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朋友我一般好几天都不看报纸，也不看新闻，这几天就比较平静，可以看书，干活，写点和现实不那么密切的博文。我对新闻事件的评论，大多是缘于某一天逛街的时候，心血来潮地顺手买三、四份报纸，坐在路边扫一遍，从冒出十几个念头中挑选一个写成评论。但有时觉得没有啥意思，能够上报纸的事儿，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身边没有上报纸的事儿要荒唐得多，写不完的。但有时候又忍不住要对一些事评头论足，例如最近看到几条消息……

第一条，近期被“双规”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从研究院开始一点点爬到核工部当了大官，不久前突然爆出，康日新贪污了7000万欧元。全部是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的三楼上……

这消息让我想起欧洲人的一场争论！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制定和发行欧元的时候，为欧元应该设计哪几种面值的纸钞发生过争论。从那一次争论中，我才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国货币最大的一张面值一般都在一百美元左右（香港的稍微大一点，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样设计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和适应各国货币发行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防止贪污腐败。

西方各国金融制度完善，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号码或者社会安全号（又或者驾驶证号码），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等完全百分之百的实名制，一次性存款稍微多一些还需要登记来源，而税务部门更是有权力在全国的银行系统抽查那些户口进出异常的（例如现金突然增加流入或者流出）。唯一无法防止的就是现金贿赂和贪污。可是，如果把货币的最大面值限制住，现金贪污就很有限了。例如，五万美金要五捆钱，对于西方人来说，还真不那么方便。

中国的货币面额更少，才一百元人民币，所以，实行实名制后，很是愁煞了一帮贪官污吏，据说发生过贪官把一百元一捆的人民币塞在阁楼上，结果把楼顶都压塌了的。这些贪官是土包子，如果他们能够换到真美元的话，就会把贪污所得的体积缩小七倍，价值不变。如果换成一千元一张的港币，十万的体积就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

也难怪，当时欧洲在发行欧元的时候，有人就说了，天啊，你要设计五百欧元面值的钞票？那样的话，行贿受贿的官员干一次坏事，只要收几张五百的欧元就可以了，我们怎么发现得了啊？当时有人发话了，傻帽，我们欧洲早现代化了，难道还要用限制钞票面值的办法来限制贪污腐败？我们用制度……

于是乎，五百欧元的超大面值的钞票诞生了，仅仅一张五百欧元的钞票就相当于五千多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五十张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加上欧元比较轻薄，所以……这事在中国没有报道，我也忘记了，或者大家心里明白，不要提醒贪官污吏们，否则，他们都把“外汇储备”变成欧元，收受现金的人就大胆多了。

算了，这个秘密已经暴露了，我不算泄密，虽然我知道一定要危害“国家安全”滴。你算一下，7000万欧元是多少人民币？七个亿啊，要是把五百欧元的面值换成百元面值的人民币，那不得把他的别墅都堆满？

第二条，报考公务员又爆大新闻，虽然年轻人趋之若鹜，几十几百个人争抢一个岗位，但也出现了两级分化，例如，有些岗位大热，有些岗位乏人问津。广东大热的岗位考录比2000：1。什么岗位呢？嘿嘿，海关啊。

你别天真地告诉我年轻人都想献身祖国的海关事业，其实，如果中纪委反贪污腐败缺乏线索的话，下一个目标自动对准海关就可以了，保你百发百中。千万别小看小老百姓，他们的眼睛比雪还亮。

第三条，报价低却未能中标的格力空调状告广州市财政局，原来是广州财政局政府采购竟然批准了一个比格力报价贵了400多万的。我现在头顶上正吹的空调就是格力的，谁都知道这个牌子是国内比较好的，所以他才敢告广州市财政局。

于是大家都在讨论，要阳光监督，要如何如何，其实，谁都不是傻瓜，政府采购一直是最大的硕鼠，你不相信，要不要我们较劲一下？十个政府采购，八个拿回扣或者贪污腐败，如果你不服气，我们任意抽查政府十个采购，然后把牵涉人的身份证和他们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全部拿出来，一查到底，国外的账户由国安部负责追查，看一看，那些负责采购的同志和他们的领导，能不能经得起查？实名制了，兄弟，真要查，一个也跑不了！

但人家不会查，还天真的辩解道，哦，我们知错就改……放你X的屁！一个农民工盗窃了几百块钱的“公物”就要被你们抓起来，你们以渎职的名义贪污腐败了400万却“知错就改”？你知道四百万的差价能够帮助多少穷人活下去？给多少无法医治的人带来希望？

虽然我是右派，但有时候，我希望这事先交给左派领袖薄熙来处理，把他们先抓起来，折磨一番，等到他们透露了贪污腐败事实，判死刑了，我们再来谈民主监督和制度设置，否则，你这帮人在那里“采购”，他们会采购“民主监督和阳光透明”？

杨恒均 2009-11-4

哎，正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记得三年前有一位姓焦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向灭了独裁萨达姆的美军致敬，结果敬礼的手还没有抬起来，文章就被灭了，从此落下“汉奸”的骂名。

老杨头我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你真不识时务啊，这美国人兴师动众，不就是冲着伊拉克的石油去的？你还致敬呢……

不过三年后的今天，我忍不住要第一个跳出来，向美军驻扎伊拉克的士兵致敬。此时此刻，我觉得如果不表达一下对美军的敬意，我简直就是汉奸了……

最新新闻：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一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而这号角竟然把美军的号角声都压下去了。我搜索了一下英文新闻，发现美国一些超级石油公司其实也是打了主意，然而败下阵来了。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美国人说这话，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占有一定的优势，例如，美军由于是占领军，和当地的关系紧张，而一些恐怖分子到处猎杀美国人，这使得美国石油公司到伊拉克做生意的成本过高。加上一些美国石油公司对美军维持伊拉克稳定没有信心，犹豫不绝。中国石油公司无论从安全方面的保费，还是生产成本上，都有相当的优势。而很显然，中国人对美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还是挺有信心的，否则，不会轻易投资百多亿的国有资产到战区。而伊拉克的石油是目前世界上储存最大的一个地区，中国又是最需要石油的，前景让人惊喜。

当然，中石油进军伊拉克也有一些问题，毕竟伊拉克目前还很不稳定，恐怖分子到处制造事端，甚至想复辟独裁专制制度，而更让我的一些朋友不安的是，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声称要很快从伊拉克撤军，要撂挑子了……

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外国公司，其中中国公司将会越来越多。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当然，我也认为，西方媒体没必要那么酸溜溜的，今天的这种情况，更加证明了美军当初出兵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反恐，以及比反恐意义大得多的远大目标：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

我向到伊拉克推广民主的美国士兵致敬是不是会落得汉奸的下场？我认为不会，大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搞民主关系不大，但我们应该支持美国人到处搞民主。你知道吗，民主之前的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所有油田都归他的那个国家所有，外国公司一个也不允许进入……

杨恒均 2009-11-7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六

西方不亮东方亮：从哈瑞李到李光耀

李光耀近日发言希望美国能够多介入亚洲事务以及制衡中国，引起中国网民哗然。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学者也表示吃惊。网民就事论事，无可非议，学者们难道不应该更多了解一些背景知识？

李光耀被中国年轻人所认识主要是他的亚洲价值观和对儒家的推崇，而且常常为中国的发展和特色辩护，有时甚至看上去是相对于普世价值的亚洲价值和中国儒家的代言人。给大家造成这一印象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媒体一向喜欢引用能够为我所用的言论，特别是这言论出自于外国人之口，就更是身价百倍了。以致我们一听到人家为所谓亚洲价值观和特殊性辩护就喜不自禁，竟然忘记进一步追问，他指的亚洲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体现在新加坡什么地方？新加坡又是如何用“儒家”治国的？

李光耀是第四代华人移民后代，出生于新加坡，在英国学习，不会中文，没有中文名字。他以前的名字叫哈瑞李。英国一位议员曾经说过，“（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我想，英国议员定义一个亚洲人是否英国人的标准应该是价值观而不只是靠满嘴的英语和东方人的长相吧？他曾经和台湾的李登辉争论过民主和亚洲价值，如果说李登辉20岁以前是日本人，那么李光耀20岁以前绝对是一名“英国人”。

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领导独立的领袖都是西方培养的，为了回国领导东方的人民争取独立，他们一夜之间改变了名字，甚至连信仰也改变了。但骨子里是否真改了，就不能只听他们口头表达了。例如，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当政的前几十年里，对中国文化包括中文学校进行了无情的打压，他在新加坡提倡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和制度，有人可能对价值观没有异议，但对“制度”有异议。其实，制度不只是选举那一个环节。除了选举之外，无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新加坡是迄今为止最西化的亚洲国家之一。

李光耀带领独立后的新加坡人逐渐摆脱了西方英国的统治，但这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甚至不是一个文化的选择（例如在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英语是第一官方语言），还因为一转身之间，新加坡就投入了更加西化，也是西方最大的代表的美国人的怀抱，可见，那次转变只是出于从一个衰弱的靠山投向另一个强大的靠山的战略考量。

从新加坡独立到现在，它始终是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与美国的关系最密切的国家，这个小国的所有海空军基地美国都可以使用（也是美军在亚洲的重要桥头堡，从这里可以牵制整个东南亚），新加坡积极参加美国在当地所有的军事活动。早期作为新加坡领导人的李光耀不但反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而且也是亚洲最“反华”的国家之一。

这一情况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改善，李光耀拼命学习中文，中文名字李光耀也才在亚洲慢慢响起来，让人从他的名字“光耀”想到了“光宗耀祖”这个成语。

那么，从西方回到东方，也把西方那一套带到东方的李光耀，又是如何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要回归亚洲价值观，要儒家治国呢？或者说，什么是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用了那些儒家思想来治理这个小国家？

李光耀为什么提亚洲价值？

李光耀当时突然要回归亚洲价值观当然是有各种考量的。但回归了这么久，新加坡到底拥有什么其他亚洲国家没有的亚洲价值？如果你现在到新加坡，你会知道，无论从社会文化，还是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新加坡都是离亚洲最远，离西方最近的。可是李光耀为啥要提倡亚洲价值观？我认为，只不过是从国家安全和他个人利益出发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表现而已。

首先，他要在亚洲国家中，特别是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这些国家中造成印象，新加坡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是崇尚亚洲价值的。不会跟随美国的价值观，而美国的价值观使得美国与上述亚洲国家的主要分歧在于人权、自由和民主。

新加坡作为亚洲一个小国，处于一直以来并不怎么稳定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大国之间的夹缝中，要想保护自己，只能选边站，要想玩所谓大国平衡，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本和能力。新加坡选了哪一边？毫无疑问是美国，新加坡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可选择了美国，却要在口头上消除周边亚洲国家的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如果真有一个与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相对立的亚洲价值的话，那新加坡一定是离亚洲价值最远的国家。而如果所谓孝顺、勤劳、和谐是所谓亚洲价值观的话，全世界都会接受的，没有必要提出来。

其次，李光耀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亚洲的崛起弄得眼花缭乱，对中国的发展模式生出了真正的欣赏。而这种欣赏除了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很快之外，更大的原因是他并不完全理解中国。后来李光耀到苏杭一带投资并受到挫折，我想，即便得到了高层的支持，他也一定感受到了他理解的那种亚洲价值和中国等各亚洲国家的“亚洲价值“的天壤之别。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光耀一方面接受了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却也看到了美国价值观的无情，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李光耀看到自己老了，必须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对亚洲价值、中国模式和儒家大感兴趣。而如果你仔细研究新加坡政治模式和经济、社会运作的话，你会发现，除了竭力保持“一党独大”，保持政治权威（孝顺），甚至最终弄出了儿子李显龙隔代接老子李光耀的班成为新加坡人民敬爱的领袖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标上“亚洲价值”和“儒家文化”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

关于这件事，我早在几年前就做过探讨，当时我引用了英国议员的那句话，而美国人告诉我，那句话没有错，因为到今天（当时）为止，所有的亚洲最高领导人中，最西化的人始终是李光耀。原则上，在西方人眼里，除了他想搞“一党独大”和最终让自己的儿子可以“卷土重来”之外，其他所有的运作更接近西方的那一套，而和亚洲国家格格不入。李光耀比在制度上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的任何一位首相都更加西化。

而他的西化却被他的国际和国内战略思想弄得模糊不清。每当李光耀因为新加坡的战略考量和他个人的考虑而提出对国际格局的看法的时候，外界就糊涂了。当初他排华，被中国一些学者说成是为了向马来西亚和印尼示好，后来他亲华，又说成是要搞亚洲价值观，要回归儒家文化。这都是很可笑的。

现在很清楚了，不管李光耀口中在说西方价值观，还是亚洲价值，甚至中国的儒教，他是一个处处以新加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为考量的实用主义者。他看到中国崛起，知道在经济发展上新加坡离不开中国，而且他个人也有意要到中国投资，分一杯羹的时候，他开始大肆赞扬中国模式。而且，他也确实欣赏中国的“一党独大”和世界上最能够保障统治者的后代继续从政的无与伦比的政治体制。

可是，当他看到中国的崛起不光是在经济上，而且即将发展到军事上；看到中国和美国越来越热乎的时候，他这才突然意识到，新加坡是美国保护的，新加坡即便在用藤条抽打了美国青年人的屁股后仍然不被美国人抛弃，是因为新加坡其实受到了美国人推崇的价值观的保护，虽然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还存在问题，但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里，有哪一个国家比新加坡更讲究法治、舆论监督、惩治贪污腐败和言论自由？

当代表了最有特色的“亚洲价值”和“儒教”国家的代表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李光耀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其实，他心里很明白，要保护新加坡的利益，和他自己的利益，不是哪一个大国，甚至不是几个大国的互相制衡，而是…

什么才能够真正保护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独立后在美国的保护下，基本没有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他靠的是什么？李光耀中西结合的内政管理和纵横捭阖的外交术当然有一定的作用。

正如前面所说，新加坡的经济制度，包括政治制度中除了西方的民主选举之外，其他各方面几乎都是完全西方的，和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相同。例如，媒体监督，民众对政府和政党的监督，法治等等。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党独大。可是，即便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也不是任何亚洲其他意义上的“一党独大”，新加坡李光耀并没有把自己的那个独大的党置于新加坡人民之上，它们只是用合法、不合法甚至下三滥的手法把其它竞争的党派压在下面（或者用“打压”），只是，这个唯一的没有被挑战的党却不敢把自己放在新加坡民众之上。无论从事实还是原则上说，新加坡的选民仍然是最大的，如果你真有实力参加竞选，能够让民众选你，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的改变并不困难。只是新加坡人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他们目前并不讨厌这个“一党独大”——因为这个独大的党并没有把自己驾凌于民众之上。

这些年，中国很多人鼓噪要实行新加坡模式，其实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异曲同工：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但从自由、法治、舆论监督（甚至包括言论自由）等等方面，早就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和在西方率先实行起来的模式。中国要实行新加坡模式要越过最大一个障碍：解决“人民最大”的问题。你可以让执政党在“各大党派”中一党独大，但千万别在人民面前也“一党独大”！

还是回到正题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李光耀和基辛格这种“政治家”充当主角。他们长袖善舞，一会地缘政治，一会秘密外交，一会大国平衡，一会又靠人格魅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给人感觉他们模糊了意识形态，甚至没有了核心价值观，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利益平衡和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搞出来的。

这恰恰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症结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包括中国）坐到一起，除了例行的瓜分世界之外，他们不是签订和平协定，也不是忙于制定各国之间和平交往的规则，而是签订了两个看上去和国际交往毫无关系的两个人权协定【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产生了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为核心的“国际人权宪章”】。正是这两个有关人而不是国家的公约，才确立了战后国际间交往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权为主轴的，而不是以“国权”和“特色”为主（下一篇再细谈这个问题）。

基辛格忙着赚钱，李光耀也没有那么活跃了。不是他们后继无人，而是他们那种以小聪明玩大平衡的时代结束了。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来制衡西方，为的是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不被西方干涉；现在他又要拉美国抗衡中国，为的是他们崇尚的价值观不被侵蚀。但李光耀显然是本末倒置了，真要制衡这些大国，新加坡这种小国需要选择的是符合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用普世的和平的价值理念去制衡大国，而不是为了制衡大国而玩弄价值理念！

李光耀的新加坡迟早需要做出选择，不是在大国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价值观和价值理念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李光耀真有什么亚洲价值与儒家思想，他不妨说出来，看看目前是不是以中国为代表，如果是，他应该站在中国一边，来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

新加坡这种小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搞大国制衡，再说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也没有强人了。以前在国际政治舞台，李光耀的名字要比新加坡响亮，李光耀先生被誉为“最了解西方的东方人，最了解东方的西方人”，可时代变了，当东方（中国）和西方（美国）已经逐渐互相了解并越来越深入交往的时候，作为李光耀和新加坡，最好是先了解自己：你们崇尚的到底是什么价值观？是亚洲价值观？普世价值观？还是新加坡价值观？

杨恒均 2009-11-5

《外交杨皮书之一：索马里海盗“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二：谈谈美国的霸权与“持剑经商”》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产党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党，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温家宝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温家宝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温家宝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温家宝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温家宝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国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权，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

杨恒均 2009-11-1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五

在上一篇杨皮书里，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如果冷战不是西方赢了，而是美国四分五裂、自顾不暇，苏联成为一国独大，那么，世界会如何？中国又怎样？

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来制约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苏联社会主义集团？按照以前苏联对付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以及他在东欧的劣迹，我想，大家都会和我得出同一个结论：扩军备战，让人民解放军准备好，制造更多的核子武器用来威慑北极熊……

冷战就是这样形成的，而“热战”则是在军事平衡被打破后的必然结果。尤其发生在新崛起的国家和现有的强权之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新崛起的国家挑战已有的强权，而冷战则是两个强权相持不下时的“和平”。按照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和军事著作：国家之间的互相制衡——或者说恐怖的军事平衡——是世界和平的最好途径。

而如果你相信了这一理论，那么你就不能不悲观地相信人类的宿命：由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消长永远不会停止，此起彼落，所以，国家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将会持续到人类灭亡为止，和平只是在战争之间偶尔爆发而已。

所以，中国在持续经济高速发展30年的过程中，不停有外国政府和民众感受到了“中国威胁”，所以，中国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美国的谈话中表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紧接着反问一句：我们为啥不能挑战美国？或者说，我们凭什么要向美国保证我们不挑战他？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抛出几个“假如”：假如美国侵略他国？假如美国人突然选了一个希特勒上台？假如美国种族主义开始泛滥，美国政府公然欺负国内三百万左右的华人华侨？……难懂这些情况出现，我们也不能、不去挑战美国？

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以为我脑子进水了，以为我又从右愤变成了左愤，要小骂大帮忙。其实，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上面说的那几个“假如”成立的话，我们当然要愤怒，甚至要有“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的一颗红心两国准备。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不但是我们大多普通人，就连中国政府也相信，美国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军委副主席才会向人家表示，崛起的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可让人气愤的是，即便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军事首长多次这样表示，不但美国人，就连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极大的疑虑甚至恐惧。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上一节《以夷制夷：用美国人的价值观制约美国》一文里，我提到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的价值理念来制约美国人的强权。大家知道，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俄国、欧洲和中国对美国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毕竟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在当今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个唯一的超级强国竟然左右开弓同时打两场战争。可是，我们却并没有很大的担心，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要求美国政府向我们保证什么，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保证过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民众的价值理念比飞机大炮更能有效制约一个国家

原因我上一次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对美国的强权的最大制约已经不是来自其他国家，而是这个国家内部的——来自它的民众，来自拥抱了那些价值观念的美国人。

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后，随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大幅提高，制约国家对外的权力同时出现了一个很强的新因素——国内民众。这种“人”的因素已经重要到取代“国”（也就是所谓政权或者统治者）的因素。

什么是人的因素？什么是政权的因素？我举个台湾的例子，在蒋介石时代，老蒋一人独大，他就是政权。他不搞台独，谁也不敢搞台独，所以北京不用担心。但后来蒋介石没有了，台湾民主了，陈水扁开始搞台独。按照我们对台湾蒋介石时代的理解，台湾肯定就要台独了。可是，且慢，北京领导人发话了，什么话？“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就是“人”的因素，果然，是台湾人民制约了陈水扁的台独，他们选择了马英九取代民进党。战争就这样避免了。

同样的道理，美国民众的民意早就强大到左右白宫的对外政策，只要民众不被忽悠，只要美国不设德国希特勒时期的宣传部，控制舆论，控制民意，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众是不喜欢战争的，因为历史上的战争很少真正是由民众的意志来发动的，绝大多数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或者一党之利。

有鉴于此，上个世纪西方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个理论，好像是说因为民主国家们拥有相同的理念，所以不打仗了。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为啥独裁者还要互相打仗，他们不也是拥有共同的（独裁的）理念？

我对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有另外的认识，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早就讲过了（因为没有去搜索资料）。从人类历史上看，战争的权力毫无例外控制在国家统治者手里，而要想统治者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打仗，去牺牲民众争权夺利几乎比消灭国家还要困难。可自从民主政体出现后，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逐渐落到了公民素质日益提高的选民手里。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统治者要想违背民意发动不公正的战争几乎成为不可能。

大家可以想一想，是谁最终让美国人反思伊拉克战争的？又是谁迫使美国政府深入调查虐囚事件的？不是俄国，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人痛定思痛，回归到自己的价值理念，然后迫使自己的政府回归正途。没有这些被我们一些人讽刺为虚伪和虚假的民主和自由理念，我们能把美国怎么样？只有等五十年后我们拥有和他一样数量和质量的核弹头、航空母舰了，再来和他叫板？

应该是我们（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外国政府）来制约崛起的中国

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已经看出为什么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和平的，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甚至都是处在被欺负和被侮辱的地位，可我们现在稍微强大一点（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强大”的），整个世界都不安了，即便我们如何承诺，如何解释，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恐惧……

不错，他们搞不清我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们的人民到底相信什么！有人说，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互不干涉内政的指导方针吗？那是我们的政策，甚至是国策，但不是国家的立国理念，更不是深入民众心里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中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一个国家受到广泛的欢迎，受到排挤，让自己的崛起成为可能，或者功亏一篑……

最近我国也在大力提倡软实力，把加大外宣作为提高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在海外设立新华社的网络电视等等，要学习美国人把宣传融入各种娱乐，向世界推销——推销什么？推销美国？还是他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是他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十几倍的富裕？还是垃圾快餐麦当劳汉堡包？都不是的，如果推销这些，会让全世界人民都反感的。

如果你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CNN新闻坚守的底线，又或者领导人到处的煽风点火，他们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宣扬和推销的几乎都是美国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我们要向世界推销什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拿出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我们绝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价值观念，你花再多钱搞宣传，告诉人家你干了什么，不会干什么，你制造了多么便宜的皮鞋，你盖了多少栋大楼，多少穷人有饭吃了、民众如何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等等，你这样推销给世界的中国，能够让人对你刮目相看，对你尊重吗？如果你一定要我行我素，我想所有的宣传都将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无论你怎么宣传，全世界仍然疑惑不解：啊，这群人到底有什么信仰？他们相信什么？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期盼崛起的中国不用向世界各国承诺“我们不挑战你”，我期盼崛起后的中国更不是在人家的核子武器和航空母舰的威慑下“承诺和平发展”……

好了，回到我的题目，我最大的愿望是崛起的中国不用像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那样，需要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制约他，我希望是中国人——他们拥有的价值观念真正能够制约崛起的中国，让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的繁荣富强的国家……

杨恒均 2009-10-29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四

在第一节里，我就谈到，中国的外交很成功，那么我下面谈谈中国对美外交成功在哪里。前面说了美国对华外交“唯利是图”，以及它陷入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的陷阱而无法自拔，那么，很多人一定会说，我们对美国的外交也一定是“唯利是图”吧，总体上没错，利用永远是第一的。但如果没有任何理念的话，利用有时是无法调和的冲突。如果我告诉你，在中美关系中，中方反而是比美方更加意识到美国的价值理念并常常加以利用的，你一定以为我脑袋进水了吧？^_^…^_^

我也不讳言，我的前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共和国找到对付美国的方法，让美国的霸权不至于过度膨胀到危害他国的利益。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

冷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铁幕落下，欧洲的柏林墙倒了，所以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今后世界将会和谐得让人感到很无聊。其实这只能说，这些西方人太目中无人了，充其量，历史在欧洲结束了，在亚洲，历史的大幕才刚刚拉开。从中美必有一战到和平崛起，世界都在等待中美——最强大的国家和崛起最快的国家如何相处？冲突什么时候到来？而我，就是在中美差点要为台湾打起来时候来到美国的。

冷战结束后，俄国人自顾不暇，美国人一极独大。这种情况，不但中国人害怕，甚至连欧洲人也有些担心。就拿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大家设想一下，不要说美国人走向法西斯，即便他稍微行差踏错一步半步，世界局势又将如何？

或者，我不如这样描述一下。假如美国正如我们中国大陆那些“说不”和“不高兴”的人描述的那样，真正做到唯利是图，把美国的建国理念和价值观完全抛到一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么，他只要简单的把黄金运输线切断，把中东的石油运回美国，首先违反他自己崇尚的“自由”理念（包括自由贸易，并保护自由贸易），请问当今这个地球上，谁还真能对他说“不”？你“不高兴”又能如何？

这不是说美国不能批评，要对他唯唯诺诺，而是说，我们要想限制和制约美国人的霸权，必须找到他的“致命弱点”，不能无的放矢，必须找到可以制约它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必须是我们看清楚了的，而又能够真正制约美国霸权，不至于让他真正变成希特勒，或者变成中国那些愤青们描述的丑陋的美国。

这个切入点就是美国的建国理念，就是美国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我深入美国后发现的美国的“致命弱点”——也是它最大的优点——只要它紧紧拥抱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就不用担心美国会变成法西斯，只要他继续完善这一理念，而不是渐渐背弃它，我们就不用担心美国会完全变成不顾他国的霸权主义。

可是，我们中国那些想要遏制美国的愤青们却恰恰拿这些能够制约美国的价值观来攻击，说什么美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包容全是虚伪的，是假的，那么如果这些是假的，是什么在约束他们没有切断运输线？没有把被美军占领的伊拉克的石油全部运回美国，以致现在在伊拉克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中石油进军伊拉克并不比几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困难？如果美国的价值观是假的，那么你想它现在的价值观变成前苏联那样的？还是变成当今北朝鲜那样的？又或者，你希望美国和我们中国持相同的价值理念，甚至一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去年在美国游行的中国学生还能在美国继续学习吗？和我们有相同制度的国家包括北朝鲜是如何对待在他们国土上游行的外国人的？

中国这些年的外交之所以成功，也就在于北京有一帮人真正理解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抱的价值理念，并学会了如何应对他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所有这些拥抱了西方那套价值理念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平当时决定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最想的是吸引外资（包括港澳台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资金），最担心的也是外资不来。

说到这里，大家也都猜到了，不错，在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进来投资的个体都来自拥抱了自由理念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中国和那些国家和地区处于敌对状态时，那里的商人也因为拥有了个人“自由”而得以到中国来投资。如果当时地球上都是和我们有类似制度的连公民出国都需要政审的国家，有华人华侨敢回到红色中国投资吗？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每一年都搞什么世界各国的人权和宗教白皮书之类的，每一次都会得罪北京当局。然后我们的外交部就严词驳斥，甚至马上发一个相对应的报告，指责美国的人权状况。但大家注意到没有，每一次当我们搞这些报告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人权标准竟然和美国的一模一样。我们只是指责美国的人权也没有达到他们自己制定的标准，我们并没有试图发明一套我们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他们，批评他们。

还举一个例子，美国士兵在伊拉克误杀平民了，我们要指责他，但用什么标准呢？肯定不能用北朝鲜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按照那里的标准，征服、屠杀可能是为了维护稳定，为了你好），我们依然使用的是美国的标准。我们说，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做得不一样，两套标准等等。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在和美国展开唇枪舌剑的外交战中，依然在用美国人制定的标准（或者游戏规则）。我们知道，只有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夷制夷，才能够有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对华关系基本上是基于“唯利是图”的这个外交支柱，但也常常因此遭受一些挫折，于是他们就有人在反思价值观念，他们一反思，我们就紧张了，开始用“反华”的词儿先堵住他们的嘴巴。

而我们自己虽然号召大家不干涉内政，并常常在国内攻击一下美国的价值观，可当美国人真要在国际上不顾价值理念而“唯利是图”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最紧张的，于是又要开动宣传机器指责他们在国内和国外两面三刀，背弃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倒俨然成了帮助美国人维护他们的价值观的卫道士。

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都心知肚明，如果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是拥抱现在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如果美国拥抱的是其他国家包括集权国家拥抱的那些很有特色的价值观念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谁能玩得过美国？

好，今天就到这里，我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如果20年前结束的冷战不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赢了，而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个世界又会如何发展？没有美国撑腰的中国会不会被迫接受了苏联派来的“党代表”？正在载歌载舞地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中国的60周年国庆？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和“羊皮”们深入探讨以下一些问题：世界大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心怀恐惧？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内政因素，以及中国外交中的“国权”与“人权”之关系，还有我的拿手好戏——台湾问题……

杨恒均 2009-10-28 海口

《外交杨皮书之一：索马里海盗“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二：谈谈美国的霸权与“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三：美国对华外交是基于“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三

美国外交有两根支柱：价值观和利益，或者说它的理想（民主、自由宽容等）和它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本性。这两个支柱孰重孰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我想，要争出个结果，分出老大老二，可能不容易，每个普通读者手里都有一大堆美国偏重两者之一的“证据”，更不用说专家学者了。

我反对的是一些人用一个支柱否认另外一个支柱，例如，有人说美国人在国际上唯利是图，完全有违它在国内高举“民主、自由、法治和宽容”的理想形象；又有人转弯抹角来证实美国人哪怕在国际上胡作非为也是最终为了“民主自由”的大理想。这两者都有失偏颇，走了极端。

我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没有在国内事务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大多时候是“唯利是图”的，但美国人也知道从长远利益看，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价值理念，让世界各国都接受它认定的价值观，往往会让自己更加“有利可图”，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并不都是鼠目寸光到唯小利是图。

在分析美国的外交和内政的时候，最好能够用例子来说明，美国是地球上最注重理念，却也是最务实的国家。我先拿冷战时的美国外交来说事，很清楚，那是长达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之战，也是理想和理念之战。能说冷战中的美国是唯利是图的？如果真是唯利是图，他应该向苏联东欧靠拢以开发市场发展贸易，而不是来拉拢当时相对穷困的中国。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中一定要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民主和自由推广到苏联控制的铁幕另外一边，可是，让人困惑的是，它却对自己占领的韩国独裁一忍再忍，对蒋介石的威权也睁只眼闭只眼长达三十年之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答案，只是一些凌乱的思考。

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喜欢听话和便于控制的“独裁”远甚于无法掌控的民主国家，这个有人提到过。我自己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想法：美国和西方的白人在骨子里也是文化决定论者，甚至有很深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欧洲（包括苏联和东欧）人天更适合民主自由这些需要国民有自决素质的制度，而亚洲（包括中东）、非洲等并不适合西方白人发明的这种最不坏的制度。

于是二战后美国虽然占领了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他们却只在欧洲、日本推行了民主制度，却并不急于在亚洲、非洲其他地方推行。那么，为什么也在亚洲的日本推行？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优等民族，是可以与西方白人世界抗衡的唯一的亚洲民族。至于台湾这些地区，他们就并不抱多大希望。他们要放弃和支持蒋介石，好像都不是因为蒋介石有多少民主宪政思想，而是因为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所以，我看到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几乎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与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意识形态政策相反，他们对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比苏联的更“社会主义”）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从三十多年前尼克松访问北京到1979年建交，总结过去中美建交后这三十年中美建交的历史，可以说除了中间有短短不到两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那件事之后）的理念之争之外，美国对华外交基本是基于利益考量。

当然这个利益考量也被冠上了一个大帽子：要实行接触政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要和谐相处，逐步影响中国，最后达到和平演变。其实，美国内部决策人很少有人真正认为能够和平演变中国的，倒是从去年开始，中央情报局有些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和平演变”美国了。

可美国人别无选择，毛泽东早就把美国这种纸老虎看穿了，而且，制定了保持社会主义不变色的百年大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鼓励中国人多生孩子，“人多好办事”，好办什么事？反正不是怎么好的事。例如，人多了不适合搞民主——好办不民主的事；例如人多了，就需要更少的人把他们好好管住，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再如，人多了，大家财富和智慧加一起一平均起来，素质也低了，人也穷了，于是就只能搞穷的社会主义……别以为我在调侃或者恶搞，实际上，连美国人也陷入了高瞻远瞩的老毛同志生前有意或者无意设计好的这个大圈套。你知道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而是，中国会不会乱——

美国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因为中国的不稳定不但会摧毁自己经济，给美国主导的世界留下无力负担的大包袱，也会全面波及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以，我对华盛顿一位智库人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华盛顿有些决策者甚至比北京的一些当权者更加担心中国的稳定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中，有相当大一批人心中揣的对华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本文试图以网络语言谈谈我对中美外交的看法，并无定论，大家不必用一种理念和模式来求全责备。其实，早就有很多人对美国对华外交持有异议，认为他们失去了理想。甚至连每一次的总统候选人也在大做文章，我们记得，克林顿上台的时候就攻击老布什“和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拥抱”，可等到小布什去竞选总统的时候，又着实把克林顿与北京的“战略伙伴关系”讽刺了一通。现在这位奥巴马也不例外，一上去就在美国内部高层紧密锣鼓地制定和平演变中国的新计划，但不到三个回合，你放心，他一定先被北京演变过来。

从客观上说，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利，也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而且随着中美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任何试图改变方向的做法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都会遇到无法预测的阻力。

前几天在香港时，有美国官员和智库研究员向我了解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我想他们大概是为了奥巴马访华收集一些信息和情报，我如实告诉他们我这几篇文章中将要写出来的一些看法，之后，他们问我，那你认为美国政府在促进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上能够做些什么？

我对这个问题完全失去了兴趣，摊开手说，他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我知道，他可能什么也不会做，或者什么也做不了，又或者他做了也毫无效果。

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这些年对中美关系乐观其成，但却并不寄托什么新的惊喜和希望的一贯立场。已经好些年了，我不再愿意和美国人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等问题，我知道他们能够做的很有限，有限的作为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再说，政治民主化、法制、自由和体制改革等等，那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不是吗？你看看和美国人对抗的苏联、东欧，你看看在美国人保护下的南韩和台湾，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真是因为你美国人折腾成功的？

杨恒均 2009-10-27 海口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二

我不否认武力是一个国家在外交和外贸上的后盾，但我们也要看清现实，认清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当今的世界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形成并维系的，这个体制虽然有问题，也需要与时俱进，但对于中国的崛起来说，这个世界格局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是对我们有利的。

过去三十年，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中国的发展靠什么？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和外贸。只要这样想一下，就知道，中国不但不应该成为打破当今世界格局的“不高兴派”，甚至应该成为维系和发展这个格局的主力。

如果你还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给你讲几个小故事。首先，我们从索马里海盗讲起，当索马里海盗劫持了中国商船的时候，网民们愤怒了。我也愤怒，并为中国船员和外国船员的生命安全担心。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们的海军的远程投射能力非常有限，要想在那样的距离，以那样的几艘护航舰去营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就让我想起，对付索马里海盗这种“持剑经商”的恶棍，我们还得依靠国际社会，希望目前国际社会中的正面力量能够“持剑经商”，保护现有秩序，保护中国得来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而在这个国际社会里始终扮演积极和主导角色的一直是美国。

为了防止愤青们骂个不停，我赶快进入第二个小故事。我以前常常和美国的有关人士探讨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如何应对这种局势。后来我们得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台湾进行海空封锁，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大陆的规模对付一个台湾岛，以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付区区几十万的国军，把小岛包围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美国人也承认这个办法可能有效，而且，他们也意识到，作为一个民主政体的台湾，其民众可能经受不起三个月的封锁而赶紧投票推翻台独政府。

后来等到我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兴趣，沉迷于大陆内政后，又有一次和一位当时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再次聊这个话题。他被我激怒了，突然说，你忽视了另外一些事实。他说，你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如何依赖美国等不支持你们对台湾动武的西方国家吗？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所以立即反驳他说，中国人民忍受力特强，只要为了国家统一，即便遭受再大危机也能够忍过去，倒是你们对中国封锁，是否承受得了经济打击？

这位官员说，你没有算一笔账，你真以为中国经济强大了，但那是相对于台湾来说，真要对付一些主要贸易国家，你们受不了。我们的损失相对你们来说，要小得多。

我不以为然，但接下来的对话让我惊讶，他问我，中国原材料进口有多大？都是哪些国家，经过哪些国际航线？

我说不清楚，他举了石油的例子，他给出了一个几乎接近百分之百的比例，然后告诉我，这是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比例。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两个从中东进口石油的国家。大到什么份上？如果一个星期你们无法从中东进口石油，你们很多生产得停止，如果一个月不能进口，你们得用战备储备油……

我问那位美国朋友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从中东输入石油的所有船只要经过的那条黑色黄金运输线（指中东到远东的海上运输线）基本上是靠美国纳税人的钱供养的美国军队在“义务”为所有经过的船只保驾护航！如果你还不服气，那么想一想目前驻扎在动荡的中东的第七舰队，一旦撤走，万一局势陷入混乱，你从哪里购买石油？而且，以中国目前的军力，在三十年内，不可能有能力以一己之力镇守中东和黄金运输线……

大家也许从这位美国朋友口中听出了霸气，但实际上是我先刺激他的。可是即便如此，也仍然让我听得不寒而栗，美国人确实一直在“持剑经商”，我能够感到那种基于实力的让我很不舒服的霸气。如果这种实力和霸权掌握在索马里海盗手里，或者某些独裁者如希特勒有了这种实力，世界又会如何？中国又会怎么样？我们还能够和平崛起吗？

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这种霸权迄今为止并没有在商业上任意刁难和损害我们，而如果它想损害我们，却并不是很困难的，不过问题是中国一直在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玩，如果它想刁难中国，首先得破坏自己的游戏规则，破坏自己维系的国际关系秩序。这是北京当局看清了世界局势，而在过去三十年成功地进行了外交，和美国周旋。

现在问题反而是一帮对国际问题一窍不通，对自己的自身的实力也糊里糊涂的中国愤青、愤老们号召中国起来打破这种对我们很有益的国际秩序，你这不是找抽吗？

（本人从善如流，贴文不超过两千字，免得人家说又臭又长……^_^，另外，大部分内容在后面，要评价老杨头的外交“羊皮书”，稍安勿躁啊……O(∩_∩)O哈哈~）

杨恒均 2009-10-26 海口

《外交杨皮书之一：索马里海盗“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一

从1983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开始，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几乎都和国际政治脱不了干系，然而，我的博文却很少涉及到国际关系，对中国外交也较少论及。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对北京当局的外交政策还是基本满意的。既然提不出什么有建设意义的反对意见，也就懒得写了。于是，就把精力集中在内政上。相比我国的外交关系，我认为内政才是大问题，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多如牛毛。这可能是我和一帮愤青与民族主义者们最大的不同之处，惹他们不高兴，激怒他们说“不”的，恰恰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很少对国内政策说“不”，甚至连不高兴都要小心的掩饰起来……

从今天开始，本人推出《外交杨皮书》系列短文，由于读者强烈建议文章不要超过两千字，所以，一次推出一小节。如果有读者喜欢一气呵成，建议他（或她）粘贴到一起阅读。为啥叫“杨皮书”？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叫蓝皮书还是白皮书，想起了一些人讽刺我的读者叫“羊皮”，所以就想写成羊皮书，后来干脆选定了“杨皮书”，寓意老杨头只有皮肤之浅（skin deep）的看法^_^^_^——

中国不高兴了，因为索马里海盗就是在“持剑经商”……

最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上台后的这30年来的外交政策，从邓小平、胡x耀邦、赵x紫阳时代的不当头，到江泽民的韬光养晦，再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都是在积极融入美国维系的世界格局之中，所谓改革与开放，重点还是开放。而这个开放最主要的就把封闭的中国“开放”到国际社会之中。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美两国一见钟情的黄金时期，当时两国不但在物质上互通有无，也在思想和政治层面有不少的交流，结果是80年代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爆发；到了90年代，特别是小平南巡后，中美经贸关系急速升温，持续了很长一段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恋爱期，弄得很多人要对美国说“不”，最后以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被丢鸡蛋收场；到了胡温时代，虽然差一点把持不住搞出了什么“和平崛起”，但很快回到和谐社会——而“和谐”两字正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想在世界上推销的——他们称之为历史终结后的“和谐世界”。由于和谐社会让不少中国人不高兴了，他们又不敢说（因为还需要在里面混吃混喝又可以出书），于是只好对和谐世界很不高兴，主张中国应该“持剑经商”。

从二战后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到1989年后美国一极独大，过去20年的世界格局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对这种现存的世界格局有两种态度：融入其中发挥作用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促其进步，或者依仗自身力量冲击、对抗这种格局。

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都知道，要冲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国只能望洋兴叹，我想这一点不需要太多的军事知识就能够理解。可是，偏偏有些愤青和自称为爱国者的人整天在那里鼓噪，要我们向北朝鲜学习，成为对抗世界格局和潮流的英雄。有人乘机提出了“持剑经商”的观念。

其实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概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之初，几乎都经历过“持剑经商”的阶段，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商船来到中国的时候，炮舰都会接踵而至。而现在那些不高兴的中国人老调重弹：西方各国都持剑经商而且成功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持剑经商？

这样的推论还真无法驳倒。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年前我到某西方国家的时候，几位老华侨都对我讲其一件事，他们说北京任命的新大使不久前才走马上任，在第一次和当地华人中的精英聚会的时候，这位大使以无可辩驳的口气痛斥了当地国家政府督促中国关注环境污染的要求。他说，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初就是靠污染环境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竟然要干涉我们内政，要用阻止我们污染来达到阻止我们发展的目的？

当时在场的华人都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国家和中国隔了一个大洋，中国的污染受害者是中国人，不是这个国家的白人们，一位华人说，有这样的大使，我们最好赶紧把亲戚都弄到国外，他们迟早要把中国弄得乌烟瘴气的。

当然，这个故事和上面说的还有所不同，毕竟，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真要把它污染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外国人其实损失不太大。可是，“持剑经商”就不同了，它直接涉及到国际关系，牵涉到和你做生意的那个国家。

有人不高兴，就是要走西方人走过的路，要“持剑经商”，我倒想问你，你要“持剑”到马来西亚经商？还是到美国经商？你准备上飞机时一个口袋里装着合同，一个口袋里别把小手枪？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有长达20多年的顺差，一直让美国人很不爽，请问，这是因为你带了把菜刀架在美国人脖子上的功劳？

如果说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经商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这是历史事实，可历史已经流动了，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当今的世界格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军事力量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经商”成功，小国家和地区如瑞士、新加坡、香港等都很成功，但几乎没有军队，而世界上迄今为止仍然拥有第二大军事实力的俄国的经商能力却远远低于中国、日本等。

如果说目前仍然有人在完全依赖武力“经商”和赚钱的话，索马里海盗倒算是一个。这次，中国真的不高兴了，同时，不高兴的人也正好找到了我们必须持剑经商的理由：人家持剑抢劫了我们的商船……

也许有人不服气，还要举另外一个例子：美国，美国就是典型的持剑经商。你看到它在世界各地驻扎的军队，你再看美国的商船，人家就很少敢劫持……

下面我们谈谈美国的霸权主义，以及美国对华外交。

杨恒均 2009-10-25 海口

2008年初，我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向年轻的读者解释，当一个国家允许批评的时候，就是他在进步和将要进步的时候。两年过去了，我一直在以批评为己任，以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促进国家进步。但我也可以理解，很多年轻人对我们的不理解。

在我的一些博客后面，经常有网友去跟帖一些“反美”的材料，例如我一表扬美国，或者批评我们自己，他们就把一些美国和西方如何糟糕的资料和报道贴上来，用来消除我文章对其他读者的影响，也顺便驳斥我。久而久之，就在我的一些博客形成了这样的现象，我在批评中国，他们在批评美国，平分秋色，针锋相对。

但不知道他们注意到没有，他们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原本是为了中国好，可看了他们的批评，大多网友可能只有更加郁闷。而我那些批评中国的文章，却每每让我的读者看到希望。这种感觉是多位读者写信告诉我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很简单，大家都生活在中国，谁都不傻，中国有什么问题，谁不清楚？如果没有对比，我们感觉到自己永远无法走出一些困境，只能听天由命。可一旦有了对比，我们就会想：我们还有路可走，我们还有希望啊。而那些批评美国的，几乎千篇一律使用的是美国人揭露自己国家的“黑材料”，他们放大一些缺点后，让一些大陆普通民众认为：啊，原来美国也有贪污腐败？原来这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啊。——请问，既然全世界都贪污腐败，那么，中国的贪污腐败就是理所当然了，那么，生活在这个如此腐败的国家的民众还看得到希望吗？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一些人在用西方国家的腐败忽悠民众的时候，无异于一万步在笑五十步。

中国当然有进步，而且，中国几千份官方的报纸和各种媒体几乎每天都在宣传哪怕是最细微的进步，用不上一个博客写作者以日记的形式再去献媚了。只是，他们歌颂的进步大多在掩盖落后，而中国真正的进步，他们却很少提及。我想给大家讲一件最近感受很深的事儿。上次和海外媒体人士聊天说到过，这几天在香港见朋友时再次感受到。

20年前我常常出入国门，当时很多中国人出国并不那么容易。我每一次出国（包括出境到香港）都会如饥似渴阅读海外媒体和书籍，从那些媒体和书籍了解到我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当时很多关于中国的“丑事”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在国内虽然你深受弊端之苦，但你“并不知道”这些弊端，更没有公开的机会去研究如何消除这些弊端了。当时，共和国情报部门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海外各国政府和知名人士对中国面临问题的看法。

经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互联网伴随着新世纪来到中国大陆，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前如果中国人想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你要就是出国，要就是看海外媒体例如CNN、BBC等；20年后，如果要了解中国，你肯定不能靠这些海外媒体了，你应该看中国网络上的各类新闻包括网友互动如博客和论坛等。

十几年前，我到美国后听到美国的专家学者、政府资深信息与情报专家谈起中国问题，头头是道，感觉是如此深刻如此全面，佩服得是五体投地；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不再愿意浪费时间和他们一起谈论中国问题，相反，他们想了解中国，反而来问我的意见。

20年前为了了解中国，我离开中国到国外去；20年后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你必须回到中国。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进步问题，而是时代的进步，国家的进步，以及更重要的，中国民众的进步！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中国的媒体报喜不报忧，只会歌功颂德，弄得好像很不错，但大家都清楚，国家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需要改正的地方，但只有外国人能够谈我们的毛病，只有外国人的媒体和书刊才能自由地讨论我们的毛病和弊端。在那个时代，连我们的高级领导人也只能从外国媒体那里了解我们的老百姓在遭受怎么样的折磨，他们甚至要动用情报专家从国外了解中国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应对。

有了互联网，中国民众有了一个表达的平台，渐渐可以揭露自己身边存在的弊端。作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当然比外国人更加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以前我们需要从海外知道的关于自己的消息，现在我们自己可以互相告知。

这种情况造成了海外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最大“变化”——其实不是他们在变，而是我们自己变，更不是海外媒体开始不了解中国，开始“歪曲”对中国的报道，而是我们比以前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对外媒的报道习以为常，并能看出他们由于无法深入中国而存在的不足之处了。

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国最大的进步之一，这一进步正是靠批评而不是表扬促成的。美国等诸多西方国家真正的美丽之处正是几乎它所有的弊端和丑恶都是由国民自己甚至政府自己揭露和暴露出来的这个事实。

我曾经这样思考，当有那么一天，中国人的所有毛病都是我们自己去挖掘，中国存在的弊端都是中国人自己去揭发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一夜暴富，一天变强，即便还和西方有较大的差距，但我们迟早会赶上甚至超过他们。大家不妨好好回顾一下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扪心自问一下，共和国迄今为止取得的任何进步，有哪一点不是靠那些敢于批评揭露弊端的中国人的努力甚至牺牲换来的？……

杨恒均  2009-10-22 香港

重庆打黑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身在国外时被问到怎么看还可以支支吾吾，但回到大陆就无法回避了，无论是在聚会上还是饭桌上，重庆打黑已经成为茶余饭后的必谈话题。我这个标榜独立思考的博主如果继续顾左右而言它的话，就是耍滑头了……

综合回国后听到的一些议论，主要分两大类：打得好，早该打了，重庆薄书记顺应民意，一举粉碎黑社会，大快人心，薄书记不能只在重庆打黑，最好能够在全国都打，薄书记也不能只是重庆的薄书记……这是一类看法，这类以广大网友为主力，体制内部份有识之士呐喊助威，加上大量的左派们，以及个别右派。

第二类则以右派、自由派为主，加上体制内那些掌握了一定权力的“沉默大多数”，当然也包括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他们出发点不同，但都认为重庆打黑玩过了，体制内的感到这种搞法太离谱，打破了潜规则和现存的社会“和谐”的框架；右派们自然地联想到红卫兵打砸抢、没收财产、无法无天的严打；独立思考者则信誓旦旦地声称“这是他们（当局）用来剥夺民间和个人资产的一贯做法”……

也许我以偏概全了，但大致也就如此。读者不难从我尖刻的描述中看出，我并不愿意选边站。我不能选边站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资讯不足。例如，仅仅从重庆突然打黑的动机上，就众说纷纭，有说是权力斗争，有说跟个人有关，最近又传出是深受黑社会之害的老百姓恳求政府出手（这也说不通，群众一直让你反腐败，你犯了吗？人民一直提要求官员们公布财产的诉求，你们公布了吗？）……对于这么大的政府行为、法律行动，动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既然连动机都没有搞清楚，我如何选边站？

可是，不能选边站，却并不是说我没有立场。在打黑这件事上，我不选边站，但我选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什么立场呢？那就是不管你是打黑风暴还是打黑行动又或者是打黑运动，不管你是重庆的打黑，还是全国的打黑，都要在法治的原则之下，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还有一个观点，要想真正打掉黑社会，必须是以法治和民主的手段，缺一不可！

这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是“民主小贩”杨恒均从世界各地贩卖倒买回来的，为啥这样说？因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都经历了黑社会猖獗的时期，从美国到意大利，从香港到台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某个阶段（我不相信人均GDP决定论，但各国黑社会猖獗时期还真都是和当今中国人均GDP相差无几的时候）——例如美国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意大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黑社会一度猖獗得一塌糊涂，弄得民众怨声载道。但后来人家都比较成功的打击了黑社会。当然在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虽然也有黑社会，但除了在电影里还耀武扬威、特牛逼、特酷之外，真实的生存状态则大多像老鼠一样处于地下和阴暗的角落里。

中国大陆总是自豪地声称走了一条有特色的路，其实大家都清楚，不管好的坏的，人家经历过的，我们都屁颠屁颠地忠实地重复着，就连这黑社会，我们现在也走到了人家上个世纪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的那个水平。什么水平？就是黑社会渗入主流社会，警察和土匪不分你我，打击黑社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说到这里，老读者一定可以发现老杨头葫芦里卖的什么狗皮膏药了，但杨氏博文得有自己的套路，所以，老杨头还是要自问自答：那么，美国、意大利、香港和台湾是如何打击黑社会的？

很简单，就是靠法治和民主——在民主监督下，真正实现相对独立于权力的法律，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黑社会自然无法生存了。打击黑社会不是靠个人魅力，不是靠群众运动，更不是靠心血来潮的“严打”。任何打击黑社会的行动都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无论是手段和量刑标准，都不能越过法律框架。

也许有网友要问，天啊，你知道黑社会多可恨，你知道黑社会的保护伞多么令人憎？你竟然要对他们讲法律？他们在玩弄法律啊……不错，黑社会犯罪其实和普通犯罪大同小异，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和执法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借关系躲避甚至玩弄法律，但我们不能玩弄法律。而且，我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不比任何人少，但对付他们必须要讲法律，否则，政府和黑社会无异。不讲法律而只讲自己那一套的就是黑社会，不管你是打着什么招牌。

黑社会可怕，可怕在他们罔顾法律，搞自己的一套黑社会规则，你不依他，不听他的，他就对付你，甚至买凶杀掉你。从这里我们看出，他们最可怕之处就是蔑视法律，对不对？这样说来的话，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是无法无天的社会——就是蔑视法律的不再是一小撮黑社会，而是堂堂正正的国家政权和法律机构！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黑社会是什么？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法律被践踏得最厉害，民众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显然，不是今天的重庆，而是几十年前的重庆，改革开放前的重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很好，没有黑社会。是吗？你问问当时有多少人生活在无法无天的恐惧中？你问一下多少家庭被戴着红袖章的“黑社会” 分子抄掉？你去统计一下，多少人未通过法律程序屈打成招，要么屈辱地活着，要么被活活打死？请问，这不是“黑社会”又是什么社会？

我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每每看到报道某地中学生因为害怕黑社会组织，上学放学都胆战心惊，我就想起自己当时读小学时的那段经历和感受。因为爷爷有30亩地父亲是臭老九（老师）而经常受到一些流氓学生的欺负，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不同的是，现在的学生家长可以报警求助，还可以在媒体上呼吁，我们那时呢，人家拿着毛主席语录（当时的红段子）来欺负你啊。当然，相比较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折磨致死，死的时候竟然想要找一本宪法保护自己，我显然是幸存者——我们都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黑社会”活着走了出来。

有人说重庆出了一个薄青天，大家越来越相信他，觉得就算再过激一些，甚至适当超越法律的界限，只要是为民除害，都应该举双手赞成。可是，薄书记搞的这些总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重庆，那时薄书记和我都还小，他是红卫兵，我是红小兵……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法律就是法律，千万不要因为对付你痛恨的人，就可以随意扭曲法律，就可以“从严”，因为，历史无数次的证明，那些扭曲法律让你痛快的人，那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让你感到是“大救星”的人，到后来几乎都会扭曲法律，甚至抛弃法律来对付你，让你从痛快变成痛苦，让民众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我想忠告善良的民众一句：他们今天扭曲法律对付坏人，明天可能就会扭曲法律对付你，以及更多的他们认为是坏人的“坏人”。

所以，我的结论是，不管法律是否完善，是否被一些人任意玩弄，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信赖和依赖的依然是法律，而不是包青天、薄青天。在重庆打黑中，我认为独立思考的人士，媒体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最应该关注的是：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是否知法犯法。就我浮光掠影地看，好像是有的，例如，不停有人把审讯的一些细节通过媒体透露出来，请问这符合保护公民隐私的法律规章吗？是否存在故意透露细节来哗众取宠？并借机掩盖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是否有人要舆论审判嫌疑犯以给自己壮胆？

我在海外时看到一个报道，说重庆抓了一个官员，那官员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取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接下来我就看到有网友说，一定要用一切办法让他说出来。我听后很震惊，我们办案，应该是有了一定的证据才抓人的，而且，对于这类犯罪，只要有确凿的证据，并不需要他“供认不讳”才能定罪的。可是，我们的执法人员一般怎么做？先关几天，折磨几天，最后都“供认不讳”了，皆大欢喜了。这实在是可悲之极，听说只要抓了，就应该供认，否则抓人的人就没法交代了，于是就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就有嫌疑犯被折磨致死的，或受不了跳楼的。

写到这里，又有朋友要抱怨了，你说的我们都懂，如果是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无话可说，可是中国……是的，我理解你，相信我。因为如果中国真像我说的那样已经是一个法治的社会，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急不躁、按部就班地打掉那些黑社会和他们的保护伞，谁还愿意搞引起如此多争议的严打？谁愿意发动舆论和群众去搞这种运动一样的法律行动？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否则看完这篇文章的读者还是会说我各打五十大板，不知所谓。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在资讯不那么明确的时候，既不能断然否定顺应民意的重庆打黑，更不能失去冷静的头脑，对这种打黑一片欢呼声。

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重庆打黑看全国到底有多黑，以及如何更好地打黑。对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或者什么派也没有，面对重庆打黑，我们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怎么会有这么多黑社会？为什么打黑打到最后就是在打政府里的贪污腐败分子？为什么黑社会和政府里有权有势的人成了难兄难弟？这种现象难道只是重庆一个地方才有？广东的黑社会没有残害民众？上海的黑社会没有政府高官特别是政法干部的保护伞？

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了答案之后就不应该回避下一个问题：怎么办？请薄书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红段子，还是请他到北京负责全国打黑呢？薄书记的红段子换不来红社会，那么，你相信这样打黑之后我们的世界就真能够变成像薄书记红段子里歌颂的那种红社会？

话说回来，薄书记打黑，有人有意见；薄书记不打黑，难道大家就没有意见？难道我们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没有薄书记打黑，不但重庆的那些黑社会和他们的保护伞会继续为害乡里，而且，我们也许永远都不知道“和谐社会”原来就是黑社会与我们“和谐”相处的社会……

地上其实早就有路，你偏要走歧路；河上其实早就有桥，你硬要去摸石头过河。从全世界范围看，有效打击和遏制黑社会的办法早就有了。那个办法才是让“黑社会”最感到恐惧的，也正因为如此，最大的“黑社会”才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实行那种办法。

那种办法在各国稍微有些差异，但内核却是一致的：法治和民主监督！……在美国和意大利是靠完善民主监督机制，靠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在香港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之下的廉政公署，在台湾，黑社会的大小则是和公民社会成反比的……

杨恒均 2009-10-20

常常有网友写信问我，你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你写的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吗？你怎么会观察到那些事？写这些信的网友大多是喜欢我的读者，但也有不少是“来者不善”的。例如，那篇《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在受到潮水般的好评之时，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你写的是真的吗？卖鹅蛋的婆婆真那样说了？怎么都被你碰上了？不是你编造的故事吧……

其实，如果考虑到我常常借小故事发挥大道理的杨氏文体，编造故事确实很吸引人。每当我想引用一个耳闻目睹的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想修改这个故事的某些细节甚至结局的冲动来为我的大道理服务。可是，直到今天，我始终能够守住这个底线，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曾经用编造的故事以及并不存在的历史来“教育”我，让我如此讨厌刘文彩，更让我痛恨自己——为什么我就和雷锋有那么大的差距？

如果你平心静气地阅读我的博文，不要被我的“借题发挥”转移了视线的话，你会发现，我引用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小事。我也可以向你保证，除非有记忆的误差，所有在我博文里出现的真实故事都是原封不动的。如果你再怀疑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别忘记了，所有的事不都是你知我知的，还有天知地知。为了你认为的“真理”而去改变一丁点的真实，你将会付出足足玷污你的“真理”的更多谎言去掩盖真相。

有些想写博文的年轻人可能要问，如果你的故事没有加盐添醋，为什么会深深触动我？你可以告诉我如何观察这些事情、如何写作吗？

对于这些年轻朋友，我就“好为人师”一次吧：想要写我那种博文的网友，除了你自身的知识结构外，一定要有相对丰富的人生经历，而这两点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难的是，你需要不停地学习，你需要岁月的磨练；不难的是，这些都是可以改变，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相比较而言，更难以改变，或者说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可能无济于事的反而是我们缺乏了良心且日益麻木的心。为了便于年轻读者更好的理解，我就拿这两天亲身经历的两个小故事来说事……

刚刚登陆中国，我要先洗个脚……

我是10月14日晚才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16日晚就赶到东莞厚街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当晚住进东莞嘉华大酒店后，我们四位朋友一起去洗脚（具体地点：五星级嘉华酒店的浴足城四楼）。由于房间紧张，我和一位朋友分在一间房间（这位朋友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和杂文家）。等了有10多分钟，两位20出头的洗脚妹妹才忙完前面的赶过来。一边洗脚，一边聊天，初中毕业的女孩子来自湖南，小学毕业的这位来自海南三亚。她们大概为了打发时间，总是找我们聊天，我们无法继续刚才的聊天，也就开始和她们聊了起来。不一会，我向朋友建议，我们不如来个小调查，问一下两位女孩对国庆大阅兵的看法，因为两位洗脚妹进来前我们也在聊国庆大阅兵。朋友点头同意。

于是我问两位洗脚妹妹，你们怎么看国庆阅兵？两位异口同声地说，很好啊。

我继续问，你们认为好在哪里？两位的看法稍微有些不一样，一位说，很整齐，另外一位说，很强大，很威风。

我们又继续问，但这种大阅兵其他国家都没有，或者说没有我们的规模大，你们怎么看？

这时两个女孩子都有些兴奋，其中一位说，我们强大了嘛，很好。另外一位说，中国和其他的国家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很特殊，但很好。

说到这里，两位女孩子的态度挺明确了。我又继续问那位中学毕业的女孩子，这种阅兵除了好看和威风之外，当然让我们都感到“很爱国”，但你们能想到什么其他的意义？

这时，一位洗脚妹反问了一句，你说，美国人是不是气死了？

我大吃一惊，因为她们进来后，我好像没有提到任何我刚刚从国外回来的背景，虽然提到了北朝鲜，但好像没有提到美国，所以，我不解地问她，为什么美国人会气死呢？

她开心地笑着说，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先进的武器啊，我们有，所以我们都展出来。

说到这里，另外一位洗脚妹加了一句，他们还很害怕吧？

接下来的对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和朋友虽然也试图解释几句，但今天是我们花钱来买她们的服务，不是我们来免费给她们上课的，而且，神奇的是，大概由于广交会，她们接待客人太多，我感到那位女孩的手始终有气无力，很不过瘾，但当她们说到祖国的国庆阅兵差点让美国人气死，让美国人都感到害怕的时候，我陡然感觉到她手上的力道猛增……

洗完脚，我还要洗头……

东莞的会议没有结束，我就因为有事急忙回到广州。利用空闲时间，于18日——也就是我投入祖国怀抱的第5天前往广州五羊新城的一家发廊。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打断我问，老杨头，为啥回国那么忙，却又是洗脚又是洗头滴？

诸位有所不知啊，你知道在国外洗脚多少钱吗？虽然洗脚妹大多是祖国大陆输出的人才（部分是越南妹），但那价钱足足可以让我去为她们洗脚耶。所以，这些事，包括洗脚搓背和理发，如果出国不超过一个月，我都是等到回到祖国的怀抱才干滴。

言归正传，话说我忙里偷闲去理发，躺下洗头的时候，那洗头妹一度让我想起了洗脚妹，我甚至从她的手上闻到了脚丫的味道。不过，这种胡思乱想很快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原来是离我头顶不远的一位女士的电话。我听到她通过电话的对话，没有几句就知道她是在和一位地产经纪讲话，在大概只有一分钟的通话中，我听出她拥有四间要出租的公寓，其中有两间租出去的，另外一间正有客人通过经纪在讨价还价，她在电话里告诉经纪，这一套不能降价，但她还有一套，楼层稍高一些，可以这个价，房号好像是702。

由于她坐得离我洗头的地方很近，我没有办法不“偷听”到她的通话，我心里稍微有点不安，但、随即想到这是在自己的祖国，我自己的电话保不准多少人在偷听呢？这样一想，就心安理得起来。

过了一会，相同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我又听到这位在我头顶上的女士那熟悉的声音。这次，好像是一位和她不熟的人士打进来的，是一位朋友介绍的，女士说，啊，我就是，你说吧。

于是那边开始说，这边沉默了好一会之后，她才开口道：是故意伤害吗？起诉了没有？

没有声音，那边在讲话，她的声音响起来时有些犹豫：已经起诉了？那就难办了，加上又是故意伤害，再说，这案子不是我经手，很难办……

她的话大概被打断了，一阵长久的沉默，过了两分钟的样子，我头顶上的女士开始偶尔“嗯嗯”两声，中间插了一句：都起诉了，那点钱不够的。

这一句话却明显的压低了声音，保持了足够的警惕，这时，洗头妹开始放水冲我的头，有半分钟左右，我什么也听不到，等到洗头妹再在我头上抹上洗发液（洗头妹：老板，要便宜的洗发液还是贵的？杨恒均：当然是便宜的那种啊！），我发现，她还在听那边讲。

过了一会，她打断对方，声音压低到我不得不发挥自己的专业水平的地步：……庭长换人了，来了一个新的……不是钱多少的问题，你没有明白，他（指庭长）和我们不熟，看上去很死板，我还摸不透……嗯，这样吧，这事我不能保证，我得先看一下，这样吧，你把那个人的名字（指故意伤害人被起诉了的那个被告）发到我手机上……

当我洗完头起身走向理发椅时，我马上戴上眼镜，以专业的目光瞥了一眼还坐在那里为头发美容的女士，我心中暗暗吃惊，天啊 ，以我敏锐的目光，我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一位拥有四套房子的女士？更难想象，这位普通的女士是在人民法院工作的？更看不出，她还是一位收了钱就有办法把一位犯了故意伤害罪的人弄出来的人民法官……啊，祖国培养了我锐利的间谍目光，我却用这目光对准了祖国身上的毒瘤？

写出杨氏博文的两个“心法“

当我走出那个并不高级的发廊，头发恢复了一个月前的风采，我本来应该感到高兴，但我心情郁闷得一塌糊涂。我的敏锐观察力不都是天生的，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后天培养。曾经有网友问我，老杨，你这样走南闯北，口无遮挡，难道你不怕世界各国的间谍特务跟踪你、监视你、利用你？

我说，你放心，这个世界上好像还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够忽悠我而不被我发现的间谍特务（除非是美女间谍哦），谁都不想自取其辱。

可是此时此刻，我却很失落，那就是我这双锐利无比的小眼睛失去了为祖国大展宏图的锋芒，不再能够在国外为共和国寻找敌人，却处处在祖国大地上——从主席台上，到广场上，不管是在洗脚的酒店，还是在洗头的发廊，看到一位赤子不该看到，也不应该看到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又借题发挥，扯远了，忘记了自己只是一名写博客的，也忘记了今天讲这两个刚刚经历的小故事的目的了——我本来是要用这两个故事向年轻的网友“言传身教”，谈谈杨氏博文是如何写出来滴。

从第一个洗脚的故事里，大家可以看到，如何做一个有心人。对于很多精英，甚至生活稍微好一点的人，他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和一位东莞的洗脚妹接触聊天，更不用说和自己不同阶层的民众交流，这可以理解，大家都很忙，可是，如果一个人想多了解一下社会，不妨做一个有心人。利用“工作之便”或者茶余饭后的娱乐时间，多聊天，多问问题，你会从她们的回答中学到很多。记住，不要老想着教训人家。例如，洗脚妹告诉我的“我们那些先进武器把美国人气死了”的话狠狠地教训了我，让我清醒地认识到：《环球时报》等各大资金雄厚的媒体比我老杨头厉害何止百倍？

至于第二个故事，即便你没有长着一双间谍的耳目，估计你也比我听到更多、看到更多，甚至你自己都切身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可你见惯不惊，根本不会像我杨恒均一样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弄得读者因此怨声载道，甚至引来“一小撮很明白真相的群众”对我进行辱骂……

好了，今天好为人师就到此结束，在下课前，我想悄悄告诉很羡慕我动不动就写出几千字博文的网友一个秘密：我根本不会写作，更不是作家，也只是胡乱顺手在电脑上打出几篇博文。

可如果你仍然痴心不改、执迷不悟，一定要步我后尘，也想写这种杨氏博文，我不妨告诉你观察和写作的两个心法：要想观察到身边这些普通的事，你的心不能太麻木；而要写出这些和你没有多大关系的事，你还需要一点点良心……

杨恒均 2009-10-18 广州

陪小儿子看牙医，我有如上刑场的感觉……

上午，我开车带九岁的小儿子去看牙医。从后视镜中看到他一路上表情肃穆，若有所思，大大不同以往一个人时也能手舞足蹈、自说自话的样子，一问才知道，他不想看牙医。他还说，一想到要看牙医，他就很Sad（悲哀）。

看到儿子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真有点于心不忍。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一门职业叫“牙医”，工作就是在你嘴巴里鼓捣，让你长大后的牙齿好看点。虽然现在满嘴的牙齿有些磕磕碰碰，颇显“峥嵘”岁月愁的痕迹，可看到儿子这样的难受，我还真觉得牙齿丑点也无所谓了。

在澳洲看牙医昂贵得让人心疼，但更让人心疼的是儿子看牙医时遭罪的样子。不过想到儿子长大后，拿得出口的“牙口”可以吸引更多妹妹，于是我就只好咬紧自己一口漏风的牙齿，威逼利诱全用上，一次又一次把他带到牙医那里。

我们来到诊所，牙医还没有戴好手套，小小身子的他却已经利索地躺上诊椅，调好躺姿，让嘴巴正好在聚光灯下，乖得让人心疼——也难怪，他已经看了十几次牙医了。当戴上手套和口罩的牙医走向他的时候，儿子还是忍不住如临大敌的样子，陡然让我有了种自己正在刑场上的感觉……

大儿子学开车，我紧张得袜子都湿透了……

下午，我的计划是抽一个小时教十七岁的大儿子开车。这之前，他和同学一起去交通部门通过了笔试，等我教会他开，再考过路试，他就可以自己开车了。在这里，孩子成年之前就纷纷学会开车，学开车好像是成年仪式的前奏。盼望儿子长大，可真感觉到他已经长大了的时候，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虽然他早已经高过我半个头，可在我的眼中他还是一个孩子，让他坐到驾驶座位上之前，再次充分地发挥了我长篇大论的才能，叮嘱来叮嘱去。从他坐上驾驶座开始，我就开始紧张起来。可哪里知道，由于他们这代人从小坐车，车感几乎是天生的。果然，今天第一次抓住方向盘，可半个小时后，他竟然在乡村路上左拐右转了。问他是否紧张，他说没什么。可当我回到家里脱下鞋子时，我惊觉自己的袜子完全湿透了。我当初是如何学会开车的？我父亲当然没有能够坐在我旁边，而且，我记不起来我当时是否有如今天这么紧张过……

有了儿子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对责任和爱也有了另外一种认识，同时知道了这世界上，一个人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当我从小立志要到处游荡走遍千山万水的时候，我也在大儿子出生的第一天就想为他找到一个和谐、安全的地方……

为他们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到美国去学习和工作，我把老婆孩子带到了美国。但很快我就发现，作为政治中心的华盛顿虽然是我大展拳脚的地方，但却肯定不适合我的下一代居住，除了我这人和美国结仇太深之外（担心他们报复我），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感觉到美国人以自己为中心——这种以华盛顿为世界中心的心态实在有问题。当时我对“中美必有一战”并不完全认同，但我心中隐约觉得，也许有那么一天，这里会成为恐怖分子引爆原子弹的地方。

相比而言，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与洛杉矶就更安全一些，可我却也不愿把儿子送到那里去，因为我害怕地震，而那两个城市都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历史上也发生过几次致命的地震。温哥华倒是不错，就是太冷，一年有一半时间只有眼睛能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剩下讲英语的地方不多了，澳大利亚悉尼成为首选。

澳大利亚悉尼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犯罪率也低，我能够在兼顾自己的事业和理想的情况下，让大儿子从美国移民到这里定居，让小儿子出生在这里，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然而，生活在自然灾害最少、政治制度相对不坏、社会福利最完善的澳洲，却并没有彻底消除我心中因爱而生的担忧和惧怕——那是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与生俱来的，包括生老病死、活离死别……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人到四十，也进入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而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却是无与伦比的——我感觉到自己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不但有现在，还对过去和未来有了另外一番新感悟：我从儿子身上看到未来，从父母身上经历了过去。

看着生命力如此旺盛的儿子，我希望明天快点到来；可面对日益衰老的父母，我希望今天永远别变成昨天。母亲去世前后的这两年，我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关于生命的课业。

有一个终身难忘的场景，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找不出原因，在哥哥帮母亲翻身的时候发现她后背有一个血窟窿，当时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她老人家笑着说，哈，（病情恶化的）原因找到了，原来是藏在我背后的一个小火疱。

由于白血病完全摧毁了母亲身体内的防疫系统，这个两天内由小火疱生成的血窟窿，一点一点地漏掉了母亲最顽强的生命。在那个时刻，面对乐观却难掩虚弱的母亲，即便我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感受到的也只有生命的脆弱和人类意志的软弱……

这些年走南闯北，也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博爱，尝到了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人情冷暖，但对儿子和父母的爱，却雷打不动，也成为我人生前行的动力。这种爱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如果能够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话，那甚至连西方空泛的博爱都要相形见拙。

小儿子的第一张名片……

晚上，小儿子在我的钱包里找到一张我的名片，他把玩了一会，走到一边写写画画去了。过了一会，他拿着一张小纸片过来，我接过小纸片一看，原来他为自己做了一张名片。和我那张名片的设计一样：名字、电话号码、地址，照葫芦画瓢，像模像样。

儿子自己设计的这张英文名片和我那张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在我那张名字后印有“博士”头衔的地方儿子写了更长一行字。我扫了两眼，却没有一下子搞懂是怎么回事。这行字直译为：生命形式：人类（Life form: Human），我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我是人嘛。我恍然大悟，随即故意夸张地说，啊，原来我的儿子是人类啊？儿子不理我，我只好又问，难道还有不是人的？

儿子一听就脱口答道，当然有，还有猫啊、狗啊、虫子啊，还有树，还有机器人、太空人和mutant、吸血鬼和上帝……

儿子大概对我这个博士如此“无知”很不屑一顾，而我要好久才回过神来。下次印刷新名片的时候，我也会在名片上注明我是一个“人”，那将时时提醒我做人的骄傲，和做人的谦卑！

有所敬畏，才能无畏……

夜深人静了，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虽然我对很多学科浅尝则止，对很多地方放走马观花，但人到中年后，还是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最高深的学问其实是宗教。几乎所有的学问都是关于生的，只有宗教是关于死的。我认为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有福了。

有朋友在采访我关于中国局势的时候顺便问道，当今中国最让你感到害怕的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最可怕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第一次出现了那么多人（大概有十亿人吧），他们除了相信自己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信仰，他们认定死亡是一切的终点，从而出现了最大的一群害怕死亡的人……

有笃信宗教的朋友写信给我说，看到你如此艰难的推广民主，我们都为你难受。不过，如果大家都有了ＸＸ宗教信仰，民主得来将全不费工夫，所以，他们建议我先推广宗教。我回答说，任何人推广宗教都应该是因为他们相信宗教，如果只是相信宗教能够带来民主而去推广宗教，那就是对宗教的玷污，是“披着宗教的外衣” 。

我想去相信，但谁能让我相信？或者是谁让我们再也无法相信？落后的经济可以赶上来，体制改革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弄残一两代知识分子后还会有后来人，砸烂的教堂和寺庙也可以重建，而唯独这信仰，却不是说建立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宗教无疑能够把人类带向更高的精神境界，然而，我也发现，到达这更高精神境界的路也许并不只有一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和信仰不同宗教的朋友交流，我分明地感觉到他们说的那种信仰、追求和感受竟然如此熟悉。这才知道，你可以把自己的理念、追求和信仰当成你一个人的宗教。

无论是宗教情怀，还是人文关怀，又或者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对于没有信仰的人，都是遥不可及的。信仰就是让我们有所尊重、有所追求和有所敬畏，只有有所敬畏，才能做到真正的无畏……

杨恒均 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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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法西斯是怎样炼成的？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浪潮》（DieWelle）的故事情节如下：一位叫文格尔的高中老师要去对一群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无忧无虑的高中学生讲授“独裁专制”课。第一堂课他就受到这些个性鲜明的孩子的嘲弄和抵触。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独裁专制，也不想知道，因为那玩艺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一样，离他们很远了。

文格尔为了让这些高中生理解什么是独裁专制以及法西斯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一道理，决定改变教学方式。他别出心裁，准备做一个“法西斯”实验，把自己的课程变成“法西斯速成班”。当然，要实验“独裁专制”，最需要的是一个“元首”，作为老师的文格尔当之无愧，这一点同学们没有意见。

文格尔老师是如何实行“独裁”的呢？星期一，他面带微笑地告诉眼前这些“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的高中生如何利用课堂的空间实行对身体有益的呼吸和简单运动，促进血液循环——这可比教授那些枯燥的“法西斯”有趣多了啊，而且，好几个学生在照做之后果然感觉舒服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同学的兴趣被调动起来，最后大家都开始按照文格尔的“命令”做促进血液循环的运动。随后他们按照文格尔的要求，结束了课堂上东倒西歪的历史，端端正正地坐好了……

接下来的星期二、星期三等温文尔雅的文格尔强调了纪律和团结，强调了大家要有集体主义精神，要互相帮助。这些话放在任何团体里，都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对这些从小散漫惯了的高中生，更是有一种崭新的感觉。例如，弱者不再害怕被外班的流氓同学欺负，因为在集体主义精神下，文格尔这个班级同学团结如一，一致对外，就算你是强壮的大流氓，你能打得过整个班级的同学吗？中国俗话怎么说的？一支筷子容易折断，但一把筷子呢？

当然，班上也有几位同学对这种一下子改变了生活方式的做法不以为然，可他们马上遭到了集体的反对。这个被同学们取名“浪潮”的运动，一下子显示出了力量和效率的优势。一些放学后无所事事的同学也找到了精神依托，不再精神空虚到处游荡，开始为集体出谋划策，组织活动，结果大家都被“组织”起来了……

很快，有同学建议组织的人应该穿统一的服装——啊，当他们穿上一样的服装之后，他们看上去是多么的平等啊，男同学不再有人穿高级名牌，有人穿得破破烂烂，差距一下子消除了；而女同学也突然发现，有了集体规定的统一制服，她们少了最大的烦恼：每天早上不用再为今天穿什么而绞尽脑汁……

少数几位认为这样做太离谱的同学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来自组织里的同学，而不是文格尔，当这些反对“组织”的同学仍然不向“浪潮”靠拢的时候，他们受到排挤，甚至被“集体”赶走……

这时的文格尔除了强调纪律和集体之外，仍然什么也没有干，但由于全班的同学——也是“浪潮”和“组织”里的人越来越以他为中心，以他马首是瞻，他的笑容越来越少，脸色越来越严肃。大概在第四天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个实验课，而我也感觉到文格尔已经从老师变成了“元首”。文格尔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为了扩大“浪潮”的影响，让这个班级看上更像一个集体，有人建议“浪潮”运动应该有自己统一的手势和标志。当手势被选定后（一种在胸前划一条波浪形的手势），我们看到镜头中第一次做这个动作的学生们还有些不好意思，动作做得也不整齐，但在文格尔亲切而威严的目光督促下，同学们反复练习，不一会，全班同学已经可以做得整齐划一了……这个原本是有点游戏性质的实验课，发展到这里几乎让所有的观众都会和我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包括那个整齐划一的动作，不能不联想到“Hi Hitler”的那个给世界带来灾难的纳粹手势……

和任何一个集体一样，这个集体少不了狂热的积极分子，实际上他们比文格尔本人看上去要积极得多，“浪潮”的很多活动和动作都是他们建议和设计出来的。几位积极分子利用夜晚把“浪潮”的标志刷到校园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当这个班和其他学校比赛的时候，积极分子要求全体同学必须到场，一起高呼口号加油……

你们就是法西斯！

文格尔的实验课终于引起了他的女朋友（也是该校老师）和其他老师的警惕，她提醒文格尔，他的所作所为正在和这个社会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走得太远了，一开始文格尔甚至狡辩了几句，说学生喜欢他，尊重他，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自己要像其他老师一样，上完课就把学生丢在一边，毫不关心？

可是当文格尔发现一位学生由于太尊重和热爱他，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睡眠彻夜守在他的门外保护“元首”的时候，他终于感到了极大的不安。

于是，在五天过后的星期六，文格尔把穿戴一样，做着一样手势呼喊同样口号的同学们集中到大礼堂，让加入“浪潮”组织的同学们谈一下过去五天的感受。感受到集体主义魔力的同学纷纷说出自己的感受，找到了平等的感觉，成绩不再重要！找到了新的关注点，新的兴趣！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甚至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而当一个同学提出异议，对“浪潮”运动过去五天的表现进行严厉指责的时候，竟然遭到了所有“浪潮”运动参与者的群起而攻之，甚至被骂为“叛徒”，几位积极分子最终把这位异议分子揪上了讲台。

看到这个场景，文格尔终于开口说：同学们，大家还记得五天前我们为什么搞“浪潮”运动吗？其实，我们只是在搞实验课，通过这个课，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离我们有多远……

当所有的同学都聚精会神的时候，文格尔继续说，你们看到，这就是独裁体制，这就是法西斯！

这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原本就到此为止，但作为电影，导演却加了一个结尾：当一位“浪潮”积极分子猛然醒悟到自己准备全身心投入的“浪潮”只不过是一个教学实验，只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他冲上讲台，开枪误杀了扭送“叛徒”上台的“浪潮”成员……

在现实中，这个结尾并没有发生，这场实验课并没有死人，老师文格尔也没有被警察抓起来。可是，加了这样一个结尾，我不但不觉得是画蛇添足，而且还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那种集体主义发展下去，结果都差不多。这虽然是微缩的法西斯班，但却是被历史上大得多的政治实体反复证明了的：斯大林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也证明了，当今地球上，还有少数专制独裁国家在继续用人的生命证明这一真理（例如北朝鲜）。

好消息是：我们离民主其实也只有五天的距离吧

假期看了近30部电影，但这个电影对我的冲击要超过任何一部，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我正好有一位读高中的儿子在比电影当时反映的那个时代（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还要自由的国家读高中——

这电影里的那些高中生几乎和我儿子一模一样：相同的社会制度，相同的教育制度，相同的生活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相同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那是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所拥抱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必然结果。我和儿子生活成长的背景截然相反，我是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熏陶下长大的。

但我得说，有时看到西方的孩子无所事事、个人主义比较严重（注意：这里的个人主义并不是极端自私主义，两者区别很大，他们只是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主义，不会为了所谓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他们会对要求牺牲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抱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还真感觉到“文格尔”老师做得没有什么不对。可是看完这部电影，我深切地认识到，不管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什么制度下，其实我们离开独裁专制和法西斯、法东斯并不遥远。

更可怕的是，就我近距离观察在西方长大的孩子，一旦真的开始灌输他们法西斯和独裁专制，也许五天太夸张，但绝对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很可能又会出现很多希特勒。这真正动摇了我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真是根植在人类本性之中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吗？另外一个反证是，如果对上面的问题是肯定的答复，那么，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为什么只有最近的一百多年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才最终在制度和社会层面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也许，无论是集体主义、独裁专制还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都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既是每一个个人选择，也是一个集体、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选择。我在以前和一些网友讨论老百姓到底要什么的时候也说过极端的话，我说，我们别争论了，你喜欢专制，我喜欢民主，不会有结果的。这样吧，去找一群没有被某个国家的教育污染过的文盲，分成两组，然后你告诉他你的集体主义，我告诉他们我的个人主义，你告诉他们专制体制的美妙，我告诉他们民主制度的无奈，等过一段时间——就五天吧，我们请他们自己选择，好不好？我坚信，选择民主体制的要远远多于专制体制的。原因很简单：没有灵魂的扭曲，没有被洗脑，资讯开放，真正有言论自由，才能保证法西斯不会卷土重来，民主才能开花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离开独裁法西斯可能只有五天之遥，但我们离民主，其实也只有五天的距离而已！

你发现没有？独裁者一般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

这部电影对我另一个冲击则是当文格尔宣称“这就是法西斯”，大家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就把自己变成了法西斯的时候。这就是法西斯？那么，如果电影导演不安排一位狂热分子开枪打死人，那么，这也是法西斯？他们做错了什么？集体主义吗？互相帮助？抱成一团？还是让这些毫无纪律更无集体观念的孩子们找到了共同的目标？让弱势的个体借助集体的力量变成了强者？让大家都变成了统一制服、统一手势、甚至统一行动和想法的平等集体的一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文格尔”的实验课，知道这个课程给我最怪异的感觉是什么吗？是这个发起“浪潮”以及成为某种独裁专制小集体的领袖的文格尔从始至终是一位不错的老师，一位不错的人。更让人不解的是，文格尔从头到尾要求学生们做的集体主义活动，不但没有什么大的错误，而且都是以关心、爱护学生的名义进行的！

——他让学生们一起做对身体有益的小锻炼，他让学生们端端正正地坐好，他关心集体中的弱智……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在集体、团结、关心和爱的名义下进行的？我的读者中绝大多数并没有像我一样在西方生活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自己上高中的儿子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熏陶下变成什么样子。有时，我真想有一个“文格尔”式的老师来关心一下我的儿子，告诉他看书的姿势、如何做眼保健操、如何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可是，这个电影让我想起了我早有的一个看法：所有的独裁者都认为他们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比你更关心你自己，甚至比你更爱护你自己啊！

《浪潮》毕竟是一部电影啊，是艺术的加工啊，那么，现实又如何呢？让我们暂时离开虚构的电影故事，但对照电影折射的道理来回顾一下历史上所有的“独裁专制”，包括希特勒和斯大林，我们会惊讶的发现，那些独裁者其实在建立法西斯独裁专制体制的时候，几乎都像这个影片中的“文格尔”一样，是带着微笑，带着关爱，举着要为集体谋幸福的大旗的，不管他们是用欺骗的手段，还是枪杆子，他们的愿望是得到大多数民众认可的，甚至支持的。例如希特勒，他上台后建立的法西斯，可谓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甚至也为德国普通民众包括工人带来了高福利。

我们也可以再从反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元首告诉大家独裁就是要剥夺你的人权，霸占你的劳动，就是封杀你的言论自由，请问，他们的独裁专制体制还能够建立起来吗？老百姓还会跟着他们走吗？就连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也是用推翻皇帝分田地的方式来号召民众的，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开始就说，我推翻旧皇帝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

在《浪潮》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学生们在一个“元首”的引导下，逐渐选择了独裁专制的“体制”，电影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独裁专制甚至法西斯上台和延续不都是靠枪靠炮，更多的是靠被这个制度奴役的普通民众的愚昧和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独裁专制甚至法西斯都是那个国家老百姓“选择”的！

——你告诉我，一个蓄小胡子的希特勒竟然能够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德意志民族陷入万劫不复？而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希特勒德国的苏联人民怎么又会匍匐在杀人狂斯大林的脚下？一个湖南人就在近十亿人口中轻易发动了一场据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穷得还有民众饿死的小小国家，竟然搞出了世界上任何强国都弄不出来的十万人整齐划一庆祝生日的表演　（北朝鲜的“阿里郎”），而它的观众只有一个独裁者？！

我们常常形容独裁者为“孤家寡人”或者“独夫民贼”，其实恰恰相反，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集体主义的推崇者和组织者。他们用集体主义把民众变成绝对平等的人之后，他们却应了《动物农庄》里的一句话：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比所有的动物更平等。他们帮助民众选择道路，他们声称他们比民众更加热爱民众。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就变成了集体的元首、核心和领袖。当每一个依附集体的人都开始为集体服务的时候，那个集体就开始只为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利益集团服务了。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不但没有救世主，也从来没有比我们自己更关心和爱护我们自己的统治者。那些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号，泯灭个人自由和特征的独裁者，其实要彰显的不是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空心的集体主义精神，而是他们自己的肆无忌惮的个人自由！

最后说点题外话：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浪潮》这部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的电影还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启示：就在大多东方人（特别是一些中国人）哀号我们因自己的文化和人种而走不出专制，永远不适合民主的时候，一位西方的导演用电影告诉我们：东亚病夫，别自卑了。看看这些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堡垒的白人孩子们，只需要五天时间，他们就变成让所有中国独裁者自叹弗如的青年法西斯！

而这部电影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是有事实依据的。这部电影同样不是拍来为西方宣传、给中国人看的（至今没有中文版本），人家拍了自己看，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当然一个班级同学的所作所为，远远够不上“独裁体制”，也不能说是真的法西斯，可如果扩大到整个国家呢？如果“文格尔”不是老师，而是国家的元首呢？如果他用一点关心、一点爱、一点纪律、一点服从号召的不是一个高中班级而是整个国家，他泯灭的不是一个高中班级而是整个国家国民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呢？是的，那就是真正国家意义上的法西斯了。——在不久的过去，曾经出现在民主和文明发祥地的欧洲大陆。

这部电影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教育和启蒙的作用。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一说到“启蒙”两字，就讳莫如深，仿佛这是“目中无人”和“自以为是”的代名词。其实，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欧洲的启蒙历史就会发现，这不但是一个漫长的百年启蒙，而且所有的被后世认为是“启蒙者”的人，都有一个特征，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从几乎所有的启蒙者在后期都反思了自己前提的启蒙思想，在后期都发展了前期的思想可以看出来。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这样说，欧洲的启蒙运动，首先是启蒙者对自身的启蒙。

当然任何民族最大启蒙始终是对孩子们的，也就是对孩子们的教育。这也是《浪潮》这部片子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对孩子们的教育直接关系到民族和人类的未来。《浪潮》用反证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教育出了问题，不需要一百年，也许只需要五天，那么他的年轻人会在邪路上争先恐后，最终把民族和国家带向死胡同，甚至深渊……

那么，我们的教育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启蒙者的话——我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对自己进行启蒙的启蒙者：我也许要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把自己从过去的教育中启蒙出来！

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是的，出问题了。也许你认为这种泯灭个性、扼杀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只是阻止了人文领域的“大师”的诞生，其实，在科学方面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在看《浪潮》电影后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今年诺贝尔的名单又开始公布了，当我看到世界上至高无上科学奖项中又有华人名字的时候，我是悲喜交加。

我喜的是这已经是第九位华人科学家得诺贝尔奖了，如果你把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算成一个“种族”的话，那么，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这个“种族”已经在短期间内有九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按人口比例计算，在世界各大民族中排在前列！），这是一个何等优秀的族群啊！那些说东方人智力低于白人的人应该羞愧得自杀！——而且，你想到没有，香港是被清廷割让给英国的，台湾是被60年前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赶到台湾岛的，而海外华人，有几个不是背井离乡，甚至是被卖猪仔到海外的？！

我悲的是，这所有的华人诺贝尔得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没有在过去60年里接受我们在大陆所受的那种教育！我悲的是，我们还有和这几千万港澳和海外华人一样同根同族的13亿人，在接受那种不但出不了人文方面的大师，也出不了科学大师的教育！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用文格尔的方法培养我们的孩子，向他们灌输没有灵魂的集体主义，泯灭他们的天性和个性，当我们以为统一思想、整齐划一就是强大的时候，却发现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竟然在过去60年没有培养出一个顶尖的科学家，我们甚至不知道逃离专制独裁有多远了，也不知道离民主还有多远……

杨恒均 2009/10/8

这个10月5日是澳大利亚劳动节，小儿子将参加由他们老师合办的音乐会的钢琴演出，这还是自从儿子几年前学弹钢琴后第一次登上大舞台独奏。于是我起了个大早，盛妆出席。临到儿子上场时，我发觉自己心情之激动，竟然超过了当年自己登上大舞台时……

在他这个年纪，我已经多次登上舞台，最早是文艺表演，记得当时我上台时众星捧月似地站在载歌载舞的小同学们中间，只因我高举着那些比我还高大的画像，有毛主席像，有雷锋的像。后来再上台就是表演吹笛子和拉二胡。独奏二胡的时候已经上初中了，那次登台成为迄今为止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幕，那一年我已比眼前的小儿子要大好几岁了……

当时我登上的虽然是露天土舞台，却硕大无比，而且下面有成千上万的街坊邻居、学生和公社社员；如今儿子登上的舞台却要精致得多，是靠近悉尼歌剧院的悉尼音乐厅，观众大多素不相识，还有一半是洋人。当时，我独奏二胡；如今，儿子弹奏的是钢琴——一钢琴有很多键，每次都听得我满耳满脑嗡嗡响，挺震撼，可只有二胡的两根弦，才能连接我的心弦。

上次儿子见到我时可怜巴巴地问，Daddy，我可以不学钢琴吗？听得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于是问他，你不学钢琴，那你喜欢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游戏。

也许是因为我在他这个年纪时（上个世纪70年代）没有游戏的缘故吧，无论是笛子还是二胡，我都是被它们的声音吸引而主动要求学习的（学习二胡有我老师的引导，推荐读者阅读《我的老师李广学》）。练习拉二胡的第一年里，手上就脱了两层皮，那时我和现在的儿子差不多大。

学钢琴要考级，请收费不菲的私人老师辅导，过一段时间考一级。当他们说某人弹钢琴的级数很高，意思就是很厉害。如果说某某人是钢琴王子了，那意思就是说可以到鸟巢去表演，可以去为高级领导人的孩子做家教，可以去为外国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独奏——

哪里像我生活的那个地方，还有那个时代啊！记得我有一位表哥，他是搬运煤球的工人，会吹箫。有一次母亲对我说，你看啊，你那表哥一吹箫，隔别的老太太就抹泪……表哥不搬煤球的时候，就能够把箫吹得如泣如诉，总能挑起邻居老太的伤心事儿——那时的邻居老太，谁没有伤心的事儿呢？我不知道吹箫是否也能够考级，如果能的话，那评定最高一级箫声的标准一定是看能不能让邻居的老太伤心落泪吧？

我刚开始练习拉二胡的时候，邻居的叔叔总是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调侃道：鸡还没有杀死啊？两年后，当我再在走道或者院子里拉《良宵》和《二泉映月》的时候，匆匆而过的邻居们的脚步越来越慢，脸色越来越凝重，终于有一天，那位说我在“杀鸡”的叔叔走过来小声抱怨道，小小年纪怎么拉得这么悲悲切切的？怪难受的，你还是拉《赛马》吧……

《赛马》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二胡独奏曲，我拉得很好，总是在表演或者人多的场合拉，可我并不喜欢。父亲告诉我，中国的二胡只适合拉那些哀婉凄凉的曲调。所以，独自一人或者我想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最喜欢拉《二泉映月》，一遍一遍地拉，先是把大人们拉得心情沉重，最后，拉得小小年纪的我也悲从中来。拉到动情处，眼睛和脑子里不再有二胡，也听不见乐声，只有一位瞎子老头牵着那位衣不蔽体的小女孩在凄风苦雨中蹒跚而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还不那么懂事，但从我每一次都能用二胡的琴弦拨动大人们的心弦来看，成年人心里大概都和我们这些孩子一样，藏有隐痛，活得并不开心，那是一个哀伤的年代。

在那个哀伤的年代我选择笛子和二胡显然不是心血来潮，那时虽然还没有武侠小说，可我从小就期盼自己怀揣笛子，仗笛天涯，看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就盘腿坐下来吹奏一曲，碰上人间路不平，就抽出长笛当剑……

可惜由于人小气短，我不得不放弃笛子而改学二胡——没想到就此早早结束了少年气盛的幻想，而从此沾上了二胡特有的苍凉。上大学和参加工作后，我已经不再拉二胡了，然而，每当行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脑海里就有那几首伴随我走过少年的曲子萦绕——我隐约能够辨析出那正是我当时拉出的音韵。我的二胡，我的音乐，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也让我在长大后的今天，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

也许这正是我期盼儿子能够学好一门乐器的原因吧。我希望他能够从乐器声中感受到未来的振颤，而在未来到来的时候，也不会淡忘过去的岁月。然而，不一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表演，甚至还有不一样的我，以及我那不再一样的心情。我，拿什么来说服儿子热爱钢琴、热爱音乐？

当我的思绪在三十年的时空间飘来荡去的时候，儿子的表演结束了，小小的他站起来，一本正经地鞠躬，掌声响起来，这一刹那，我知道，只有掌声依然没有变……

杨恒均 2009/10/5 悉尼

中秋要到了，国庆长假期也来了，我喜欢五仁月饼，但不敢吃了；海外华人们庆国庆大摆筵席，我也不敢去了，我很郁闷啊！

这事源于前两天我自作多情之举。我的两篇与共和国一起忆苦思甜的文章贴了两张我年轻时的照片，结果立即引来一片赞叹：帅哥啊，潇洒啊……就在我晕晕乎乎自鸣得意的时候，来信、评论和留言的话锋急转直下：老杨，这是你吗？老杨，你年轻时候真好看啊；天啊，看了你的照片，知道了什么叫岁月不饶人啊；真不敢相信照片上的小伙子是你，你该减肥了；肥猪……

我很郁闷啊。我长的这样子，也就对得起自己，所以，如果有人拿我和别人比，说我长得太对不起观众了，我即便不服气，也不会吭声。可是现在人家拿过去的我来“攻击”现在的我，我就要跳起来回击了，反正也不会误伤其他人嘛。

在44岁人生的旅途上，我一辈子都在战斗。我与之战斗的最大敌人不是外界的，而是内心的。或者这样说，当下的我一直在与过去的我搏斗，每打败一次过去的我，我就得到一个更新过的我。正因为这样，我始终认为现在的每一天都比过去更有意义，而未来的每一天也将比此时此刻更令人期待。

可在网友的眼中，我却被自己那两张老照片“击败”了。说实话，我自己一直没网友看我照片时的那种感觉。看到镜子中那张故作沉思却难掩苍凉的44岁的脸，再对照十几二十年前的老照片中的那个我，我更加喜欢镜子中的那张脸，因为那张脸上刻满了经历和想法。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这个感觉，我的这个感觉不但是对我自己，就是对一些大牌明星，包括周润发以及好莱坞的那几个我喜欢的明星，仅仅从外表上来说，我也确实是更喜欢他们四五十岁时的样子，而不是年轻时英俊潇洒的他们。当然，我坦诚，这感觉仅仅限于男明星……

这种心理会不会是变态的、不健康的？例如，会不会是因为我青春不再了，从而内心生出的一种自我保护？我想，应该有这个可能，心理医生不妨解读一下。不过，即便如此，对于我本身来说，这种“变态”也不失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态度的调整让我很乐观地生活在当下，并怀着期待的心迎来每一天。我很难想象，那些对着镜子顾盼自怜的女性，总是在青春将失的惊恐中度年如日，这样的生活，何来的快乐？

最早让我感觉到对自己的年龄挺“自恋”的是有些青年网友的来信，那些网友年龄不大，有的二十多岁，有的可能只有十多岁，他们来信不是骂我，而是写类似如：你都那么大把年纪了，该休息了；你老了，看你那个年老的德性，头发都稀少了……你这样的年纪还写这种文章？你以为你还年轻……

这些年轻人可能一时无法接受我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可又无从驳斥，于是以他们的方式写信来刺激我，伤害我，让我感到自卑，从而痛不欲生，不再写文章。可他们的信并没有达到效果。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我，每当回首少年、青年和壮年时代，多少次艰难几乎跨不过来，多少次变故差一点让我看不到第二天的阳光，多少次自以为无法承受的挫折几乎让我放弃，但我都一一挺过来了，而且，一路走来，虽然满身的伤痕，却也有满心的积累。

我44岁了，不但依然还活在人间，而且虽然身材不高大，却仍然可以独自站立——你以为这很容易吗？在我有限的人生里，我亲眼看到那么多年轻人浪费掉自己的青春，看到太多成年人未老先衰，看到那么多老年人虽然还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如果你去查一下记录，你会看到有多少孩子并没有活到成年，有多少人在三十而立的时候就开始拜倒在权力的脚下，又有多少人到了四十而不惑的时候，却在精神上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尊严……

我们为什么羡慕年轻？那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那是因为大多数被时代耽误的中老年人相信你们会活得比他们那几代人要好，你们有更加光明的未来——但你能肯定地告诉我，你们有吗？

我祝愿每一个年轻人都有美好的未来，但我对自己——对自己的老年，却依然怀着惶恐的心。有时，当我看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如袁伟时、茅于轼，以及我的父亲时，我甚至有些嫉妒他们，我不知道在这个被污染的世界，我是否能够像他们那样活到那么大把岁数，我更不知道，在这精神被污染的世道，我活到八十岁的时候，是否能够像他们那样依然可以迎风挺立。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能够预见到自己活到八十的时候，不再有一颗年轻的心，也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那么，今天，我不知道是我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好了，各位，装13（B）到此结束。以上可以看成是我的国庆节感言，也可以看成是老杨进入中老年的人生宣言。很不好意思让你和我一起紧张了一把，下面来点世俗的、通俗的和庸俗的。

我不能对“民意”视而不见嘛，我察看了读者对我照片的评价，收集了一些意见，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真的有点发福了，如果再不减肥，甭提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了，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杨氏格言怎么说来的？身体之不存，精神将焉附？所以，我决定减肥，耶——

可是，说到减肥，我就又郁闷了。我不是没有减过，都第N次了，有时怕自己坚持不下去，还搞了仪式，请朋友帮忙监督。接二连三、反反复复，朋友都腻味了，见到我就调侃道：老杨头啊，今天还是明天又要开始减肥？

我年轻时候干过很多事，都比较成功，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恒心。所以，后来发现我的“辈分”是“恒”字辈的时候，我喜出望外，连忙把这个“恒”字加到我的名字中，一举两得，我更看重的是：持之以恒！

不知道是这个“恒”字作怪，还是我真正长大了，成熟了，我坚信，我会有恒心走完我选定的路。我的读者换了一波又一波，有时突然有一位老读者写来一封信：天啊，你竟然还在写没有任何收入的博客？而且还在讲那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民主、自由和法治）？你到底要写多久？

不过，我也有非常沮丧的时候，那就是与我对世界充满好奇与追求相同，我的那个胃口一直“如狼似虎”，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杨氏格言怎么说来着？如果给我一个无底洞的胃，我能把整个世界全吃下去……

对我自己来说，以前要减肥主要是出于健康考虑，遵照医嘱。你看看，人家六十岁了，还活得好好的，那么，为了我六十岁的时候，还好好地活着，我也要减肥。再说，我也想知道，到底是你活得长，还是我活得久……

当然，现在看来，还要加上一个我忽略了的目的：也不能太对不起年轻读者的眼球。相貌是父母所赐，我无能为力，但胖瘦却应该是我自己做主。

中秋要到了，国庆长假期也来了，我喜欢五仁月饼，但不敢吃了；海外华人们庆国庆大摆筵席，我也不敢去了，但我不再郁闷，我要利用这个国庆长假期，绝x食、减肥——耶……

杨恒均 祝贺各位中秋与国庆长假期快乐

   爱国贼老杨穿着绣有国旗的爱国服在悉尼歌剧院留下发福的身影

 老杨同志在墨尔本yarra河旅游留影，这条竟然是缺淡水的墨尔本最大的河，被称为墨尔本母亲河。相比地大物博的中国，看看我们的母亲河——雄浑的黄河与缠绵的长江，可怜的墨尔本母亲河看上去更像是二房，姨太太，我称她为二奶河哦。。。

上次在广州时，看到一个新闻，说广东政府拨款1500万元人民币搞改善公共交通的前期调研，制定方案。我大吃一惊，发现他们真是财大气粗啊，我对很多朋友说，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调查研究，其实只要给我150块钱，我现在就能够把他们在未来十年要做的那些事基本上都写出来。不信？等我写好了，你封进信封里，等到他们计划做出来，开始投入更多的钱付诸实施的时候，你再打开信封，保准我150块钱弄出的措施和他们1500万买来的差不了多少。

朋友问我为什么如此自信？我说，我有一个习惯（可谓“怪癖”），就是在思考和写作与民生有关的小说、论文和博文的时候，常常需要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把自己塞在拥挤的人群中，密不透风，思路才能开阔。久而久之，我就对各地的交通状况很了解了，等到把国内和国外的稍一对比，就知道利弊之所在了。上次广州终于决定要搞公交快车道，其实，世界大多西方国家都有了，而我在好几年前到广州定居时就认为广州应该搞了，早搞的话，成本更低，也更利于城市规划。

其实，如何治理交通，也是一个与西方接轨的问题。大家想一下，从西方引进的公路、路牌、汽车和交通规则，你要改进交通，首先还是应该先学习人家的。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人口更多），不是不能搞出新的领先全人类的改善交通的措施，但你首先无法回避人家已经走过的那段路，你跳不过去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你的所谓改善交通措施，将会是很多西方或者亚洲国家在十几、几十年前做过的。你引进了交通领域的所有硬件，那么，软件方面你引进了多少？司机的素质、车站的设置、楼房和街道之间被各单位和小区用栏杆隔绝的各种小路和胡同等等，都是一个问题。

我还强调了一点，要想了解如何改进公共交通，最好的办法是让管理交通的官员自己每天像我们一样去坐公交车和地铁，然后到国外西方国家去亲自坐一下公交车，动一下脑筋，就可以了。正如快速公交车道这种东西，需要花费1500万的经费去研究？那是你研究出来的吗？可惜，中国那些能够做出决策的交通官员除了先打招呼之后下去视察一下之外，大概没有人为了找到解决办法而去坐交通工具了。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每年各地管理交通的公务员和领导们虽然络绎不绝地出国考察，但正如中国老百姓在公交车上从来看不到一个管交通的领导在身边搞调研一样，外国人民同样也看不到中国的交通官员在海外坐公交车，人家是代表国家尊严出国，是代表你这些老百姓的啊，哪里会坐公交车体验生活，要坐就坐豪华专车啊。

上次在西安又激动地和朋友说起广东要用1500万人民币搞前期调研这件事，朋友都觉得很好玩。他们不理解的是，我这个整天鼓捣民主这些大问题的华而不实的家伙怎么谈起交通这个小问题竟然激动得面红耳赤。一个朋友说，老杨啊，人家拨巨款搞前期调查研究，不也是和国际接轨吗？难道西方不正是经常花费巨资搞调研，这样才不会匆匆上马，或者搞出烂尾工程？

朋友这样将我一军，倒让我哑口无言了。我只好连连点头说，确实如此，西方人比较注重前期调研，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所以人家的研究机构和智库特别发达，也有独立性。我当时一时兴起，还举了一个老掉牙的例子，60年前，美国政府对是否要打朝鲜战争举棋不定，这时，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搞出了一个“可行性报告”，但他们不给美国政府看，要一大笔钱才肯出卖。可美国政府又舍不得花钱，就拒绝了。于是朝鲜战争爆发，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很多美国人都认为那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后来兰德公司的朝鲜局势评估报告解密了，虽然内容有厚厚一大叠，但结论却很简单，就是几个字：这场战争打不得！

美国政府知道这个结论后，肠子都悔青了。你想啊，如果当初美国政府舍得花钱，把兰德公司的报告早点买过去，仔细研究一下，也许那场战争就可以避免，或者有另外一种方式进行。

没有想到，我的话音才落，在场的几位西安朋友都抢着发言了，他们说，老杨，在这方面，我们中国早就接轨了，你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于是一位西安朋友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他说，上次我们国家决定要在大西北治沙抗风，也学习西方，不惜血本拨款1.5亿人民币组织全国各地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搞调查研究，决心找出最佳方案，这个智库的专家们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花完这一个多亿的人民币，专家累计出国都有上百次，都快成了旅游专家了，辛苦死了……

最后找到了治理大西北风沙的办法没有？我急不可待地问。找到了，那位朋友很干脆地说，结论比兰德公司得出的那个还要简单得多：种树！

我一脸愕然，全场却狂笑起来，笑声还没有结束，在座的一位学者朋友发言了，他说，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更经典的和国际大学研究机构接轨的故事，话说北京大学某个研究所搞了一个课题，然后向政府申请课题经费，他们研究的课题是：咖啡为什么要放糖。

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特重视教育和科研，北大还真申请到了100万人民币的课题费，100万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北大的专家用了三个多月才用完，当然，课题也完成，结论其实也很简单的。

咖啡为什么要放糖？在座一位朋友像我刚才一样急不可耐地问。

那位学者朋友慢悠悠地说，结论就是：咖啡太苦。

这次，我们竟然都不好意思大笑了。中国挺特别的，严肃的CCTV的新闻联播，常常让人发笑，可你真正讲起笑话来，大家就都笑不出来了。不过，好在我们在接轨，虽然造成了很多笑话，但毕竟也在进步。

说到广州的交通，说到与国际接轨，我又想起一件事。几个月前，广州地铁突然撤掉了使用了很久的地铁站附近的街道地图，全部换上了立体地图，就是那种从空中鸟瞰拍摄的3D地图。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地图，我感到很新鲜，甚至喜出望外，毕竟我们的卫星上天了，我们从太空看地球了，那么把那些单调的平面地图换成这种别开生面的立体地图，新鲜活泼，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估计还是最新的接轨举措也说不定。

不过，在地图前站了一会，我就开始迷糊了，以我的地理和地图知识，竟然发现很难找到我想去的地方。这时我才想起来，我走过的几十个国家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车站使用这种地图。这种地图只适合旅游景点，以及大家本来就熟悉的区域，不适合为陌生人提供方位的地图。后来我的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自从换上这种鸟瞰地图后，广州地铁站就多了一群脑袋拧来扭去都弄不清东南西北的游客。

我想，换上这种花里胡哨的地图的领导也许是出于创新，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与国际接轨吗？他们一定不耐烦了，这一次要一步到位，直接与宇宙上的卫星接轨，只是我们的民众的眼界还没有像我们的神州飞船一样可以从空中俯瞰人间，弄得民众颇有点不习惯。

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成绩，大多是因为我们打开了国门，对外开放并逐渐与国际接轨了。与国际接轨中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一是很多该与国际接轨的地方偏偏不去接轨，强调什么中国特色，其实是利益集团在顽强抗拒；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硬件上接轨，在软件上抗拒，结果弄得不伦不类。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很简单，继续与国际接轨。

杨恒均　2009/9/28

这是另外一次在1992年7月1日的晚会上表演霹雳舞。

有读者来信，说喜欢我那些轻松幽默、带点恶搞的文章，希望我多写一些类似的。还有年轻的读者说，原本以为我是一脸正经一丝不苟的政治动物，原来竟然也……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恶作剧，也就是恶搞的初级形式吧。从事写作后，只要有灵感，我总会不失时机地回归本性，炮制一两篇恶搞类的东东逗大家一笑，如果能够引起读者笑出眼泪，笑出思考，我也会开怀大笑的。

不过，相对于靠文字文章恶搞，我更是一个恶搞的行动派。回顾走过的路，发现我的人生竟然是被一连串恶搞穿在一起的，有些还相当有水平。

记得最早的恶搞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是1987年——说到这个年份，有心人就应该知道我们毕业的前一年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在什么地方。不错，1986年的学潮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高年级学生，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积极 参与者。后来耀邦下台后，风向转了，学校清算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学们才在大小学习会上异口同声地宣称，我们不是参加游行，我们是去观摩考察的。你想，我们是学习政治的，发生这么大的政治事件，怎么可以不去——围观？我的前后两任辅导员周琦与浦兴祖，都是很理解学生，很不错的老师，所以，我们班同学在接下来的秋后算账中，安然无恙。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毕业的时候却节外生枝了。原来，我们班有几位同学在大家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学最终总结的时候，突然跳了出来，声称要来真格的，要触动灵魂深处。他们宣称，每个同学必须坦陈自己内心深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以及对大学四年的缺点来一个总结，不过，你不说也没有问题，因为还要发动其他同学给你提意见，指出你的缺点。

更有甚者，半天会议下来，竟然从揭露内心深处的自由化发展到每个人都需要深挖自己性格缺陷，例如，有些同学好争论，被冠上“不谦虚，有时骄傲自满”，你自己不说，人家就要揭露，大家同学四年，自然清清楚楚。如果放在平时，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是，根据当时当局的要求和学校的规定，我们这次会议评定每位同学的记录是要直接放进每一位同学的档案袋里的。

这就非常严重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学习政治的同学，离开大学时，毕业文凭和分数远远没有档案袋里的那薄薄一张评语重要。更不用说，我们班就有六七位同学分配到国家安全部门情报系统工作，四位同学分配到军队系统穿上了军装，而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则分配到比军警系统还要左的外交部下属单位，如果档案上出现一些自由化的字眼，很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些人一辈子的政治前途啊。

可我们班偏偏就有那么两三位同学不知道是真左，还是脑袋进水了，偏偏要逼大家自揭缺点，还要发动大家互相揭发。还美其名曰对于我们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有好处。实在让我挺愤怒的，你想，连北京秋后算账都没有怎么样我们，同学中竟然出现了这种人？不管你是因为毕业分配不高兴，还是你真心要配合北京整一下有自由化思想的青年学生，你都和大家干上了，其中就包括我，我能坐视不理？

于是，就在今天依然没有拆掉的复旦大学学生宿舍7号楼里分组讨论里，我跳起来要求发言。我的发言是这样的：既然有人要彻底触动灵魂深处，要把四年中我们的缺陷一网打尽地写进档案，不让自由化思想从学校流窜到社会上，那么，我愿意第一个坦白，不愿意等大家来揭露我，但条件是，我坦白之后，所有的人，包括你们几位（那几位要上纲上线的）必须和我一样坦白，不管是向同学，还是向党，好好交一下心——

然后我大声说，大学四年，虽然记不起次数了，但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下，我手淫了XX次……我的自我批评到此为止，现在我要求你们必须像我一样坦白，否则，等大家揭露出来就不太好了。

各位，大学四年，同处一室，谁不知道谁啊？半夜三更，那床上的“吱吱”声，就算是最优秀的共产党员，也知道不是老鼠发出的声音啊。当初我们虽然是以寝室为单位开小组会，但寝室都是门对门的，女生也在场。我的发言声一落，恶搞的效果就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在为如何轻描淡写自己的缺点操心，又都不知道其他人会如何“揭露”自己，谁都怕写进档案，可我的“恶搞”让他们立即找到了比“资产阶级自由化”更邪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是无论如何无法写进档案的。

这是我最著名的一个恶搞，后面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了，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我的档案里写进了什么。但这个恶搞至少缓和了我和大多数同学的困境。当然，因为毕业前一年的那个学潮，我们最后还是被最高当局“恶搞”了，我们那一届毕业分配相比前几届，差了很多。那件事也让我朦胧意识到，也许我们幽默风趣，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恶搞周围的人，但面对强权，我们别无选择，始终是被恶搞的对象。

我们这一代人都自以为曾经真诚过，而且始终是向往“崇高”的，我从小就想按部就班地学习和生活，用现在的标准判断，也可谓多才多艺。现在我告诉朋友，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早过了，那是我刚刚进入初中的时候，在公社举行的文艺汇演中上台拉二胡，结果把台下的观众拉得如痴如醉，鼓掌不停，我连拉了三曲，差一点“下不了台”。

可朋友左看右看我好久，就是不相信我竟然会拉二胡。幸亏有一个初中同学最近写了一篇博文，说到当时的情况。除了二胡，我最擅长的是武术，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练习，在高中毕业前，我的右手已经可以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击碎砖头了。

不过这些爱好到进入大学后就一一丢掉了，由于中国的大学难进易出，我的四年大学过得糊里糊涂，钱没有赚到，书没有读多少，女也没有泡到。参加工作后，兴趣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迷上发源于美国的霹雳舞（Break Dance）。这本来是一种年轻人发泄充沛精力的一种舞蹈，可我却用它有意无意地恶搞了多次。

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会认为我小题大作，跳跳霹雳舞有什么啊？不就是和现在的街舞一样，和麦克杰克逊的太空步一样？但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如果你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场合跳霹雳舞，你就不这样认为了。

事实上，我得坦诚，我并不是有意恶搞，而是我天性如此。不管是外交场合，军队系统，还是警特的聚会上，只要我高兴，我就会跳上一段霹雳舞。记得有一次是1990年在北戴河的学习班上，当晚有北京前来同乐的领导参加我们学员的文艺晚会。一位领导建议我跳一曲霹雳舞，于是我就跳了。跳完后，大家就鼓掌，掌声停下来的时候，我意犹未尽脱口而出：各位，这舞就是我上次到美国学习的，美国有很多好东西，我就学了这个回来……

说完这句，没有听见任何掌声和笑声，我就下去了。后来有同事告诉我，小杨，你啊，你真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啊。他的意思很明白了，我在这个政府应该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了。他是从政治常识推测出来的吧，因为那天晚上看我跳霹雳舞的人，是1989年后负责肃清美国流毒的急先锋。虽然第二天，一位领导见到我后，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含蓄地对我微笑着说“哦，年轻人，哦，年轻人”，但我能够感觉到，我无意中恶搞了共和国那批眼睛里最不能揉进沙子的人。

霹雳舞的英文名字叫break，跳舞者叫breaker，这个英文词更多的是翻译为“毁坏者”，“非法闯入者”， “破冰者”，“开拓者” ……我很喜欢这些翻译，这么多年来，我早已不跳霹雳舞了，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breaker。我要毁坏的是一种旧的制度和陈旧的观念，我要闯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当然，要做到这一切，尤其是要break（打破）强权和利益集团，我们首先要开拓和改造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深处。

我人生中有太多的恶搞，可如果问我这辈子最大的恶搞是什么，那一定是我的三本小说（《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我恶搞了连那些最喜欢恶搞的人都不一定愿意恶搞的那部分——我们自己的切身经历，曾经的信仰和发誓直到海枯石烂的追求……

写到这里，年轻的朋友一定想打断我发问，你说的这种恶搞，并不是我们说的网络上的那种恶搞啊。没错，是有点不一样，但恶搞有很多种形式，还有不同的层次与内容。我喜欢网络上的一些引人发笑，轻松自如的恶搞，但我的经历却也告诉我，面对一个很黄很暴力，一直在肆无忌惮恶搞与“正搞”民众的强权和利益集团，网络上的那些恶搞——特别是那些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恶搞，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流行于部分青年人中的恶搞是以讽刺“伪崇高”，嘲笑“真诚”为手段的，可在一个从来不存有真正的崇高，真诚早就如恐龙一般绝迹了的国度，你如何去恶搞“伪崇高”，又如何去嘲笑真诚？所以，这种恶搞犹如剥洋葱，到后来发现内核空空如也，恶搞着无限失落，更有甚者，玩到最后，恶搞着反而被更会恶搞的强权和益集团们恶搞了。

从我自己恶搞的人生经历出发，我认为，要恶搞那些一直恶搞民众的强权和利益集团，最好的武器反而是真实、真诚和真心……

杨恒均 2009/9/26