众不买账，不允许政府减少福利，于是三天两头抗议，政府稍微减少一些福利或者要裁员，希腊人就不高兴了，就到宪法广场散步，连警察与公务员都轮番去。不过去过之后，第二天照样喝酒上班、旅游休假。这场危机发展到现在，生活真正受到影响的希腊人并不是很多，也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希腊的情况，澳洲难道不也如此？记得前两年突然听说政府要给孩子多一些补助买电脑之类的，一问才知道，“危机”来了，政府要安抚民心，要解困。

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国家遇到了危机，都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听说意大利总理希望中国人出手购买意大利国债，帮他们度过危机。我郁闷的是，西方整天吵着说自己经济危机了，可如果真客观的评估一下他们的民众在危机前和危机中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差异、失业率等，你会发现，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过去62年里，一直生活在比他们危机十倍的“经济危机”之中。可从国家层面呢，你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有经济危机吧，一直是和谐一片、形式大好。

这也是“中国模式”派生出来的一个奇迹：西方的经济危机是国家代替民众来承受，中国的经济危机是民众替政府挡住了。美国人真的没有钱？你去看看人家的生活，依然比你的消费平均高出十几倍，可美国政府敢缩减民众的开支，增加税收吗？不敢，有的国家敢，而且，还积攒了大把的美金。

“中国模式”的顶梁柱：公有制、央企、国企

说起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很多人不以为然，从大的方面说，你我住的房子和脚下的每一块土地，甚至包括你我本人，都是属于“公家”的，属于党和政府的，这不是公有制，什么是公有制？从小的方面说，央企和国企一直是中国的大头。这个大头不是养活了多少人，不是让多少人就业，更不是给国家提供了多少税收，而是他们能够做到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事，是“中国模式”在海外的马前卒。

按说央企与国企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全国国民的钱与巨大的市场都属于这些国营企业，而他们赚的钱也从来不会分给国民。很多人对此不满，要求改革国企，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模式”的杀手锏，一旦改革，把国企变成老百姓的企业，“中国模式”将会失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甚至不堪一击。

中国国企集国人的万般宠爱于一身，但它本身却是国家的宠物。相比而言，中国中小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党不疼、国不爱”的私生子，就拿贷款来说，养活了那么多国人的中小企业却根本贷不到款。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主都是靠“要饭”与献出血汗才发展起来的，为了同国企竞争，不得不盘剥工人，他们付出的体力与良心的双重磨难，令人心酸。那些最终熬出头的“民企”，很多是找到了靠山，或者找到了路子，最终挂靠在国企，分享垄断的央企与国企们剩下的残羹剩饭。

在国内是老大，央企与国企在海外也是很威风的。给你讲一个“中国模式”在海外赢得声誉的故事。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中国与英国的石油公司反而在伊拉克石油开发中占了重要位置，美国的公司反而没有挤进来。什么原因？这次刚好接触到一位知道“内幕”的外国油老板，我问他有什么内幕，他坦荡地说，这是公平竞争，中国人赢了，就这么简单。

我继续问他，怎么赢的？果然发现并不那么简单。他告诉我，中国石油公司都是国营的，身后有十三亿人支持，不但资金充足绝对不会枯竭，而且，竞投中可以不计成本，势在必得，谁能搞过你们？

他说的没错，不可能让资本主义那些贪得无厌一心想发财的石油大亨们明白中东的重要性，任何石油大亨都不会去为了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不计成本的竞投某个石油项目——而这恰恰是中国央企的优势，也是“中国模式”的优势！

这里的“优势”是不用打引号的，因为如果从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时候在中东竞投石油业务，还真不应该考虑是否能够赚钱的“私利”。可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手里掌握着一个可以不计成本的石油公司（除非在战争年代，需要他们为国献身），去抢占他们拿枪炮和生命换来的土地里石油的开采权。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先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不是没有原因。中国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你现在去告诉一位普通的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模式”，不管你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你把政治与经济的优势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我保证你会碰一鼻子灰。就拿我定义的“中国模式”，对中国人也并不新鲜。且不说苏联东欧早就实行过社会主义，我们的机构设置基本上还是毛泽东当时一手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就连这民主集中制与一党领导，中国难道不是搞了三千多年了？再说目前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模式，这本身就是符合人性的，而且早在中国宋代，就比现在还自由、还市场，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一个国家叫美国，没有美国国债与国际贸易而已。

你如果问急了，什么是当今只有中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那些普通的不懂事（没有被彻底洗脑的）的小民很可能会乱说一通：拆迁啊，地沟油啊、维稳办啊、户口啊、贪污腐败包二奶啊等等，你还别说，这些玩艺至少现在还真是中国特有的，自然也就无法从“中国模式”中剥离出来。所以我可以理解，让中国人在国内理解“中国模式”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率先提出了“中国模式”，而我也是每次到了海外才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国模式”。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超越站在海外的角度，跳到太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模式”。我说的是“天宫一号”。毫无疑问，我们自主研发的“天宫一号”虽然只相当于俄国、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技术，但却是我们迈向太空的重要一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迈向太空？或者我们换一个问法：世界上可比我们先进的国家何止三四十个，为啥他们都不从事类似的太空计划？甚至美国与俄国也都因为这种研究没有现实意义，对民生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影响，也因为资金紧张而缩减计划与搁置计划？

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现阶段这类计划最多只有在国际上争面子在国内凝聚民心的效果，而且花费巨大，可我们国家就有能力按部就班，在连地面上火车追尾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开始建设太空站，而且，用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没几个人知道，更别说需要人大审议、纳税人赞同了。

可另外一方面，由于谁也不知道太空开发的潜力有大多，也许某一天，现在看上去只是花费老百姓钱的形象与面子工程，真会开花结果，弄出了震惊俄、美的新发现。到那时，“中国模式”就可以耀武扬威了。希望有这样的“意外”发生，若不然，我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下前苏联，当时它是第一个把人类送进外太空的强大的国家。后来这个国家由于不顾民生而解体了。

这就是这种类似的决策模式的优势与劣势：一个石油公司可以不计成本的竞投，一个耗费巨大的太空计划可以风雨无阻，但对于那些纳了税的国民来说，那些瞄准国家未来的计划也可能直接造成了他们现在的贫困与困境，可能让更多的孩子失去读书的机会，让生病的农民拉回去等死等等。

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两难处境：对于国家，很可能是好处，可对于人民，就未必是好处。 所以，让“中国模式”立于不败之地的捷径就是让人民疯狂爱国，爱到不分你我，爱到把自己当成国家，把国家当成自己。

“中国模式”为啥让一些西方政客羡慕？

肯尼迪曾经说过一句“别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的名言，抛开背景不说，这句话在美国并没有那么有名，很多时候甚至受到美国人的嘲笑。这可能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东方儒家文化的不同之处。记得多年前韩国陷入经济危机时，有民众纷纷拿出自家的黄金首饰帮国家度过灾难。我当时在美国，发现身边从学者到普通人都对韩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考，你自己的首饰拿出来救国？谁是国家？有了危机，国家不来救你，你倒去救国？——美国人除非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或者被拉登炸了世贸中心，人家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才会为国战斗。平时经济危机了，他们反而更加贪婪，都等国家来救济。我的是我的，国家也是我的。哈哈，你说，西方政客能不羡慕韩国——

不，他们不羡慕韩国，因为韩国人爱国是有条件的，他们有选票，如果我爱国了，你却不好好治理国家，还贪污腐败，我立即上街游行示威，搞掉你，所以韩国的统治者们活得并不省心。所以，美国人真正羡慕的不是韩国，而是拥有韩国人一样的儒家爱国精神却不用担心民众不听话的中国！

奥巴马执政后大力推广医疗与教育改革，扩大福利政策，可是他手里没有多少钱，或者说，国会与很多美国民众不原意把钱给他支配。而如果奥巴马没有钱实行自己的政策，下次可能连总统都没得做，看到太平洋这边的中国政府如此有钱，民众那么穷还把大把大把的钱送到政府手里，你说奥巴马是什么感受？

这种绝对的支配财政的权力，哪一个政客不流口水？不过羡慕归羡慕，是否能够学得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奥巴马想学习中国，他应该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学到中国政府的经验：找人放把火把国会烧掉，把共和党灭掉，再宣布美国人不用选举，他永远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正是国会、反对党与民众在制约奥巴马大把花钱，让他无法随心所欲“干大事”。

奥巴马有所不知的是，他之所以想为美国民众“干大事”，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生性善良（怎么看，他都没有咱温总理善良哦），而是美国人选了他去干事，他如果在任内不干出点“大事”，民众下次就不选他了。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国会，他在那个位置上，还会那么想为美国人民服务？为美国民众某福利？恨不得把所有国库的钱都拿出来分给美国的穷苦大众？我很怀疑啊。

“集中力量”却没有办成民生之大事

奥巴马同学看过来，看看太平洋这边吧。中国政府确实掌握了大把的钱，可一些福利的实施却和奥巴马设想的南辕北辙。我们知道，最终奥巴马还是说服国会批准了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继续借债的同时为美国民众减税，增加贫困人口的福利。可看看我们这边，情况却相反。例如，住在西方的人都知道福利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给那些收入比较低，一时半刻找不到工作，或者老无所依，以及孩子太多的父母居住的补助房，可中国之前的福利房却只存在于公务员与国营公司的职工之间，这些人正好是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

再拿“公费医疗”来说，澳洲所有的公民看病都是免费，但要吃药打针的话，如果你收入比较高，比较稳定，就得自己出钱买药，反而是收入达不到一定水平的公民，才可以免掉（象征性给几块钱），这一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到了中国又搞反了：公务员等收入最高的群体完全享受公费医疗，而收入最低的农民与农民工却要负担医疗费用。

不多对比了，会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东西是简单的生活常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在两边生活过的人会一目了然。奥巴马显然只看到了中国政府手里有大把大把可以支配的钞票，以及民众根本不去限制政府如何花钱带给执政者的方便与惬意，却忘记了有些政府不一定都像他一样，要把钱用在民众身上。

这是“中国模式”遇到的最大悖论，你不能用好与坏来给它定调：如果国家集中力量办了大事，赚了不少钱，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钱财还富于民，改善民生，那么，“中国模式”无疑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最好的模式；而如果“中国模式”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去干了“大事”，可逐渐富裕起来的国家始终只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效劳，甚至反过来对付老百姓，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世界上最坏的。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认为我借这篇文章来批评“中国模式”，你就严重误解我了。我不妨坦白一下，在过去二十多年从事国际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与研究中，每当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我内心都倾向于支持政府强势主导的“中国模式”，不是我反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是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得出的这一结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后发的“资本主义”，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有术，要人才没人才，如果头脑一热，积极走向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贸然宣布无条件拥抱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遵守西方人的游戏规则，那么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但占不到任何便宜，很可能会被淘汰。大家不妨设想一下，没有政府支持的中国民企，有几个能够在国际上叱咤风云，你靠什么？

而“中国模式”的某种反自由市场的成分与集中力量“一致对外”的特点正好在国际交往中弥补了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缺乏竞争力的不足之处。这是我在海外生活与工作时形成的“对敌意识”，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我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的，然而，当我回到了国内，我就多了一层考虑，那就是“中国模式”与民众的关系。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如果完全一致，这种区分就是多此一举，但是一致吗？

西方为何忌惮“中国模式”？

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世界央行的作用，尤其是在大家关系都不错，彼此需要的时候。尤其在西方出现一些经济困难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中国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出手，要钱有钱，要便宜货有便宜货，要廉价劳动力也有大把，更重要的是，它拿中国人的钱去给你花，根本没啥麻烦，握握手就能定下来的。所以，眼睛盯住选票与民意的西方政客基本上都不会公开反对“中国模式”，万一把北京惹毛了，把口袋里的钱摔出来，你可能下次竞选就得落败。

可是，正因为这样，在骨子里，或者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西方对“中国模式”是非常忌惮，甚至仇视的。

这其实不难理解，当所有的国家都遵循一定的规则玩游戏的时候，那个使用另外一套规则的一定会是最危险的；当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垄断，自由地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那个暗中在搞计划经济，并以政府调控、行政力与垄断来运作市场、操控汇率的一定是最可怕的。

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既然能够稳定世界经济，也同样能够破坏世界经济，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让某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万劫不复。这就是中国一些半罐子经济学家们推崇的经济战与货币战，而恰恰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过度自由化与市场化，政府已经失去了操控经济战与货币战的能力。相反，当今世界上真正具有打货币战与经济战能力的只有中国这种公有制国家！

当初苏联与东欧如果不闭门内斗，如果他们敞开门同美国人做生意，请问，以当时苏联第一个冲进外太空和短时间内制造了几千枚核子武器的能力，他怎么会那么快土崩瓦解吗？可我们看到的苏联东欧却关起门来内斗，互相做生意，互相折腾，结果苏联东欧的内部冲突几乎超过了他们同西方的冲突。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担忧是很深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至今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你想一下，连比尔盖茨这种人，都被美国责难了很多次，质疑他是否垄断，还闹到法庭上，弄得他差一点下不了台。还有澳洲的媒体大亨梅铎，西方多个国家都很担心他的财力太大，怕他拥有太多的电视台与报纸，影响与操控公众舆论。可是，这两人哪里是中国国企的对手？梅先生的传媒王国相比我们的央视和任何一份党报，几乎都相形见绌——因为他办报纸是为了赚钱，不可能不惜血本、烧钱搞宣传。

西方很多媒体没钱了，要出卖，可一听说是来自中国的买家，就紧张了。人家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看看现在海外的中文媒体，总数也有上百家吧，可渐渐地都在争先恐后地使用咱新华社通稿……

西方国家本来是自由经济，你有钱我就卖给你，可是现在出了一个中国，让他们几乎变换了规则，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防范中国企业，你有钱，我也不把资源厂矿与媒体等卖给你。你指控他违犯了市场经济，他说你中国不算真正的市场经济，你还是官办的，你还搞垄断。你就无话可说了，毕竟，你甚至不允许人家到你国家来办报纸，搞媒体啊。

“中国模式”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模式”在世界上会受到阻力，但最大的阻力反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来自民众的觉醒与对权利的渴求。必须认识到，成就“中国模式”的既不是苏联的政治体制，也不是美国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老百姓的“爱国激情”与“集体主义精神”以及“无私奉献”，如果不是这些纳税人的钱，中国政府哪里来的钱？如果不是他们勒紧裤腰带，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国家哪里能够“风调雨顺”？所以我说，“中国模式”的问题在国内，并不在国外。

“中国模式”造成的最大现象是国富民穷——注意，本人并不是批评这个现象，而是指出一个现实。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如果中华民族崛起的最佳途径与捷径是先牺牲一批人而把国家弄富强的话，大多中国人可能会认为别无选择，不能不接受。谁都想让国家强大，不想当亡国奴啊。

但问题在于：国家富强之后怎么办？民众为国家奉献到什么时候？富强的国家如果变成维护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民众对这种现象到底能够容忍到何时？容忍到什么程度？没有国家的亡国奴很可悲，但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自己却变成国家的奴隶，此奴隶与那个奴隶又有多大区别？这是“中国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另外一个挑战出在“集中（中国人之财力物力）力量办大事”上，在一党领导下，这个“大事”是“大好事”还是“大坏事”，则完全依赖于掌权者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聪明人还是愚蠢的家伙。“中国模式”能够发挥优势的前提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都是近似于圣人的伟人，绝对不能像你我普通人一样，唯利是图，只会为自己的家庭、亲戚朋友着想，所以他们不需要监督。问题是，你见过几个这样的中国圣人？

上面两个“中国模式”成败的关键论点可以归结为执政党最近一直挂在嘴边的两个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这说明他们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答案，并努力去做。如果真能够做到“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争论该休了，“中国模式”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成为普世价值。

“民主小贩”为国献礼献计献策

问题是，我们大家都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哪一个不是把“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挂在嘴边，可又有几个执政者做到了？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2周年，为了配合和谐的喜庆气氛，“民主小贩”老杨头写了9042个字，却没有提一个“民主”，前所未有啊，可见老杨头是相当配合、也相当给面子的。可到了最后，还是憋不住要提醒大家：你认为有什么办法才能保证中国的执政者不犯错误、不中饱私囊？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强大的国家变成人民的公敌，反过来奴役国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中国模式”积累起来的巨大资产回到国民手里，而不是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支配与独享？

民主。

杨恒均 2011－10－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

洛阳警方对“性奴”案的处理值得肯定

洛阳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34岁男子李浩谎称在外兼职瞒着妻子购置一处地下室，耗时1年开挖一条4米深的地窖，并先后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其中一名女子最长囚禁的时间达2年。本月初，该案因一名女子出逃而告破。警方在地窖找到2具被李浩杀害的女尸。案件在媒体披露后，一度传出记者受到当地警方骚扰，指此案属于“国家机密”，但洛阳警方随后在微博上宣称会保护记者，据说也得到了记者的谅解。目前案子正在处理中，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以上新闻已经不是我关注的焦点，也不会引起我的不安。引起我关注与不安的是洛阳警方的后续动作。据9月24日新闻报道，洛阳市公安局通报了“性奴”案经过和最新进展，并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洛阳市公安局长郭丛斌称将展开专项整治活动解决治安问题。目前，洛阳西工分局副局长等4人被停职。

首先对洛阳市公安局如此迅速通报案情并向全市人民道歉，表示高度的肯定。案子出现后，一度发生“国家机密”的乌龙，可不管是“改邪归正”，还是“从善如流”，洛阳警方立即做了纠正，并表示今后要加强与媒体与公众的沟通，确保知情权。按说，案子还在进行中，当局有权不向市民通报，但一些严重的案子，尤其是引起社会民心不安与紧张的案子，应在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情况，制止流言传播，并用道歉来安抚民心。这是目前各发达国家的警方对重大案子的惯常做法。很高兴看到洛阳警方做到了。

但洛阳警方接下来的动作却让我有些不安了。洛阳领导在就“性奴”案道歉后表示痛定思痛，决定进行全力整改，改善治安。第一，要从即日起到年底，加大对全市小美容美发厅、小歌舞厅、小浴池、小旅馆、小网吧等“五小场所”的清理整治力度，依法打击和取缔藏污纳垢、引发犯罪的场所、窝点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第二，要加大社区治安管理力度。针对社区治安管理薄弱的问题，在全市开展社区治安管理排查、整治活动，做到横到边、纵到底，决不留死角死点。第三，进一步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深入推进实有人口、出租房屋管理专项行动，积极推动、出台洛阳市流动人口管理的有关法规，进一步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第四，严格落实责任，强化队伍管理等等……

针对“性奴”案的整改措施为啥让我不安？

看看洛阳警方提出的四条整改措施，你一定会问我为啥不安吧。是这样的，如果洛阳警方在任何时候提出这几条整改措施，只要在保证不违法治、不侵害公民人权，不搞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严打”，我都会举双手赞成的。但这个整改是针对“性奴”案提出的改善治安的措施，我就不能不请你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几条整改措施听上去有理有据，深得民心，可是，这里的哪一条是直接和“性奴”案有关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要打击黄、毒、赌，要清理“五小场所”与藏污纳垢之地，最大的矛头对准了性工作者与那些有可能犯罪的群体——诸位，在“性奴”案中，性工作者（那六位被骗进地下室的妓女）是受害者，不是罪犯啊。你不去加强对买房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工、工人？）李浩这类人的管理，却让每一条整改都直接针对“性奴”案中的受害者？莫非要用消灭受害者的办法来消灭犯罪？这是哪门子逻辑？——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逻辑混乱，甚至为洛阳当局的措施叫好，是因为这些场所确实是很多种犯罪的根源，可是，这和“性奴”案有什么直接关系？这种指东打西、转移视线的做法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要警惕。

 其次，整改的第二个重点在于加强对流动人口与出租屋管理。和第一条一样，这其实一直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国家的既定政策，所以，洛阳警方提出来，无可非议。可我们又得问一句：这和“性奴”案件有什么关系？流动人口与出租屋？可“性奴”案的主角既不是流动人口，也没有租房子，他是国家执法机构的职工，在自己购买的地下室囚禁性奴、犯罪作恶啊！你要整顿流动人口，管理出租屋，本来是应该的，可何必要利用一起毫无典型意义的变态性奴案？

而且更滑稽的是，这几条整改牵涉到国家部门的所有执法人员，而本案罪犯李浩正是政府执法人员之一。如果一定要从这起“性奴”案出发做点得民心的事，我倒觉得应该就事论事。此案罪犯是国家工作人员，竟然有那么多时间与金钱干这种勾当，而且还瞒着老婆买私房、蓄养性奴——弱弱地问一句：如果早点实行“阳光法案”，公布公务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和房产，民众对这位执法人员多点监督，会不会就避免了这起恶性事件呢？

第三，也许有人说，因为囚禁的是妓女，她们是在美发厅工作，租房住，并且是流动人口，所以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要知道，在娼妓还是非法的时候，在妓女随时可以被抓起来劳教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对她们管理越“严”，她们越没有生路与退路，她们越有可能被人利用？有些网友问得好，如果没有歌舞厅与妓女，那位公仆就不会犯罪了？

除了这些强有力推出的整改措施让我有些不安之外，洛阳警方立即宣布停职了四位应该负责任的公安分局领导的决定也让我错愕。也许他们没有公布全部情况，至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情况，我真看不出这些警察应该负什么责任。不错，警察的职能不但是消灭犯罪，而且也要预防犯罪。可我们必须要对具体的案件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不能为人性的邪恶与恶性案件找替罪羊。

因为写间谍与破案小说的关系，我对世界上这类变态的大案要案几乎了如指掌，而这类案件往往是人性中最邪恶一面的暴露，与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可并不是那么明显。说实话，西方发生这类恶性案件的比例不但不比我们少，而且更加严重的也挺多。可我从来没有听到有警察为这种极端的变态狂魔犯下的案子负责而丢职，更没有听说有用百日整改、突击排查与类似“严打”的办法对付某一个偶发的丧心病狂的案子。

我们能从“性奴”案中吸取什么教训？

让我不安的是，洛阳的整改措施如果是针对“性奴”案的，公民权力绝对会在这种行动中受到损害。甚至已经有网友发出了议论：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就没有发生“性奴”案？为什么北朝鲜就没有类似的变态案件？听上去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不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也许会为公民的自由与隐私付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代价，但放弃的代价可能更高，会让全国人民都被关进黑屋子里，变成奴才与性奴。

很难想像，在“全国人民一条心”，在个人根本无权购买私房，在警察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随便可以冲进你家里去“抓赌”、“抓看黄碟”，在全国没有一个妓女（目前全世界只有北朝鲜这个国家可能没有一个妓女）的时代，一位购买私房的人竟然能够挖了一年的地洞，还囚禁了六位性奴……

我很想知道，洛阳警方推出的整改中提出“做到横到边、纵到底，决不留死角死点”是什么意思？你准备如何做？洛阳有几百万户人家，你准备因为出了一个变态狂魔，要如何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里去“不留死角”而且，我不单单是为被停职的警察抱不平，我更是为普通公民担忧。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几位警察仅仅是因为辖区内出现了严重案子就被停职，那么，我想问一句，就这个性奴案来说，这些警察怎么样才能够防备犯罪发生？我设想一下，警察大概只有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把那些看上去像“杀人犯”“变态狂”的人赶出自己的辖区，或者严密监视起来，把他们当“罪犯”一样管理起来，随时到他们家搜查一番；第二个极端就是再出现这类案子后，马上定为“国家机密”，黑箱操作，不让外洩，不让全国人知道，不造成影响，也就保住了职位——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正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避免的？我倒认为如果真有警察要惩罚，首先应该惩罚那些威胁记者，说这起案子是“国家机密”的警察，他们试图打压媒体，破坏了言论自由，违犯了宪法。

最后我再次强调，我不是反对警方为了维护治安而进行整改、加强社会治安，我是反感这种不讲逻辑的借题发挥。根据我个人的知识与经验，洛阳“性奴”案给我的教训还是值得吸取的。我想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一，从政府方面来讲，要切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与保护，尤其是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注意，是保护，而不是清理、赶走、甚至“消灭”她们；二，对弱势群体来说（尤其是妇女与儿童），平时一定要加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三，从整个社会出发，我们要借洛阳“性奴”案提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变态狂、犯罪分子可能就在你身边，他们不一定是贩毒分子和性工作者，很可能是公务员甚至执法人员，或者就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老公，大家要留一个神，左邻右舍互相守望，避免悲剧发生。这三点也是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措施。今天没时间了，改天我会详细谈谈的——

现在，我得放下电脑，到有地下室的社区转转……

杨恒均  2011－9－25 于某个黑屋子的地下室里……

参考阅读：

《如何阻止变态狂把你关进黑屋子》

《洛阳“性奴”案警方4名责任人停职》

《洛阳将全市清理整治小旅馆等场所》

《时评论图书推荐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